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的下沙是厚重的。 

几年前，当下沙和航头合并时，我很失落为什么不保留下沙之名而存航头之名？这种失落的缘由，是因为下沙的历史对于上海对于浦东来说，实在是太丰厚了。 

浦东下沙地区早在隋代就已有人煮土盐，唐代已经有“煮海熬波”制盐之业了。大约在公元950年左右，下沙盐场已成为华亭五场之一，其盐场规模、产量、质量、税额已居华亭各盐场之首。北宋后期，下沙盐场所辖面积包括了当时南汇的全部地区和川沙县的全部沿海地区。元代陈椿著《熬波图》序言中说：“浙之西、华亭东百里实为下沙。滨大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淞、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之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可见，当时的浦东，都是下沙盐场的领地。 

1127年，南宋在下沙设盐监，置两浙都转盐运使司松江分司，管辖吴淞江以北的江湾、大门、南跄、黄姚、清浦等场，吴淞江以南的青墩、下沙、袁浦、浦东等场。1208年的南宋嘉定年间，下沙盐场已统辖下沙、南场和北场三场。元代，下沙盐场统领六场：下沙南场、北场、大门场、杜浦场、南跄场、江湾场。明初，下沙盐场分为三场九个团。1436年的明正统年间，随着大海的东移，盐场署迁新场，后又迁大团，但仍称下沙盐场。 

元代和明代初期，是下沙盐场的鼎盛时期，盐产量为浙西27个盐场之冠。元初，华亭五场产量定额为3.12万吨，单下沙盐场定额就达6683吨，占21.4%。明正统年间下沙盐场总产量达到8450吨。可见下沙盐场的地位。 

下沙盐场以煮盐技术高超和质量优异而著称。元代，下沙盐场已经创造出了一整套独特的煮盐方法，收入于《永乐大典》中的《熬波图》足以佐证。 

明代后期，因沙涨泥淤，咸潮渐远，盐灶便逐渐地停煮了。1830年的清道光十年，全部盐灶停煎。自此，浦东千年的制盐历史便进入了农耕时代。 

下沙，是浦东成陆最早的地方，也是浦东历朝历代这个名字传播最广的地方。不管是文献的记载还是历史的碎片，总是留存着辙痕。 

下沙的厚重还在于，世代为盐官的瞿氏家族对下沙的影响。 

瞿氏是宋末至元代浦东地区最富有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先祖随宋室南渡后，从瞿榆维于1208年的嘉定年间开始任下沙盐场盐监起，到他的儿子瞿哲、孙子瞿君用就一直做着下沙盐场的官。后来南宋政权虽然为元朝所更替，由于其曾孙瞿霆发率下沙盐场盐民归附元朝有功，瞿霆发继续做着官，曾先后被任命为上海县盐局副使，并提举上海市舶司，后来又被升任为两浙都转运副使。 

元代是下沙盐场的鼎盛时期，作为下沙盐场世家的瞿氏家族并没有放弃对盐场的控制。瞿霆发的弟弟震发、电发，儿子时学、时懋、时伦，孙子先知等都曾先后在下沙做过盐官，成为当时浦东乃至松江府的首族。1379年的洪武十二年，朱元璋下诏族灭松江巨族，瞿氏家属位列榜首。诏令明文规定，仅留长子“以存宗祧，余皆抄没”。于是，下沙瞿氏“其族数百家，歼之殆尽”，只有两仆人各抱一个幼儿逃出幸存。 

一个世袭几代荣耀的家族便这样灰飞烟灭了。现在下沙和下沙的周边，姓瞿的很多，是否是瞿氏的后代，便不得而知了。 

下沙古时称鹤沙，下沙在辟为盐场之前，原是一片地僻风清的芦苇沙滩，据传是东吴名将华亭侯陆逊养鹤处。据说下沙所产鹤为丹顶、绿足、龟趺。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鹤，惟鹤巢村所出为得地，余皆凡格。”说下沙所产之鹤，不卵而胎，为仙种。真实与否，只能询问苍天。但有一点肯定，下沙的历史确实很厚重。 

下沙有个沈庄，是浦东新区的历史风貌区。沈庄的得名来自于沈维四。据说元末江南巨富沈万三的堂兄弟沈维四曾在下沙购置了一座庄园，称为“沈氏田庄”，名因此而得。但据考证，江南巨富沈万三在周庄有宅，却没有这个堂兄弟。但不管怎样，在元代，一个沈姓的有钱人在此建了庄园或是开了一间沈氏商铺，便留下了这个地名。 

下沙黄楼七组有傅雷的故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去寻访过，屋前的流水流淌着悠悠岁月，却流不去我对这位下沙人的人格敬仰。 

总有一种忆念铭刻着，在写浦东历史的文字中，下沙总是与浦东的历史割舍不去。 

或许，这是我情怀的深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