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曾在上海针织品总公司、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财政厅、上海浦东新区金桥镇、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办公室工作。曾公开发表了50余篇涉及财政经济、文化建设、社会管理、人文秩序等方面的论文。在参加上海浦东新区第十五期中长期外向型培训期间，曾著并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发行《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中西方差异的人文渊源》一书。

中华民族是由56个不同民族所组成的具有丰富民族特性的族群概念。中华民族从发展之初，就是一个共同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为丰富、发展、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不同的贡献，并使得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至今仍不断丰富发展的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现代文化。

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解释和界定民族间关系的话，所有认同、秉持、丰富、传播、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所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更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从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始终是在与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蛮戎夷狄等各民族，共同经历着融汇、冲突乃至发生战争的过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农耕文化为基础、游牧文化为辅助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并正迎接着海洋文化的逐步融入。如果从整个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来看，凡秉持、充实和发展中华文化内涵的朝代，这个王朝的整体实力和历史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凡放弃、背离和歪曲中华文化精神的朝代，其发展氛围和精神面貌就显得十分颓废。

唐朝时期彰显中华文化的民族交融

社会秩序，实际上就是广大民众的人文需求，在社会管理层面上，实现稳定状态的内在要求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人文需求，进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秩序。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往往是伴随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同步进行着的。战争频发、朝代更迭、民族交融、文化汇融。东汉后期开始，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朝统一，中国实际上经历了400多年史称的第二个寒冷期。

从东汉末期开始，一方面大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直入王室；另一方面，在相对稳定的三国期间，大批游牧民族特别是匈奴，又归附中原，逐步汉化。在隋朝统一中国之前，北方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与当地汉民族一同生活生产，已经基本融入汉民族生活圈，至少不反对汉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其在生产方式上，也逐步采取了农耕社会的方式。特别是北魏期间，身为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汉名元宏）自觉认同中华文化，不但借南征南朝之名，将首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迁至中原核心的洛阳地区，而且全盘推行汉化，将鲜卑姓改为汉姓，鼓励与汉人通婚，30岁以下禁用鲜卑语，改胡服为汉装、采用汉官官制、实行均田制等，以期彻底适应中原、融入中原、统治中原。

在南北朝统一之前，北方各族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一个逐步从破坏、理解、接受、融入，最后到完全秉持的过程。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必须要寻找一个适合自身现实社会正常发展的社会秩序，以改变过去游牧形态下的社会秩序。一方面是受到身处中原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的影响，北方各民族必须面对生产生活的改变，否则无法在中原生存；另一方面，中原环境下的社会人文秩序——中国文化在社会生态方面的外在表现形式，有利于整个人文社会的稳定发展，包括有利于避免族群间、部落间不必要的内耗，是现实中原社会最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秩序。这时候文化的接受和认同，逐步变成了对汉民族的接受和认同。从隋朝特别是唐朝期间，大批少数民族自觉归附乃至后世逐步的族别更改，也充分验证了中华文化秩序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进入唐朝以后，中华文化进入了交融期和高峰期，各族部或远遁大漠、或和亲称好、或称臣羁糜、或直接融入，整个中国呈现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盛世局面。

由汉经南北朝而至的隋唐，可以说是以汉民族为本体的新型民族体，同时，也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新型文化共同体。

地域间的互通，族群间的融合，文化间的交汇，特别是从文化认同角度出发，就会逐步达到对族群的认同，由此推动整个文化的同化，并实现现实意义上的族群交融，进而渐渐达到族群的同化。

社会的长期稳定，推动着整个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全面提高，特别是就中华人文秩序或是中华文化而言，在汉朝时已经基本成型，并不断深入地浸润到中原及后世不断扩大的整个疆域。以汉文化，或称为农耕文化，或称中华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汉民族，始终是最坚定维护汉文化的民族基础，加之汉民族人口庞大、疆域广大，以创立、秉持、维护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汉民族，成为了这一文化的民族代名词，以至于不管后世王朝如何更迭，对汉民族的称谓始终没有改变。

