从金融视角解读蒋氏政权兴废
《押宝蒋介石: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 作者:谢国平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风雨动荡,步履蹒跚地准备走上新的发展之路。上海滩一批最优秀的金融家和实业家结成了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江浙财团。他们周旋于不同的政府、政党以及各种集团和阶层中间,进行着权力和资本、刺刀和金钱的交易,以商人的本能和政治智慧应付着急剧变幻的政治形势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他们押宝蒋介石,资助南京政府,结交帮派大佬,推动中国历史向右大转弯;但他们又深受南京政府和权贵经济的挤压,财团梦不过是红楼一梦,最终,在时代发生大转折之际选择了退出。几经沉浮,一代商业精英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选择了远离共产党,也远离国民党。前不久,浦东时报社原副主编谢国平的新作《押宝蒋介石——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亮相第11届上海书展,深受读者好评。该书是谢国平继《财富增长的试验:浦东样本(1990-2010)》后推出的又一本力作,重点剖析民国史中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的纠葛,是国内首部以金融视角解读蒋氏政权兴废的纪实力作。日前,谢国平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畅谈创作过程。
本书首次全景式展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金融家群体的命运,以有血有肉的故事和细节颠覆了以往对这一群体——大资产阶级的概念化的叙述。同时,通过这些金融家的命运,诠释了政府与商人关系。
记者:您的新书名字叫做《押宝蒋介石》,我觉得这个书名挺能抓住读者的眼球,指向性非常的强,我刚听到这个书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押宝?谁押宝?通过什么方式押宝?请您先介绍下您这本书的内容吧。
谢国平:这本书的全名为《押宝蒋介石: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曾有一位读者,也是我的学生,看完这本书后和我说,谢老师,这本书的主题应该是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写了民国时代一群商业精英、也就是活跃在中国金融界的一批金融家,因为这些金融家大多来自江浙地区,他们渐渐地形成一个联盟,后来被称为江浙财团,其中核心人物有张嘉璈、钱新之、陈光甫、李铭等。
这些中国最优秀的金融家和实业家周旋于不同的政府、政党以及各种集团和阶层中间,进行着权力和资本、刺刀和金钱的交易,以商人的本能和政治智慧应付着急剧变幻的政治形势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
到了1927年,他们押宝蒋介石,资助南京政府,结交帮派大佬,推动中国历史向右大转弯;但他们又深受南京政府和权贵经济的挤压,最终,在时代发生大转折时选择了退出。几经沉浮,一代商业精英远离共产党,也远离国民党。本书写了他们的悲喜剧,他们“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命运。
这本书有这样两个看点:
第一,首次全景式展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金融家群体的命运,以有血有肉的故事和细节颠覆了以往对这一群体——大资产阶级的概念化的叙述。这些金融家和国民政府走得很近,有些还在政府中任高官。作为金融家或者说银行家,在民国时代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或者说话语权很大,甚至远远高于我们现在知道的民国时代的企业家,比如四川的卢作孚、无锡的荣氏兄弟等。但解放后,这些人都销声匿迹。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有些介绍。
第二个看点是,通过这些金融家的命运,诠释了政府与商人关系。对于商人或者企业家来说,怎样和政府处理好关系,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而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很多官员和商人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所以,出版社认为出版这本书也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记者: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讲,其实本书就是一部讲民国时期,江浙财团的一次投资史,或者可以说是江浙财团在民国时期打的一场宏大的金融战争。最近这几年,关于民国时期的作品特别多,好像不知不觉间就兴起了一股民国热,不过大多数作品都以小说、传记为主,类似于您这本书这样的题材非常的少见。请问您当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呢?
谢国平:写本书是在2009年,当时上海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我得知消息后就想到了上海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著名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为此我还写过一篇文章《两个中心的时光隧道》,讲述了当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因为,我一直关注民国史,尤其是经济史。记得那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走在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的上海外滩。看着那一幢幢民国时代建造的银行大楼,想象着进进出出的那些金融家,我忽然有了冲动,我觉得金融中心形成离不开金融家,他们都是一群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于是我就开始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地写了起来。不过,我写作时就很明确,不是写人物传记,是写大历史,但是不能离开人物,必须围绕着人物,他们的故事展开。
记者:在这本书中,您写了民国时代的一群金融家,对于中国现代金融业的贡献,但是一般读者了解不多,您还说这是一群传奇的杰出的人物,那么到底传奇在哪里呢?
