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试点实施首日，游客蜂拥进入三亚免税店，数千游客顷刻间便使免税店宛如集贸市场般人山人海。《新周刊》在其官方微博上不无调侃地表示：“当人民听到‘免税’两个字，仿佛听到了‘不要钱’三个字……”这种令世界惊叹国人购买力的给力场景，兴许不久后就会在浦东出现，因为上海商务委透露，上海申请购物免税、退税试点已处于研究论证阶段，如果正式推出，将会选择机场或迪士尼周边开免税店，或开设定点退税商店。 

没错，就是迪士尼。4月8日正式在浦东开工建设的迪士尼乐园，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服务业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5年后，浦东恐怕会成为全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将建起世界最大的迪士尼城堡，从米老鼠、唐老鸭，到牛仔胡迪、巴斯光年，甚至是加勒比海盗，都将出现在乐园的门口盛装迎客。 

4月8日开工典礼上，活动主办方颇费心思地选择了广东音乐《步步高》作为背景音乐播放，从讨口彩的角度暗示明示着这会是一次甜蜜的合作，就像情歌里唱的那样：“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

为什么是迪士尼

上海想要迪士尼，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作为一家跨国娱乐集团，迪士尼抢先获准进入中国市场。1986年，中央电视台与迪士尼公司签署许可协议，《米老鼠与唐老鸭》卡通片开始在中国播放，受到了中国观众尤其是少年儿童的欢迎。卡通片的热映，也让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萌生了在上海兴建迪士尼乐园的想法。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开放，虽然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资本、土地、房产、产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尚未取得关键的突破，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仍然很低，尤其是服务领域的大多数行业还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所肩负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在第三产业领域有所突破，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 

浦东也确实不负中央的重托，浦东开发开放推动上海这个特大型工商业城市开始转型。1990年的8月，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提出了转型构想，他还作了这样的说明： 

“过去上海的企业都是依靠国内资源、完全面向国内市场的，今后要将重点同时放在国内、国外方面，要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并转向国际市场。” 

“过去的工业采取的是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的粗放型发展，今后将向以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精密型方向发展。” 

这些转型的构想随着浦东开发开放一一落实。浦东开发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调整、升级换代和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进入了新世纪，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浦东尽管是高起点开放——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高端加工工业，到后期的先进制造业，直至21世纪初的现代服务业，仍然有转型的空间。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前署长卢维思回忆，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是第一个提出要建上海迪士尼的。朱镕基曾去美国迪士尼乐园考察，回国后认为上海很适合兴建迪士尼乐园。而迪士尼公司恰好也在亚洲寻找第二个公园建造地点，双方在接触过程中开始显示合作的兴趣。 

1994年3月1日，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走访了迪士尼公司在洛杉矶的总部。为了等待这一天，总裁弗兰克·韦尔斯推迟了出国访问的日程。会谈是在一间宽敞的贵宾室里进行的。韦尔斯为此穿上了一身深色的西服，庄重地打上了一条红底黑点的领带，还细心地在长桌上插上几束花蕊呈红五角星的鲜花。 

在韦尔斯致欢迎辞后，赵启正说：“迪士尼是大公司，大公司的投资不看重一时的短期利益，而考虑整体背景——如果您能准备好投影仪，我将向您介绍上海与浦东的发展情况。” 

赵启正用15分钟的时间，将上海与浦东的改革开放的全貌展现在韦尔斯的眼前，之后赵启正提出了四个问题：“为什么在上海建迪士尼乐园是必要的？为什么在上海建迪士尼乐园是可能的？如何把迪士尼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在一起？双方如何就此项目继续探讨？”赵还风趣地说：“对于后两个问题，韦尔斯总裁可暂不回答，可作为‘家庭作业’。” 

韦尔斯做了这样的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十分成功，若是要进入中国的话，最好的地点是上海。”韦尔斯还说，朱镕基副总理也曾建议，如要在中国办，可选上海。至于第三个问题，韦尔斯决定立即派出小组去上海浦东调查。这时韦尔斯打破了自己的原定半小时的会谈时间，主动地介绍了佛罗里达州迪士尼主题公园的情况，并表示将把有关录像带寄给赵启正。最后，韦尔斯用欣赏的口吻说：“你们是我所见到的进入迪士尼却未游览迪士尼的唯一的代表团；也是我所接待过的，最充满说服力的代表团。” 

赵启正一行尚未回国时，韦尔斯派出的先遣小组已来过浦东。不幸的是，4月3日，韦尔斯因飞机失事而丧生，人走“事”凉。赵启正回忆道：由于突发事件，韦尔斯先生把迪士尼乐园建在浦东的愿望没能及时实现，但他对浦东的热情和向往，却令人难以忘怀。

