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奇特现象——青帮老大竟然穿上了一件“金融家”的长衫。而一向高傲的上海工商金融界在被蒋介石政府逐步控制的同时，也被黑社会逐步蚕食。

一

1950年清明过后，滞留香港的杜月笙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消沉的心态也开始活跃起来。 

一天，老友，上海金融界巨子陈光甫来到杜宅，告诉杜月笙一个刺激而棘手的消息：昨天接北京来电，北京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杜月笙、陈光甫、张嘉璈等金融界头面人物见面。 

原来，这些滞留香港的银行家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解放前夕，各人在该行有数目不等的股权。1949年他们逃离大陆时，也顾不上这笔股份了。此番中国银行改组，要开股东大会，中共方面出于统战工作的考虑，特地派人到香港，拟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 

但北望红旗飘扬的大陆，这批人拿不定主意，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渊源深厚。蒋介石再三叫他们去台湾。但他们对蒋介石失望透顶，蒋介石连年内战榨取了他们不少钱，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还差点将他们打进去，如何叫他们咽得下这口气！ 

于是止步香港的这些工商巨头便想到了问计于杜。这也就是杜月笙的本事。当时，在解放上海的炮声中，上海的一批金融工商巨子挟巨资而抵香港，如惊弓之鸟处在踌躇与观望中，他们遇事集体商量，关键时刻愿意听杜月笙“闲话一句”。无形中，滞港的上海工商界人物围在杜月笙周围，形成一个“南下集团”。 

这样的故事现在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这些上流社会中的头面人物，怎么会跟青帮大佬搞在一起？

二

杜月笙不过是浦东高桥街头的一个小混混。后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黄金荣的赏识，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杜月笙仿佛跳过了一座龙门，蒋介石继聘他为司令部参议之后，又聘他担任“国府谘议”，给了一个少将军衔。杜月笙成了上海滩上惟一一个势力遍及法、英、华三界的大亨。党国要人陈群、杨虎、王柏龄、陈希增等是他的结拜兄弟，一些党部委员、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做“先生”。那个时候，上海滩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找杜先生去！” 

但那时的杜月笙却有一块心病，他总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蕴不香，总摆脱不了“下三流”的背影。这心病，往左说，那是上进心，往右说，是野心。也就是这份上进心或是野心，让杜的人生轨迹在旧上海的三大亨中异常光彩。

三

正当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进上流社会的时候，机会恰恰就来了。 

1928年春节，大年初一，杜公馆来了一位新客人，时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钱新之。 

“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钱新之便以四行储蓄会经理的名义，奔波于京沪之间。 

钱新之到上海后，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有人给他出了主意：在上海滩，为何不找杜先生？ 

上流社会对于黑道中人是避之有如蛇蝎。但是，那箱子里的东西太重要了，钱新之也顾不得面子转几道弯子托了个朋友，请杜月笙帮忙。杜满口答应：“闲话一句，把东西找回来！”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11点光景，两口箱子由人送到了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桩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来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连忙迎接。 

寒暄之后，杜、钱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不到半小时，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令人瞩目。” 

杜月笙听着两眼放光。 

钱新之又劝道：你是党国要人，又是租界公董局的顾问，身份、地位都已经很高，干嘛还要死抱着赌台、烟馆这些黑道生意呢？此话正中杜月笙心意。其实他早就有这想法。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跟，且不说争身份，也是发财的好门路，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边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开玩笑吧？钱先生，开银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到哪去搞那么多资本？不敢想啊。” 

钱新之精明透顶，一听有戏便出了一个金点子：“可以凑、可以堆。” 

所谓凑，就是从鸦片行、赌场里拼凑。杜月笙自己所控制的上海最有名的５大赌场，每天进出的金额，动辄几万、几十万，提出一部分资金，还不是小菜一碟？ 

所谓“堆”，是银行同业中的老规矩，凡有新银行开张，各同业都需在开幕那一天向新行存进一笔巨款，名为“堆花”，表示道贺。上海滩有十几家银行，以杜月笙的名望和势力，谁敢不来“堆”一“堆”这锦上之“花”呢？ 

不出一年，杜月笙巧妙地集资竟达200万之巨。1929年3月7日，中汇银行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43号开张，这是中国黑社会大亨开办的第一家银行。杜月笙自任董事长，黄金荣、张啸林为常务董事。

四

杜月笙开始在上海金融界一显身手。 

1931年7、8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16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5千余万。8月12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上海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200万。消息传出后，便有人四处传播谣言，说上海银行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上海银行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 

最初，上海银行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总经理陈光甫急忙向当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交通两行呼救，两家银行鼎力支持，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4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钱新之求救办法。 

钱新之问明情况后，不加思索地说：“你去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来到杜月笙府上。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上海银行见。” 

次日上午，上海银行门口突然来了一列汽车，为首的是杜月笙的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300万。 

如潮挤兑的客户见状，顷刻作鸟兽散。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陈光甫惊叹不已。 

杜月笙的声誉在金融界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 

到了1935年，杜月笙又是龙门一跃，这一年国民政府以雷霆手段对中国金融业实行了垄断，上海金融资本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被彻底摧毁。杜月笙则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当上了中国通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甚至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的董事。杜月笙官场商场，黑道白道，长袖善舞。 

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70余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就职仪式上，杜月笙感觉良好地告诉与会的商人：“我原是强盗扮的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我是曲蟮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体我一定帮忙。” 

青帮老大竟然穿上了一件“金融家”的长衫。而一向高傲的上海工商金融界在被蒋介石政府逐步控制的同时，也被黑社会逐步蚕食。这时的杜俨然上海银行界和商界首领的做派。他的“闲话一句”成为上海滩最有信誉的名言。 

囿于传统的思维，对于这样的现状是难以理解的。1935年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应邀率使团为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出谋划策。这位英国一流的财政专家对于中央银行任命一个黑帮老大为董事，很不理解。他直言央行总裁孔祥熙：任命这样的人不会提高央行的地位。但孔祥熙却说尽管杜过去不光彩，但他现在已经改过自新，还定期参加星期天的礼拜。 

英国使团中的一位英格兰银行家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告诉李滋罗斯，杜月笙事实上是这家银行最精明、最有用的董事之一。 

这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奇特现象，真值得好好研究。 

从外表上看，杜月笙绝对不是被漫画了的“酷人”。他一身长衫，再热的天，领口下的第一颗纽扣也是不会解开的，有时外套马褂，倒有几分儒雅，还让人称他杜先生。 

正是这位杜先生在逃到香港后，已经老病缠身，如纸人随时被风吹倒，但还有人愿意听他“闲话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