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

作者：苏智良主编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法国神父饶家驹，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中国人称之为南市难民区，国际上则称其为饶家驹区），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被称作“上海拉贝”。饶家驹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日内瓦条约》修订，这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

饶家驹（1878-1946）出生于法国桑特市。1894年入耶稣会，后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1913年，饶家驹到上海传教。他到上海不久，就“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是年，在协助学生制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但是，后来的上海人宁可相信他的手臂是一战时被德军炮火炸断的。1914年至1934年间，他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期间，兼任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指导员，还兼任驻沪法军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军衔中校；并担任大上海建设委员会委员。饶家驹在上海共度过二十七年时光。

饶家驹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因喜好体育锻炼而体格健壮，颇具男子汉气质。同事回忆，他自信、爽朗，具有贵族气派。学生回忆，他平易近人，是名出色的教师。饶家驹有很高的语言天赋，除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能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能说上海方言，以及流利的日语。语言天赋使得他能在不同的国家族群中穿梭与交流。

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团体赞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由于忙于抗战及执政能力所限，并没有整体计划。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

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工作人员左臂戴袖章，袖章的四周为白底，中间有红色圆圈中套一个红十字，旁辍中英文的“国际救济会”字样。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方浜路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区内治安由中国派出200名警察负责，他们携带手枪、木棍来维护秩序和安全。

关于难民区内的难民人数，1937年11月16日时，“约有二十万人之谱”。11月18日根据中华慈幼协会调查，难民区内收容所118个，“收容难民88000余人，住户要求面包救济已登记者38000余人，未登记者60000余人，尚未收容、餐风露宿之难民约3000余人，难民总数不下200000人”。《申报》11月19日发文《难民区内已收容难民廿万》，即最高时曾收容难民达二十万余人。区内难民给养由西人柏韵士主持，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调拨经费外，各善团都参与供养，“计每日分两次发给干粮，第一次在上午九时，第二次在下午二时，足资难民果腹。”1938年11月，前后收容难民约三十万人。直到1940年1月，区内难民仍有四万人。5月降至两万人。所以，在南市难民区中得到庇护的难民总数应该超过三十万人。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二十七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饶家驹的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的名言是“我将为不幸的人，尽最后的力量！”

被时人赞为“难民之父”、“人道的战士”、“中国之友”饶家驹以他的独创、坚韧、才华、责任心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护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区，成为战时平民救助史上的光辉典范；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以及法国、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