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是浦东最早、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单一的经济创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繁荣，这样的繁荣也因资源的消失而转向衰落，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成更大的生产力。

因为靠海，有了盐，又因为有了盐，就有了先民们在浦东大地的生生不息，创造了浦东的一段繁荣和灿烂史。但因为资源消失、垄断消失，繁荣的历史也被终结。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回顾历史有益于我们走向未来，读懂历史，方能创造历史。浦东盐业的兴盛历史也警示我们当下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经济转型的经验与教训，在古代浦东也可以找到。去过浦东新场古镇的人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当年新场的繁华程度曾一度超过上海县城，有“新场古镇赛苏州”之誉。

历史上新场镇的繁荣，乃至古代浦东的繁荣都是因为盐，因为这一种带着咸味的白色细小晶体，带动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社会的进步。盐业成为古代浦东的经济支柱。

浦东这块土地是从海水中浮出来的，随着长江带来的泥沙慢慢成陆，滩涂越来越大，长出了大片的芦苇，迎风摇曳。有了土地，就有人生存。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已无法考证是哪一天，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发现了浅滩上的细细白色颗粒，放进嘴里有咸味，那就是盐——由海水经风吹日晒蒸发后形成的自然结晶。

浦东先民在享用了天然海盐并在无法满足进一步的需求后，就想到了自己生产盐。海水是咸的，芦苇是现成的，浦东先民们摸索出了利用芦苇熬海水煮盐的方法。在南宋绍熙年间出版的上海第一本地方志——《云间志》里就有“煮水成盐，植芦为薪”的记载。

于是乎，独特的自然优势使浦东的盐业经济最先发展起来。那时，盐业不仅是浦东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朝廷的一大税源。

在中国古代，盐总是并非随处都可以获取得到，那些出产盐的地方人们往往趋之若鹜。因此产盐地就很容易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一业兴而带来百业旺，坐贾、客商、牙行乃至典铺、旅店、堆场一一出现。自然，人口、赋税也随之增长。

这和中国的内陆黄土地上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很大不同。盐民生产的是盐，得到的是钱。自然，商品交换就发展起来。浦东的集镇，如下沙“商贾咸集，遂成都会”，新场“歌楼酒肆，贾街繁荣，虽县亦未之过也”，以及后来的“金大团”等等的繁荣……如果仅仅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或许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盐，不过是一种调味品，但却对浦东，一个沿海地区经济开发贡献巨大。至今在浦东那些古老的集镇、村落、河流、路道中，还留着因为盐而产生的文明烙印。

可惜，这样的繁荣因资源的消失——滨海地区自然条件发生明显变化而转向衰落。近海海水的含盐量稀薄、滩涂向东延伸等原因叠加，导致繁荣渐逝。那么，为什么积累的财富没有转化成更大的生产力？

如果多角度来审视，或许更能从历史中咀嚼出味道。

是的，当新场古镇有了赛苏州的繁华后，因盐积累起来的财富，除了被政府剥夺之外，便是用于挥霍和享受。所有的人都知道，凭着独特的自然资源、凭着垄断经营，就能因一种调味品富甲天下。如当年下沙的瞿氏家族，便是因盐暴富而过着超豪华的生活，有“富甲浙西”之称。漫游今天的新场古镇，依然可以从大片陈旧的老宅中想象昔日大户人家钟鸣鼎食的生活。

正因为这种繁荣是官商、盐商的过度消费促成的，这种通过垄断经营、贱买贵卖等手段取得的繁荣好景不长。兴盛于斯，也败落于斯。事实上，因盐而发达的扬州盐商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近代史学家杨德泉在《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一文中云：“两淮盐商把大量资金用于奢侈浪费，为自身种了嘉、道以后纷纷破产的祸根。”

当然，这也不是浦东的问题，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更甚者是那位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天下初定便拿世代掌控盐业、亦官亦商的瞿家人头开刀。

朝廷如此，地方官府对于私人商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兴趣了，如黄仁宇说的：“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

这段历史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唏嘘不已。因为靠海，有了盐，又因为有了盐，就有了先民们在浦东大地的生生不息，创造了浦东的一段繁荣和灿烂史。但因为资源消失、垄断消失，繁荣的历史也被终结。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很遗憾，浦东古代盐业文明没有转成工业文明。

回顾历史有益于我们走向未来，读懂历史，方能创造历史。浦东盐业的兴盛历史也警示我们当下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