为什么在浦东

浦东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曾去美国奥兰多市迪士尼世界考察。他介绍说，奥兰多以前是个生产柑橘的农业县，经济也比较落后。20世纪60年代中期，奥兰多为了发展经济，市政府决定引进迪士尼项目，向迪士尼公司无偿赠送了140平方英里的沼泽地。在迪士尼落户以后，奥兰多就迅速转变为一个旅游城市，全市就业人口中，80%是直接或间接为迪士尼世界服务的。每年到奥兰多迪士尼世界的国内外游客有数千万人次，一年门票收入30亿美元，再加上住宿、娱乐、餐饮、交通、购物等消费,当地每年的旅游收入已经超过百亿美元。 

从各个角度看，迪士尼都算得上是块香喷喷的大蛋糕。 

1999年3月，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在北京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全团会议，主动向中外记者提到上海与香港争建迪士尼乐园，并指出上海的两大优势。他告诉记者，上海在地理位置上有很大的优势，地处长江三角洲，周边地区有一亿人口，迪士尼乐园建成后，相信可以像目前上海的城隍庙一样，每天充满了游客。在谈到上海的第二个优势时，徐匡迪认为，上海可供选择的土地比较多，而香港总的来说，土地比较少，而且山多、岛多，在交通各方面有些困难。徐匡迪还透露，实际上，上海做这个可行性研究工作已经做了3年多，而在4年前，迪士尼公司已经派人到上海专门研究这项合作，同时该公司还比选过桂林和珠海这两个地方。 

徐匡迪告诉记者，如果迪士尼乐园建在香港，也还是具有竞争力的，因为它背靠中国，以中国12亿人口来说，即使只有1%的人到香港旅游，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最后，他还乐观地说：“先在香港建一个，若干年后再在上海建一个，也不为多。美国只有2亿人口，都可以在佛罗里达州和洛杉矶各建一个迪士尼乐园，中国有12亿人口，在华南建一个，华东建一个，也许若干年后在北方建一个，都是可以想象的。”徐匡迪透露，迪士尼公司已邀请主管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市长周禹鹏到美国迪士尼公司总部，洽谈有关在上海建迪士尼乐园的可行性。 

关于迪士尼的选址，并非没有争议。当初，有专家从缩小地区差距、均衡地区发展的角度考虑，提出要把迪士尼建在中国西部地区。而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长三角的市场无疑大于其他候选地，能够产生最佳的投资回报。后来，当迪士尼“落子”上海后，浦东和其他区县之间也曾“争夺”迪士尼。从当时的交通环境来看，有人认为应首选虹桥地区，因为长三角游客到虹桥显然比去浦东更方便。但是，随着川沙地区的发展，便捷的交通和完善的设施为其加分不少——川沙距离浦东国际机场仅十多分钟的车程，过境转机的外国游客在48小时内不需要办理签证就可以到迪士尼游玩。最终，上海浦东凭借其经济、土地、交通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胜出，成为“米老鼠新家”。 

还要感谢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数如期超过7000万人次，让世界惊叹，让迪士尼方“印象深刻”，也给迪士尼更大的信心：一定要来到上海，成为“伟大城市的一部分”。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迪士尼落户浦东，可以称作浦东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增长极”的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产业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在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浦东就是这样一个地区。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所肩负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在第三产业领域有所突破，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而在这一地区引入世界著名的娱乐项目迪士尼对于浦东和上海的转型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余南平认为，兴建上海迪士尼乐园亦符合上海自身经济转型需求，进而带动整个长三角旅游业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主任徐国祥教授称，上海是资源紧缺城市，因此本地经济必须转型，上海迪士尼乐园将为上海发展服务业提供更多机遇，将使上海享有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 

发展经济学家还指出，一个国家增长势头旺盛的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聚集于某些大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人才、资金、商品、技术和信息的聚散功能和创新功能，成为某些周边地区的“增长极”。这样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辐射力、竞争力的经济中心的形成，必将带动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这就是迪士尼落户浦东的意义。

迪士尼带来什么

去年，浦东的GDP占全市26.8%，今后10年每年要争取把在全市所占份额提高一个百分点，10年后达到36.8%，这意味着浦东每年的经济增长要高于全市水平2-3个百分点，每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目标。在各项指标中，第三产业比重一直被重点强调，“十二五”期末，浦东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达到65%左右，要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使命是光荣的，同时也是艰巨的。经过20年高速发展后，浦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少矛盾和问题开始凸显。浦东的金融、航运等高端服务功能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创新、创业环境还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依然重任在肩；社会功能滞后于经济功能、城市功能滞后于产业功能、生活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的问题有待解决；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效应亟待进一步强化。种种问题都需要在“十二五”时期努力加以解决。谁来支撑新一轮的发展？迪士尼项目的落实无疑是新的助推剂。 