可以说，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并行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以王朝更新换代、交替延续发展的实体中国；一个是以历史传承、文化认同为特征，无形存在的文化中国。实体中国一直在形态、区域、政权等有形的方式上不断变化交替着，而文化中国则是源于西周、始自春秋、成于汉朝一脉相传的。奋武卫，是维护和拓展着实体王朝的中国；揆文教，则秉持、发展和传播着无形的文化中国。两者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推动着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这期间的文化认同和追祖认宗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宋辽金时期民族对垒的文化交融

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基本保持着并列而行，或战或和，交织运行的状态。与此同时，这些并行而至的王朝一直不断地相互学习借鉴，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和借鉴。

伴随着唐末五代十国的争斗，以中原本部为核心的宋朝终于建立。但与汉唐不同的是，宋朝周边有着几个足以与其抗衡的王朝：北方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国，东北方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国，西面是以唐古特人为主体的西夏，西南是吐蕃国等。

辽、金两个王朝包括西夏，在与宋朝对垒的过程中，已逐步进入中华文化圈的范围，在交织过程中，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吸收和借鉴着中华文化的内容。可以说，基本上是实行的农牧二元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辽朝时，采取着看似“一国两制”——“南北两面官制”的方式。即北面官采取“以国制治契丹”，南面官采取“以汉制待汉人”，属于典型的“半胡半汉”制度。同时，其文字也是借用汉字造型的契丹大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主动要求在汉人中祭祀一位大圣，并将孔子立为万世至尊，兴建孔庙。金朝时，汉化过程更为厉害，他们采用汉人官制，制订百官礼仪，并按汉人模式兴建宫殿。同时，尊孔崇儒，历朝皆建孔庙、立孔碑，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金世宗曾说：“朕之所以命令翻译五经，是要女真人知道仁义道德之所在。”西夏时，相对与中原的宋朝沟通少一些，但其西夏文字却是借用汉字形声字的原则创造出来的。另外，辽、金王朝与宋朝之间艺术方面的交流也十分丰富。

宋、辽、金、西夏四个王朝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的势均力敌，且能够对峙如此长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仅有的状况。这种王朝之间、民族之间的对峙，实际上也是文化上的对峙。在其过程中，彼此不断地学习吸收对方的文化，并有意识地集聚力量。特别是宋朝其自身疆域已无牧场养马蓄力，加上几次疆场上的失败，自身武力无法与周边几个王朝抗争，只好签订城下之约，以“岁币”的形式贡予辽、西夏。但其志未改，主动开展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大兴贸易之路。表面的繁荣，并不能掩饰国力的虚浮。重商主义只是增加了宋王朝贸易财富的积累，未能增强王朝所需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当时的宋朝虽然在经济规模上显得较大，但按照战争状态下的产业比例来看，重商主义并不能对王朝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偏安一隅的王朝背景，使得人们思想也趋于内敛和保守，突出表现在朱子理学的创立。尽管朱子理学传承于儒家正统，还吸纳了释道思想，并看似更加体系化和更具逻辑性，但朱子理学的思想内涵却走向了内向化和相对僵化，使得传自春秋、秦汉和唐朝的开放性、发展性的儒家思想，变得教条和呆板，这样也就缺乏了对周边其他王朝的影响力和同化力。

这一点，在宋词与汉赋、唐诗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意境的差异性方面，也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宋词当中的民族糅合性、兼容性和吸纳性相对较少，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复仇性和征服性。在宋朝与周边王朝相峙长时间以后，非但没有实现中原各国的统一和各民族普遍意义的交融，反而随同辽、金和西夏王朝先后被元蒙势力在较短时间内一并颠覆。

