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有一家沪上最早的民营医院，医护对一群特殊的病人始终不离不弃

“这扇大门后的生活是你前所未见的。”日前，龚路精神病康复医院院长张理平在为记者打开通往病区的铁门时这样说。 

患上精神疾病，自残，伤人，猜忌。医患关系理应更难相处。然而，浦东的这家精神病康复医院，创办已有27年，却仅有一起医患纠纷。 

这背后的奥秘就在于：一群有理想的医生对职业精神的不懈坚持，造就了一批对医生绝对信任的患者及其家属。

□撰文记者  张琪　摄影记者  张弦

非典型性住院生活

一般的精神病病房都是铁门、铁窗，像牢房；病人只能在室内活动，而且男女分开，全都穿着病号服。 

可是，在张理平推开的这扇铁门后面，穿过一条葡萄枝叶掩盖的甬道，一幅记者从未见过的场景却出现在阳光下：两亩见方的院子里，户外，病人有穿病号服的，也有穿自己服装的，男女混杂，自由地在小花园里或走或坐。靠近活动室有一个小水塘，几个病人在给放养的鸭子和鹅喂食，看见记者，他们都有礼貌地露出微笑。 

“别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很正常，一离开医院，没有几天就要发病，重新入院的。”张理平指着正在喂鸭子的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说：“这就是我们的‘一号病人’，30岁来的，现在都57岁了。” 

男子和蔼地对记者笑笑，主动凑过来，几乎是贴着记者的耳朵说：“我是冤枉的，这次是冤枉进来的。”说话间，一大串口水落在他的衣服前襟上，他浑然不觉，语速很快地继续说：“你跟我妹妹说，让她来接我，我好了，她不能把我扔在这里！”然而，只要张理平声音高一点地说他一句，他立刻恢复了平静，笑嘻嘻地跟记者说“再会”。 

1984年10月10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川沙县龚路乡永利村出现了本市第一家个人与集体合资兴办的精神病康复所。国庆前夕，第一批慢性精神病患者住进了这个设备齐全、环境幽静的康复所。”这是解放以来上海第一家正式获批的民营医院，该院收治的第一个病人自然就是上海的第一个民营医院住院病人。第一批住进来的8位病人按入院先后顺序编号，“一号病人”就是老倪。他发病前是上钢三厂的职工，家有兄妹三人。老倪未婚，父亲却把自己唯一的房产指定留给了他。 

老倪入院时才30岁，年轻力壮，长得一表人才，父亲还对他存在幻想，常常来看望他。然而，老倪终日蓬头垢面，唯一关心的是医生什么时候发香烟——病人的香烟由医院保管，每天分两次发给病人。住院精神病人虽然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普遍生活比较疏懒，比如老倪，总是坐在床上抽烟，27年间也不知道烧坏了几条床单。他很清楚在床上抽烟不好，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 

“看着他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头子，家里人的心也凉了。”尤其是他的父亲去世后，家里人就不大来了，哥哥和妹妹只有在需要付钱时才来医院。“2010年，老倪的哥哥和妹妹突然来接他回家，一住就是三个月。”原来，父亲留给老倪的房子面临动迁，他的哥哥和妹妹争着要做他的监护人。官司打清楚了，钱分好了，老倪又被送回了医院。 

2007年，医院对全院180多名精神病人的家属探望情况做过一次调查分析，发现每月探望一次者仅占20%，两三个月探望一次者占50%，仅有单位或家属每年春节探望一次者占20%，无人探望者占10%。著名精神科专家粟钟华教授曾经说过：“普通病人的病历是用墨水写的，精神病人的病历是用血和泪写的。”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家庭的无奈和放弃。 

张理平带着记者穿行在患者之中，面带微笑，说出来的话却相当沉重：每十个患者中就有一个必须终身住院，按照目前上海公立精神病医院一般收费标准，每日全部费用约为135元（含医保），“一个病人拖垮全家人的故事几乎从未停止过。” 

根据2007年上海市医保局统计报告，龚路精神病康复医院在全市精神病医院中的收费是最低的：患者自付约100元人民币就可以住院一个月（含食宿等所有费用）。如今，该院的日床位费总计50元出头，一个退休职工自付约480元就可以住院一个月。而同期的公立精神病医院，患者月均自付超过千元。记者在新区卫生协会了解到，直至目前，龚路精神病康复医院的住院费用仍然是新区最低。 

珍贵的“八小时自由” 