谢国平:好吧,我就举这么几个人物为例。一位叫张嘉璈,又叫张公权。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也提到他。张嘉璈是上海人,出生大户人家,家中12个孩子,八男四女,个个才俊,成人后一半成了上海滩乃至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最有名气是老二张君劢(张嘉森),哲学家,他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者,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还有是张嘉璈的二妹张幼仪,当年就是张嘉璈做主,许配给了著名诗人徐志摩。据称后来她与徐志摩的离婚是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张幼仪是以贤惠和自立自强闻名,尽管被徐志摩所弃。张幼仪还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有四大银行:工商、中国、建设、农业,其中的中国银行就是当年在张嘉璈手中发展壮大起来,而且在那时是实力最强的银行,他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
另一位叫陈光甫,被称为“中国的摩根”。他草根出身,又是一个海归,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可以说他是赤手空拳在上海打拼,最后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他有一绝,更善于做小生意,比如说,他要做一元钱的储蓄,那是大多银行都不屑于做的生意。还有,他甚至还会贷款给街头摆水果摊的小贩。说实话,这些经营管理方式,直到今天,我们很多的银行还做不到。也就是说他把“服务”理念做到了极致。
更有意思的是陈光甫一向不愿意和官场、官员走得很近,但是蒋介石偏偏看中了他,给他一顶顶红帽子,甚至还给他授予中将军衔。你想想,陈光甫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战功,竟然有军衔。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借钱,美国财政部长发话说:可以,但请陈光甫来打一个招呼。一个政府的信誉尽然要一个民间的私营银行总经理来担保,我们可想而知,陈光甫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分量。事实上,确实经过陈光甫的努力,民国政府争取到了贷款。因此,又有人称陈光甫为“民间外交家”。
还有一位是杜月笙。大家知道他是青帮头子,被称为上海黑社会教父,属于跺一跺脚、上海滩也会震动的人。他怎么会名列上海金融界呢?杜月笙早年走私,贩卖烟片,开设赌场,后来他转向了工商业,还开了一家银行,并在很多企业兼任董事长,到了上世纪30年代,杜成了上海金融工商界的领袖,在江浙财团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1935年,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应邀率使团为中国设计币制改革,对于杜月笙成为中央银行董事很不以为然,堂堂的国家银行竟然有黑社会老大!李滋罗斯直言财政部长孔祥熙:任命这样的人不会提高银行的地位。但孔祥熙打哈哈说:尽管杜过去不光彩,但他现在已经改过自新,还定期参加星期天的礼拜。英国使团中的一位成员、英格兰银行家告诉李滋罗斯,杜月笙事实上是这家银行最精明、最有用的董事之一。
杜月笙有一句口头禅:“闲话一句”,成为上海滩最有信誉的名言。后来杜月笙落难逃到香港后,老病缠身,如纸人随时被风吹倒,但很多到了香港的上海银行家、企业家还是愿意听他的“闲话一句”。
当然,书中还有很多金融家,本书就写了这些金融家的传奇故事。
记者:您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江浙财团对蒋介石的投资史。我想问一下,在当时那种动荡的情况下,江浙财团选择蒋介石的理由是什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财团呢?
谢国平:其实,江浙财团这个称呼是后人叫的,日本学者称为江浙财阀。不过这里说的财团并不是现在管理学范畴的财团——金字塔结构,有董事局,有总裁,有CEO。江浙财团不是的。
因为民国初年,在上海金融界,江浙籍商人控制的银行已成为最重要的力量。在那时,每周五,上海外滩附近的一些酒楼常有银行和企业经理们聚餐会,边吃边聊,谈谈生意,也就完成了互开户头,互相参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企业资本入股银行,银行又为企业提供贷款,工厂业主、银行家、商行老板……在利益紧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松散的以江浙商人为主的群体——江浙财团。尽管其内部并没有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但抱团双赢成为共同愿望并付诸行动。
记者:您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1927年春,上海大商人,也就是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虞洽卿到北伐军总司令部要求蒋介石提供保护,并答应给北伐军一笔钱,双方达成了一笔大买卖,一方找到了靠山,另一方找到了财源。蒋介石为什么要和江浙财团做这笔买卖?