正因为宋朝时文化趋向保守，使得宋朝无法在文化上、政权上实现一统中国。而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也使得王朝不断退让萎缩，直至亡国。文化本身是不断发展的，既可能向丰富充实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萎缩倒退乃至没落的方向行进，由此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发展进程。所以说，任何由人文需求所孕育、凝聚、形成的文化，本身就有着这种文化自身的特性，包括保守性与开放性、聚核性与分散性、兼容性与排他性等特点。这些特性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一个王朝统治时间的长短和疆域面积的大小。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基于传承而来的文化，本身就固有自身的人文性和合理性，关键是传承到一定时期后，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结合现实实际，不断地推动自身文化的创新、发展，乃至引领我们整个民族不断进步和发展。

元朝时期伴随文明冲突的民族交汇

历史上，以攻城掠地的战争形式所表现的文明冲突，从来都是血淋淋的，也是冷酷无情的；现实中，以意识形态的占据为表现形式的文明冲突，无所不在地渗透于工作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宋朝灭亡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游牧民族为主导统治的中国。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并建立了奴隶制的军事封建帝国，公元1271年忽必烈迁都燕京，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

作为武力征服者的元朝统治阶层，为维护自身地位，不得不采取改弦更张的政策——改旧俗，行汉法。忽必烈颁诏即位时，即改可汗为皇帝称谓。而元朝之“元”字，本身就取自《易经》中的“乾元”之义。同时，他诏令全国“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月释奠”；元成宗即位后在京师大建孔庙，尊孔崇儒；元仁宗期间，力行“汉法”，并恢复以儒学思想科目为主的科举制……作为在蒙古高原长期实行奴隶制部落式的游牧民族，自身刚刚实现部落统一，狂扫欧亚大陆之后，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产生遵循中原文化的意识和行为，应该说，在文化认知方面，实在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同时，在整个元朝统治时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时时刻刻在社会各阶层的方方面面予以体现。特别是元朝依然按照近乎奴隶制的方式，以民族为类别，把居民分成四等，将蒙古族与包括色目、汉民族、南人等在内的几大族群，以有形方式、无形意识的方式相互对立起来，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其中也加速了汉人与女真、契丹、渤海等同被列为三等族群的汉化道路；元朝统治集团对中原实施统治的理念、方式，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短短94年的中原统治时间，居然更换了十一个皇帝，这也充分说明了蒙古贵族执政高层之间的观念冲突；元蒙曾借重儒家文化，但汉人儒生仅是作为一般性的官吏而已。同时，中央政府从未真正意义上在行政、人事、财政等方面，对地方政府有所节制。可以说，未能形成有组织、有效能的行政体系；入主中原之初，就有一些蒙古贵族向元太宗窝阔台提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地”。幸亏已经彻底汉化原契丹贵族耶律楚材的及时驳斥而未能实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大多数人会认为，如果真的采取这样的政策的话，汉族人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其实，真正会亡国灭族的一定会是元朝蒙古族，汉民族具有较为系统化、完整化的文化体系，且文化本身的力量就在于巨大的向核力，特别是汉族所秉持的文化聚核力和文化张力一旦集体迸发，其反击力度决不逊于任何民族！在中原未能真正意义上尊重农耕人文需求，遵从中原人文秩序，拒绝吸纳中华文化，于是，蒙元王朝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而能够适应农耕文化并最终留在中原持久生活的广大蒙古人，慢慢融入中原文化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任何不遵循中华文化的统治者，都不可能真正立足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弗·伏尔泰曾在观看了元杂剧《赵氏孤儿》之后说：“统治中国的王朝虽然会灭亡，但中国古老的文明却将永远存在。它深深扎根于人民当中，成为他们民族献身的美德。因此，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的被征服者，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成吉思汗和鞑靼族。”

当前，增强文化信念、把持充实自身文化，是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发展自信、方向自信的关键。真正支撑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恰恰是根植于我们血脉、书写于我们历史、养成于我们生活的中华文化。当然，中华文化也必须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广泛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成为提升整个民族素养的精神追求，成为规范中华民族人文秩序的思想引领，从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