目前，华特迪士尼集团在全球已经拥有5大迪士尼主题乐园，几乎每个乐园都是当地经济的有力引擎。美国奥兰多的华特迪士尼世界每年迎来约1600万人次的游客；游客在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年消费金额达到170亿美元；香港迪士尼乐园为当地提供了近2万个工作岗位；巴黎迪士尼乐园度假区的年税收收入达4.35亿美元；美国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附近聚集了其他的30个景点和2万多间酒店客房。 

早在迪士尼项目正式签约前，浦东就将这个项目描述为“一旦落地将产生百亿元级的能量。”百亿元级的能量从何而来？全在“米老鼠”身边和身后的庞大产业链中。 

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齐晓斋认为，迪士尼落子浦东，首先为上海带来了一个大型主题公园，上海市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享受这一大型休闲娱乐设施带来的全新体验。其次，在这样的大型项目中，大约有40%的基建投入可以转化为消费品购买力，这对周边地区的商业发展是很大的机遇。此外，迪士尼乐园还会刺激旅游业的发展，因为游客除了在主题公园游览以外，还会到上海逛街购物，这对上海的服务业发展大有好处。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对“米老鼠”带来的制造业发展也有期待，“米老鼠、唐老鸭的衍生产品，包括音像制品、玩具文具、服装首饰甚至食品，浦东或者周边企业可以争取授权就地生产销售，这就又带动了相关制造业的发展。” 

面对迪士尼这块“大蛋糕”，各方如何分享，核心业务的产出效益如何分配？这取决于合作方式。全球5大迪士尼主题公园，美国迪士尼与当地的合作模式各不相同。效益最好的东京迪士尼采用的模式是政府提供土地和绝大部分的建设资金并控股，日常管理交给美方团队，同时每年向迪士尼公司支付品牌费和经营收入提成。 

上海迪士尼并未采取这种方式，而是共同出资组成中美合资公司，由中美双方共同管理。中美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入股，土地使用权和知识产权均不作价入股，分别由中方和美方另行租赁和许可给中外合作的项目公司。在管理和经营模式上，上海迪士尼也创造了与其他迪士尼迥然不同的“上海模式”。上海申迪集团董事长范希平说，与迪士尼其他海外项目相比，上海迪士尼最大特点在于中方通过参股管理公司，将共同参与未来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和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中方在管理公司中参股30%，这意味着在今后所有的乐园经营收益中都可享有相同比例的收益；中方还有权向管理公司委派董事、监事、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这样一个“上海模式”下，中美双方的利益更加趋同，优势更加互补。 

为什么中方要介入迪士尼的管理？专家一语道破其中奥秘：引入输出才是合作的最主要目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表示，合作管理便于中方学习美国迪士尼在大型主题公园方面的营销运作以及管理经验，有利于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体系的提升。他认为，旅游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对于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不亚于汽车、船舶、航空等工业，像迪士尼这样拥有庞大产业链，又能带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落户的意义完全可以和引入知名的汽车生产商媲美。 

何建民同时表示，上海在推进“四个中心”的建设中需要大量高端人才，而文化旅游等软环境的建设利于吸引高端人才，“迪士尼的引入能为上海软环境建设加码，也能为中国其他地区大型旅游项目建设提供案例和经验。” 

迪士尼的带动能量则更大。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肖林说，迪士尼主题乐园直接间接带动的产业可达上百个，包括核心带动产业、关联带动产业和延伸带动产业。其中，核心带动产业主要包括迪士尼项目本身已经形成的影视娱乐、主题公园和度假区、媒体网络、消费品、互动媒体等五大领域；关联带动产业既包括与旅游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的商务服务、现代商贸、体育健身等产业，又涵盖金融服务、航运物流等为项目提供配套支撑的行业；而因项目开发所带动的建筑、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延伸带动产业，预计年均增量产出也将达近70亿元。 

与此同时，一批服务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也有望因为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而诞生。在线旅游、在线会展、互动媒体、网络视听，体现“三网融合”的新型服务业方兴未艾；电子商务、网上商城、电子购物，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提升传统产业能级；而邮轮旅游、分时度假、消费金融产品创新、免税购物等新业态，和个性化定制服务、互动体验服务等新模式，也将随着迪士尼乐园的运营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