“姐姐，看！我的小鸭子长大了！”正在池塘边看鸭子的人群中，有一名穿白色运动服的少年，身高超过1.8米，眉清目秀，如果不是肆无忌惮的眼神，很难相信他也是病人。 

医院的创始人张景新是张理平的父亲，病人都亲切地叫“爸爸”，叫张理平则是“姐姐”。 

“我们的病人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少数的少年基本都是低智儿，他们会带来小鸡、小鸭、小兔子，养大了，都舍不得杀，就让它们自然地变老。”后院搭着一些简易的小棚，里面“住”着这些小动物，每天还有野猫跑来觅食，医生和患者都会拿出食物给它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只野猫来呢！”张理平说。 

在曹路镇还没有发展起来的那十几年里，医院周围有很多农田，病人自己种菜、养猪和鸡鸭，丰富生活之余，还可以改善伙食，就像世外桃源一样。现在，曹路的农田都集中了，医院已经没有土地种菜、养猪，院子里的小动物都成了真正的“宠物”。 

在4幢蓝屋顶小楼围成的院子里，100多个患者在散步、聊天，男女自然地在一起交流。“你不知道，要做到男女病人混合活动有多难！”精神病人也是人，也有人的感情、欲望，特别是远离了正常人的世界，又因为疾病缺失了部分理性的约束，很多精神病专家并不主张男女病人在一起活动。“但我父亲认为，要注重他们的人性，满足他们作为人的交际需求。”一直以来，张景新相信，只要医护人员有足够的责任心，加强监护，男女病人一起活动是可行的。事实证明，27年来，该院从来没有因此发生事故。 

“当然，仅仅靠医生的责任心是不够的。我们还会训练病人的责任心，让他们管住自己。”张理平请记者注意一个细节：抽烟的病人都自觉地走到户外，抽过的烟头则细心地收在一个随身携带的盒子里。“是人，就有特别在意的东西。比如老倪，可以说什么都不在乎，做什么都没责任心；但你只要告诉他不给他香烟了，他就不会无视你的要求了。”燃烧的烟头是消防安全的一大隐患，医院就抓住有烟瘾的病人的弱点，规定必须用一个烟头换一根烟。“为了能继续得到香烟，他们就会管好烟头。” 

工作、生活、交际，是构成人生意义的三大支柱。康复期的精神病人如果被抽离了这三项东西，就如同被摒除在社会之外。“哪怕能让病人走出封闭式的病房，在阳光下生活8小时，都是非常珍贵的。” 

在医院最初的十年，“我们每年都带着病人到远郊旅游，青浦大观园、淀山湖、三甲港、上海动物园……一直都没出过事。直到1998年春游，丢了一个病人。”张理平回忆，“那个病人是一个大学生，钢琴弹得好，病情也很稳定。”一周之后，青浦人民医院传来消息：这名患者出了车祸，被送到了医院。“病人看到我们来接他，很内疚，说：‘我在公园里看见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它叫我跟它走，我就一直跟着它走了。’”近几年，道路越修越宽敞，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多，精神病患者出游的风险越来越大了，“现在我们基本只带病人在附近转转。” 

然而，即使是这样有限的自由，在精神病这一特殊圈子里也弥足珍贵。在医院简陋的办公楼里，挂着一幅十字绣，画面正中是一个巨大的“家”字，“家”的周围鲜花盛开、鸟鸣蝉唱。作者是一名少女患者的母亲，她说：“找遍了上海，只有这里最不像牢笼。”她的女儿14岁发病，现在还在青春年少的花季，做母亲的怎么舍得女儿24小时被锁在高墙里呢？至少，这里有“8小时自由”，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喂喂鸭子。 

记者调查发现，该院是上海第一家试行精神病开放病房的医院，之后，又有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分部以及另一家民营精神病医院开设了开放病房。 

“赔”给医院的家族 

张景新有两大特点：一是胆大，医院草创之初，医生值班室里只有两张床，当有严重病人时，他就睡在病房里，与病人邻床而居。二是心狠，他不考虑儿女的感受，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长女、次女和儿媳都“赔”给了精神病人。 

因此，记者期待着见到一个高大、严厉的老人。可是，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张景新却更像一位儒士：清癯，两鬓斑白，略显苍白的脸上，一双细长的眼睛神色敦厚、平和。正午的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窗纱漏在他的白大褂上，斑斑驳驳，温暖人心。 

“我在上海市精神病总院干了半辈子，退休时是药剂科主任。”张景新这样介绍自己：土生土长的曹路农家子弟，有3个女儿、1个儿子，“文革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业，我53岁就提前退休，让儿子顶职，谋个前途。” 