谢国平:很简单,蒋介石打仗要花钱,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军打到了南昌后,就发现大问题了。北伐是从广州出发的,那时还是夏天,但到了南昌已经深秋了,战士们的御寒衣服还没有落实,军饷也发不出了。蒋介石急了,一次次发电报给宋子文,要求给钱。问题是,广州政府也很穷,而广东已经被榨干了油水。蒋介石脑筋就转向了上海,蒋介石在上海炒过股票,他知道在上海有钱的是商人,在商人中有钱的是江浙财团的老板们。他还是知道孙中山历尽千难万险,推翻了清王朝,但却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缺钱是一大原因。因此,蒋介石也就和江浙财团谈判,我的大军保护你们,你们拿钱支持我。所以,他北伐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上海。
记者:这本书的封面有句话让人印象很深刻,“中国商人为什么永远只寻求‘捕鼠的特权’?尽管他们深知,当失去自由的资本被迫走上依附权贵之路,二者的结局往往是先疯狂,继而覆灭。”就是财团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走钢丝,为什么还一定要选择这条路呢?这是中国商人一贯的经济思维决定的呢?还是当时的政局注定了他们只能做出这种选择?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谢国平: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也是我在写作中一直思考的问题。要知道,民国初期,中国政局一直处于风雨动荡之中,仅北洋时期,北京城里就换了40余次内阁,很乱。因此,这些中国最顶尖商业精英出于本能抱团上海滩,这些人有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有着现代民主意识,有着高等教育和留美背景,他们一次次地抗争,要捍卫自由主义,要捍卫商业社会必需的生存法则。
但正如中国通、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说的,“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所以到了1927年的那个春天,江浙财团拿出真金白银,和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做一笔交易,以求得到南京政府对于商业社会最基本规则的尊重。商人总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最终的结果不是双赢。在向蒋介石进行了风险投资之后,他们一边分享着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喜悦,一边就痛苦地发现正在被蒋介石如挤柠檬一样,挤干后扔在一边了。
所以,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商业精英的悲哀,我在书中写道:“刺刀和金钱的交易从来就不是平等的。”
还是旁观者清,费正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那样的犹太人财团,也没有出现过美国式的商业帝国。商业在传统价值中受到轻视,现代以来也没有成为一种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虽然各种政治力量都要靠向他们贷款或者是勒索才能生存下去。
同样,江浙财团一样也没有将强大的经济力量转成政治力量,尽管其中不少人——本书的主要人物还有了“红顶子”。中国商人的悲剧也就在此,越有钱,越能够成为与官场、权力最近的人,所获得的收益也就更大,风险也越大,或生或死,也就由不得自己,企业家精神更是无从谈起了。
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一话:做官要学曾国藩,做生意要学胡雪岩。这真是误导。是的,胡就是勾结官府发家的。但是说这话的人可能不知道胡是怎样倾家荡产的。
记者: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您还写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推出币制改革,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也是围绕着币制改革展开情节的。您是怎样看待这场改革的?这场币制改革对于中国的经济、国民政府的命运,乃至中国的金融家的命运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谢国平: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写的北平,而在上海围绕着币制改革发生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当时,为了推行币制改革,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有这样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
蒋经国当时确实抓了一批商人和贪官,其中最大的两只老虎;一个是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一个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得到了民众的叫好。
在《北平无战事》中有一个扬子公司,确实历史上有这家公司,老板就是孔令侃——孔祥熙的儿子,这时孔祥熙已经在美国,对于币制改革话语权不大了,但是孔令侃有一个大靠山,那就是第一夫人,他的姨妈宋美龄。蒋经国大义凛然,但最后也是输在孔令侃的靠山手里。
还有一个故事,那时蒋介石还以为上海银行界有钱,其实抗战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大不如以前了。当时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李铭商议后决定拿出一千万美元给民国政府,蒋介石得知后大怒,偌大的上海银行界就给这么一点点钱打发了,不行,一个电话要把李铭抓起来。
事实上,那时老百姓未必明白币制改革的问题,老老实实地到中央银行门口,按照政府的规定排着队把家里仅有的金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但是那些银行家心里明白,所谓的金圆券其实不过是一张废纸。人们手里的金银、外汇,都是一点点辛苦挣来的,不像国民政府金圆券是从印钞机里印出来的。
所以当民国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发行金圆券后,不仅仅让老百姓的家庭破产,也大大地伤害了这些银行家的利益。势态发展到这时候,这个政府不灭亡,天理不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位年轻读者看了本书后,告诉我:他明白了为什么1949年,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记者:您的这本书《押宝蒋介石》在书评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这样一种观点说:“您这本书从金融视角解读蒋介石政权兴废,写尽了国家意志和资本意志的纠葛”。大家看得意犹未尽,都纷纷在问,本书之后,您会不会继续写第二部、第三部呢?
谢国平:是的,我的下一部书也涉及民国金融。《押宝蒋介石》写到1948年,我的下一部书正是围绕1948年的币制改革展开。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大决战,蒋氏政权将倾倒,蒋经国、王云五、翁文灏等试图力挽狂澜,推行币制改革,由此在上海拉开了一场打老虎反腐败的惊心动魄的争斗。我希望让人看到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所面临的腐败斗争,腐败似毒瘤如何疯狂地侵蚀着国民政府,其中故事更加惊心动魄,当然也力图描述那些传奇式的人物,比如王云五、翁文灏、吴国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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