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启动后就一直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鼓励，他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正因为浦东人有着敢于尝试的劲头，到了2012年底，10平方公里的外高桥保税区，贸易总额已达1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超1000亿美元，税收1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100亿元，超过了最繁华的南京路。

正是因为不断地思想解放，浦东开发者才敢想敢做，创下许多第一。

朱镕基定下的英文名

1990年6月8日至15日，朱镕基率领上海经济代表团访港。在沪港经济合作展望研讨会上，他发表了长篇演讲，提出了上海开发浦东的思路，以及与香港合作的前景。他告诉香港工商界：“中央给了上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将会释放上海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中央做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决定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

朱镕基还用英文直截了当地告诉外商，浦东还将建立FreeTradeZone（自由贸易区），并称，与现有的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比较，这是浦东开发开放第一个特点。

彼时，北京“六四风波”平息不久，在中国“自由”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在那个干什么都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年代，“自由”一词往往会被人联系上资本主义。但朱镕基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世界，中国还将建立FreeTradeZone，可见朱镕基之魄力。

据上世纪70年代末负责筹建经济特区的广东省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忆，那时对深圳、珠海和汕头“先走一步”的三个地方叫什么争议很大，“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些，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啊！”

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叫特区！据原浦东新区管委会外事办公室主任陈炳辉回忆：外高桥保税区，翻译成英文叫FreeTradeZone。我记得那是1991年，朱镕基市长在火车上跟我说，保税区，世界上没有这样叫的，只有保税仓库，如果用保税区，就是叫BondedArea，外国人看不懂，那我们只能翻译成FreeTradeZone，中文就叫保税区。因此，今天这个名字是朱镕基定的。

浦东还曾提出将中文名称也改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想了很久的朱镕基最终还是叫秘书打电话通知：保税区的中文还是不要更改，按国家文件就叫保税区。所以中文名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英文名为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Zone。

赵启正力挺英文名

但这一译名遭到有关部门的质疑，有人还追问：你们这个翻译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翻译的？

1992年9月，第一次全国性保税区工作大会在天津召开，会上浦东提出了“三个自由”的特殊政策——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自由，以及要抓住贸易作为突破口，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保税区的建议。为此，作为浦东代表、外高桥开发公司首任总经理的阮延华认为，翻译成FreeTradeZone从对外宣传、与国际接轨等方面都有利，很容易让人接受，毕竟自由贸易区才是国际上通行的。

浦东的建议引发了与会十四个保税区代表的共鸣。但是，会议主持人提出，这“三个自由”的提法是不是可以用其他词来替代？海关同样也提出了反对，称应该翻译BondedWarehouseZone（保税仓库区）。

浦东代表进一步解释，这个翻译是我们请了很多国际方面的专家，了解国际的整体情况后定下的。而且这个翻译是经过朱镕基同意的。

紧接着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发言。赵再三强调必须跟国际接轨，保税区对外翻译应该是自由贸易区，还用了很大的篇幅举了很多案例进行说明。多年后，阮延华回忆：“他的发言将我们的自由贸易区概念表述得非常清晰，而在20年前，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很少。”

“赵副市长力挺我的观点后，反响非常非常大。”阮延华回忆，赵启正同志还不放心，当晚又和他一起专门找到主持人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英文要这么说。自由贸易区主要是按照国际惯例让货物自由进出，接轨贸易全球化。总之是使上海发挥像香港一样的国际自由港的功能，同贸易保护主义相对。

这个会议以后，全国所有保税区的英文翻译都变成了FreeTradeZone。

当然，这样的翻译，不懂中文的人不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不过，精明的日本人曾经发现了。据赵启正回忆，日本人问他，为什么外高桥保税区的中英文名称不一致？有什么深层原因？

赵答：因为一般中国人对自由贸易区的意思不甚了然，可是对保税仓库就了解得很清楚，知道货物进了保税仓库，不用上税，拿出来再上税。保税仓库多一点，就是保税区了。

如此解释，确实有些无奈。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确实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说到“自由”一词会有那么多的忌讳和麻烦？

上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浦东开发启动之时，中国曾经有一场思想大交锋，有人在反思的旗号下，借着姓“资”姓“社”等话题大做文章，甚至追问:“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而至今让人钦佩的是，1991年春节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观点鲜明地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其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称：“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的文章在思想界掀起了惊涛骇浪，很多人在问：“皇甫平”是谁，有何背景？甚至指责“皇甫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若干年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邓小平的意思！那年春节他鼓励朱镕基等上海领导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钩沉史海，有两个历史细节值得寻味：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后举办的海南对外战略研讨会上，鉴于历史教训和现实，与会者一致呼吁在海南建立“特别关税区”，而不是叫自由港、自由贸易区。

2007年，深圳原市委书记厉有为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建议：适时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等地辟为保税特区。而他所描述的保税特区的概念几乎接近自由贸易区，但他避免了使用“自由”一词。

立法创下若干第一

那时如何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地方领导确实缺乏经验。阮延华回忆：“那个时候保税区问题多，但又缺乏经验，很多东西以前都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做。赵启正就对我们说，作为第一线的人，如果你们固步自封，想要发展是绝对不行的。”

当时，浦东研究了世界上不同类型的自贸区，发现国外是先有法律，确定可以做什么，有了规矩再办事。因此，为保税区立法至关重要，于是浦东人大胆地在立法上向前一跃。

在上世纪90年代，地方立法是“天方夜谭”，因为国家统一税制、统一法制，地方法只能是在国家政策没有明确的方面加以明确。浦东就想办法说服市人大进行调研。1994年起，由市人大财经委牵头，市政府法制办、浦东新区管委会、市外经委等部门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用时两年分赴全国和世界各地进行调研。

立法草拟中，浦东希望能借此有突破，“于是埋了很多‘钉子’。做好后，我们看看很满意，但还需中央的同意。”曾任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主任的胡炜回忆，但是“拿回来再看，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突破”。

还要不要出？有过争议，“但最终我们认为，基于有些政策一直在变，若能将当时条件下的看法，以法律的形式定下来，应该也是一个进步。”胡炜回忆说。

1996年12月，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的保税区条例正式通过。

没想到，效果大大超出了预料，很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保税区的法规，证明上海是按法来办事的，我们对此有高度的信任感。

“这真的是对我一个极大的法制教育，也强化了我们要不断敢于尝试的劲头，不能怕‘碰钉子’。”胡炜道。

而这部法规也创下了若干第一：市人大常委会为浦东开发制定的第一部创制性地方性法规；第一部在人大常委会上一次审议便全票通过的法规；第一部为使法规符合国际惯例而需要人大代表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出国进行调研和考察的法规。

正因为浦东人有着敢于尝试的劲头，到了2012年底，10平方公里的外高桥保税区，贸易总额已达1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超1000亿美元，税收1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100亿元，超过了最繁华的南京路。保税区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资源配置节点。

今昔对比更能让人感慨。

浦东开发之初，外高桥保税区老开发舒榕斌回忆他“曾经带一个韩国商人赴浦东的外高桥一带考察，到外高桥港口时，只见大片的芦苇荡。韩国商人难掩怀疑和嘲讽，问我,你们是不是真的开发？这得要多少年啊？”

然而就是在质疑中，浦东迅速崛起，没过多少年，就“当惊世界殊”了。

这正是思想解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