从市区回到了家乡，张景新却时时记挂着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病人，尤其是一位战场上的英雄：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受过伤，又因为朝鲜苦寒染上了酗酒的习惯，记忆力丧失，智能低下。国家将他安置在上海后，他娶的妻子是一名精神病人，两口子长期住院，无儿无女，也没有亲戚，只有每年春节单位来人看望。“他们病情稳定，年老体弱，根本不需要住在铁门铁窗的精神病病房。”每次回医院，张景新都会去看望这对老人，“老先生有时候会清醒过来，眼睛里流露出智慧的光采，我心里就很痛：他是我们的英雄，应该在更好的环境里终老，而不是像个犯人一样被关在这里。” 

事实上，这涉及我国医疗体制里一个缺失的环节。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精神科专家张明告诉记者，精神病患者中有10%的人需要终生住院，但这些患者并不需要时时刻刻住在封闭式病房里。“在康复期的患者可以住在开放式的康复医院里。”在日本等发达国家，精神病康复医院一般由慈善机构举办，就像日本小说《挪威的森林》里提到的“阿美寮”，在那里的患者能得到更多的自由，治疗也更人性化。“我国缺失了精神病康复医院这一环，康复病人和急性病人同住在封闭病房里，既不人性化，又浪费医疗资源。”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有精神病患者约8万人，相当多区县都没有自己的精神卫生中心，病人都集中涌向上海市精神病总院，造成该院床位非常紧张。“当时经常有朋友托我找床位，我看够了病人家属的痛苦，经常想如果能在乡下搞一个康复医院，为社会分担掉一点责任就好了。”而且，张景新有一个梦想：“让病人在医院里更有尊严，像个病人，而不是犯人。”他把这个梦想告诉医院里的朋友们，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也是我们的梦想，只要你振臂一呼，我们立刻赶来帮忙。” 

1984年，上海卫生界刮起了改革的春风，尤其是床位资源特别紧张的精神病康复医院，更是允许先行先试社会力量办医。张景新顿时感觉实现梦想的时候到了！恰好，此时永利村苦于没有集体经济，农民收入很难提高，愿意拿出一个旧粮仓入股，改造成一家医院。 

那是怎样一个满怀热情、万象更新的景象呢？张家父女都言辞寡淡，三言两语就直奔结果：1984年7月向当时的川沙县卫生局提出申请，同年8月3日即拿到了上海第一张民营医院的许可证——当时叫“上海市开业许可证”，9月20日医院就开始收治病人；1991年，上海市对民营医院的管理渐入正轨，龚路精神病康复医院又拿到了上海第一张“社会医疗机构行医许可证”；1996年，该院与瑞金等公立医院一起，进入上海市第一批医保序列。 

还好，有当时的报纸为证：《文汇报》报道，“为了兴办康复所，张景新拿出八千元置办了床帐被褥、病员服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请来了退休精神科医师、护士长、护士。大队立即腾出一幢粮库，改建成病房，派来了专职医生和十几个工作人员。在短短两三个月里，建成了一个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的精神病康复所。” 

还好，有当时的照片为证：从已经泛黄的照片上看，永利村的粮库周围都是农田，三幢破旧的平房围成一个三合院，百废待兴；改造之后，三幢平房竟然变成了黛瓦粉墙，颇具江南民居风情。有一张照片是张家父女站在院子里，满面笑容，张理平其时留着时髦的长卷发，张景新还没有一根白发，仿佛身边那棵正在生长的小树一样意气风发。 

医院核定床位60张，开业前已有8位病人“排队”，“一号病人”老倪就在其列。“我还亲自把抗美援朝的老英雄接进了康复医院，他看见周围的农田，听见村里的狗叫，开心地哇哇乱叫，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张景新说。老夫妇俩住进龚路精神病康复医院时，生活都已不能自理。2000年，老太太又失明了，各种老年性疾病困扰着他们。医院里的每位医护人员都把他们当自家的长辈，专门给他们做喜欢的饭菜，买可口的水果、零食，逢年过节还给老人添置新衣、戴上新帽。老人所在单位起初一年来看一次，后来就两年来看一次，最后，索性将工资卡放在医院，说：“你们照看老人，我们放心。” 

张理平嫁了一个海员，1984年帮父亲管理医院时已经是两个女孩的母亲。“那时候年轻，还不能很好地理解父亲他们，在医院里干了两年，厌烦了，不想一天到晚看见精神病人。”恰好，张理平的先生有一个长驻日本的机会，她就申请到日本留学的资格，1986年便远赴日本学习服装设计。“在日本的4年，我们把后半生都想好了，打算开一个服装公司，开创自己的事业。”1991年，夫妻俩已积累了100多万元人民币的财富，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接到了来自上海的“圣旨”：“爸爸说，他61岁了，脑缺氧，让我回来帮他管理医院。” 

“我从小就觉得，父母亲最大，他们的话一定要听的。”张理平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回国帮助父亲实现他的梦想。“到医院的第一个月，我父亲给我开了98元钱工资，我笑着说‘爸爸，我现在给日本人做翻译，一个小时也要收八十几块呢！’爸爸回答，我们的薪资必须跟其他员工一样，他们拿多少我们也拿多少。” 

在那个“万元户”成为新闻的年代，一个“百万富婆”，一小时就能挣80元的“海归”，就这么与一群精神病人一起度过了20多年。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到皱纹暗涌的壮年，世事如白云苍狗，万般变化，只有她始终在原地。 

记者问她后悔吗？她的脸上浮起真诚的微笑：“我现在真心喜欢我们的病人了，我还愿意继续做下去。 

一群有理想的退休医生 

张景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7年了，始终有一群有理想的退休医生跟他“趴”在同一条战壕里。 

“做我们这一行，没有对病人的真心理解是很难做好的。”张景新说，“我的历任护士长都是上海市精神病总院的退休护士长，医院远离闹市，条件不好，没有能力承担医护人员每天往返的费用。于是，不管他们多大年纪，一周都有4天住在医院里。”有一位化验员在医院做到80岁，也只能这样。 

医务科长周赛琴已经70岁了，从最初作为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派来的专家，到如今正式加入，她说：“我舍不得这里的病人，舍不得精神病治疗这个专业。”每天与病人打打牌、聊聊天，看似轻松的工作其实有深厚的业务内涵：精神病康复医院不能招收精神科以外的专业人员，而患者平均年龄却达55周岁，大多数患有慢性内科疾病，最需要“内外双修”的医生。周赛琴曾经做过内科医生，转行到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后又取得了精神科医生执照，如果不是选择龚路精神病康复医院，月薪可以上万元，可在这里，月薪才1300元（由于健康原因，周赛琴目前每周只上三天班）。 

在正常人的世界里，他们几乎不为人知晓。然而，他们就这样一批一批地坚守着，工资微薄，责任重大，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酷暑严寒。正是他们的守护和守望，他们的坚守和坚持，才为患者在都市里保留了一个“桃花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他们的身上，足以折射出这个时代最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底蕴。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底蕴，培植起了医患之间强大的信任，也让这家小小的医院，在医患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下，放射出不一般的异彩。 

反思2009年那一起唯一的医患纠纷，张景新叹道：“问题出在沟通不畅，还是源自不信任啊！”那是一对特别让人同情的父女——“萍”17岁时被人强奸后发病，从5楼跳下，造成生活不能自理。2006年，“萍”家托人请医院帮忙，无论床位多么紧张也请收治“萍”。“我只能答应给她加一张床。”当时已30岁的“萍”被送来时的模样很吓人：浑身发臭，只有30公斤，瘦得皮包骨头。 

“所有的医生都说不能收这样的病人，我却起了恻隐之心。”张理平说，当时“萍”不能起坐，医院就帮她请了一个护工，说好300元一个月，“萍”的父亲同意了。此后，“萍”一天天好起来，渐渐地，竟成了个“胖子”。2009年，“萍”的母亲因病去世，她的父亲来看她的时候，心情不好，责怪护工没有让“萍”锻炼身体，“太胖了。”也许就是这一句话，第二天清晨，“萍”乘护工离开的片刻，自己站起来“锻炼”身体，结果，一头栽倒，手臂骨折。 

“我真的没有想到，‘萍’的父亲会跟我们翻脸。”像“萍”这样的病人，发生意外属于情理之中，为什么“萍”的父亲如此不宽容呢？“后来，我们赔了他2万元。他这才告诉我，护工跟他要求加工资，他答应了，但心里不痛快，认为医院乘人之危。”张理平回忆起来还很痛苦，“这样的事情，他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张景新却劝道：“你要理解家属的心情，他刚没了老伴，家里的钱估计也被两个病人掏空了。就算是铁打的男人，心里也会怨恨啊！心里的结不打开，就容易偏执。”他进一步分析说，人一旦步入偏执，就会有一套病态的思维，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疏导，心里就有了死结，唯有时间才能打开。所以，“算了，让这件事情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