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的上海人都熟稔“老克勒”：他们喝咖啡、穿格子衬衫、热爱爵士乐，一年四季都会随身备一块手帕，裤子上的两条熨线一定要笔直，鞋头擦得锃亮。他们头发总是清爽、油光水滑。那是一种即使在动荡年代里都要保持的绅士风度。久而久之，“老克勒”就成了上海人特有的一种腔调——考究而精致。这种考究和精致贯穿于整个海派文化，无论是软侬的上海方言、林立的万国建筑、老字号和快时尚的兼容并蓄，还是对于时装定制亘古不变的追捧。 

根植于本土的设计意识，上海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海派时装定制之路。这种“定制”与时尚圈的奢侈大牌相去甚远，价格也走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的平民路线，却让上海人备觉妥帖。在精明的上海人看来，以百货公司名牌专柜里一半的价格，手工定制一件旗袍或西服，既不失身价，也很有“派头”——“老克勒”范儿更是早已潜移默化至一粒纽扣、一线针角。方兴未艾的“海派定制”，仿佛摇曳着十里洋场的醉人风情，又偷师于当下名牌成衣的款式，是一场属于上海人的时尚游戏……

“三帮”裁缝缔结“百年”时装之缘

若是将时光的指针倒拨一个世纪，便回到了海派时装的源头——民国时期，海派中装、洋西服和裘革服装正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注脚。 

开埠之初，上海只有专门出售传统中装的“苏广成衣铺”。随着外商沙船邮轮来沪日渐增多，黄浦江沿岸一带就有不少中式裁缝上船为洋人修补洋服，并在拆洗和修补中逐渐学会了洋服的缝制技术。当时，这些拎着包裹和缝纫器具到外轮上兜揽加工洋服生意的人被唤作“拎包裁缝”或“落河师傅”。由于这份生意的收入非常可观，日积月累，拎包裁缝们便攒下钱来，先后在四川北路一带开设了不少洋服店，专为外侨、洋行职员和富家子弟缝制洋服。上海第一家颇具规模的洋服店，就是彼时开设在四川北路8号的“和昌洋服店”。它以承包租界工部局的制服而享誉沪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派时装的定制潮算是起源于四川北路。 

然而，若是说起让更多人开始亲近时装定制的契机，就不得不提1910年由奉化江口镇人王财运开设在西藏路拐角处（即市百一店现址）的“荣昌祥呢绒洋服店”，那也是南京路上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洋服店。 

年届七旬的沈卫强回忆，他的母亲在世时曾是“荣昌祥”的忠实拥趸，经常是积了好久的铜钿全用在定制服装上了，每次还必是满心欢喜。“那时候荣昌祥有两层楼，是8开间街面楼房。铺面经营零剪呢绒和定制加工西服；二楼就经营批发业务，还内设工场，光光职工就有近百号人。”据他介绍，王财运的父亲王滨谟原系中式裁缝，后东渡日本学习洋服制作技艺。王财运子承父业，而他的门生也都是家乡宁波奉化的子侄晚辈。后来，这些门生又各自自立门户，如王兴昌、王顺泰、裕昌祥、王荣康、汇利等时装店。由于这些店铺都开设在南京路上，故当时商界美其名曰“南六大户”。而这群长期经营洋服店的老板也因此有了个叫得响的名号——“奉帮裁缝”。 

“当时社会上大部分人还是以穿中式服装为主，因此就把专做中装的苏广成衣铺称作‘本帮裁缝’；把专为‘红毛’（洋人）做洋服的叫做‘红帮裁缝’；专做布类制服的叫‘大帮裁缝’，统称就是‘三帮’。红帮中又以‘奉帮裁缝’人数最众、技术最高、势力最大。”回忆起如斯点滴，尽管故去久远，沈卫强却是一派如数家珍的模样。 

如今，这些沈老爷子口中的名牌老店早已不复存焉。时间却像一片青藤，漫过这些年过期颐的古老记忆，蔓延过老街，蔓延过老宅，最终停留在与它交融的人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从传统中装到洋派西服，时装定制主义正在一步一步解构着“本土文化”，正如试图寻找血脉的后人，常常会发觉暧昧而模糊的血源一样，上海或许从来就是那样一个混装又混血的时装大都会。

“跨界”张爱玲偏爱红装设计

“一袭滚着金边的真丝大红旗袍盖到脚面，与意大利的高光丝袜有点互相瞧不上的做派，毕竟裁缝师傅光是为了绣那头凤凰就用了三个月，哪像外国工厂，机器一轧，布匹就哗啦啦地流出来，感觉上始终有点蹩脚……”在张爱玲的笔下，旗袍曾经是上海女人的又一层皮肤。旗袍的高贵也有着与身俱来的冷艳和考究，精致到但凡蛾鬓淡扫、旗袍寰身，眉宇间便仿佛徒然写满细碎和忧怨，于是“再狠心的女人提起那件织锦缎旗袍时，眼神总归是温柔的。” 

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多会忆起，解放前南京西路上就有这样一爿与“鸿翔”时装公司齐名的时装店，名为“造寸时装店”。上世纪20年代末，有个绰号叫“小浦东”的裁缝，从浦东来到上海（当时，浦东人习惯称浦西为“上海”）闯荡，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一间裁缝店。“小浦东”姓张，名造寸，所以叫“张记裁缝店”。那时，在南京西路（当时称“静安寺路”）一带，像这样的小裁缝店很多。小浦东虽然初来乍到，但手艺高超，根据女性不同身材和体态，他三裁两剪就能把裙子做得尽善尽美。比如，嫌小腿短的，就替她制作长裙大摆款式，遮掩腿部不足；腰围粗、肚腹胖的，就替她制作直筒裙，粗腰大肚的缺陷就不明显了；胸部瘪平的，就替她制作开襟宽松裙；身材矮小的，则进行整体设计，为她制作上下平衡的套装裙，从视觉上显得个子高大起来；若是高挑的好身材，就锦上添花，为她制作高腰身的开衩长裙，以示亭亭玉立的身姿……经过小浦东的裁剪和雕琢，但凡来做裙子的女人都能满意而归。于是，小浦东声名鹊起，引得名媛贵妇、摩登女郎纷至沓来。其中也有文坛女作家“海上花”张爱玲。 

那时，张造寸的裁缝店已经搬到南京西路国际饭店附近，左隔壁是培罗蒙西服店。而张爱玲就住在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的那条弄堂里。她写作之余，常到“张记裁缝店”看张师傅裁制服装。日子一久，双方也渐渐稔熟。有一次，张爱玲来店里定制一条大红裙子。张造寸认为她身材瘦长、皮肤白晳，不宜穿大红裙子。但张爱玲坚持说：“我小时候没穿过好衣裳，所以想要穿得鲜艳夺目些。”于是，张造寸就替她做了一条猩红色丝绒镶金丝的高腰长裙。刚穿上身，张爱玲便欣喜道：“我这身红裙，真要妒煞石榴花了！”忽又心血来潮，要替裁缝店换个好听名儿。“我看就拿你名儿做店名蛮好。造寸，造寸，寸寸创造，把我们女人的衣裳做得合身漂亮。” 

“红裙子”的故事还没完，张爱玲又有了新点子。她要求张造寸为她做一袭红色上衣，既要是中式旗袍式样，又不乏洋气。张造寸又劝她：“太艳，太艳。”但张爱玲偏要鲜亮些，张造寸拗不过她，只得把上衣的面料选为玫红色。款式是立领、窄袖、袖管长及肘间，斜门襟、镶阔边，盘扣、紧身、束腰。谁料没过几天，张爱玲就面有愠色地来找张造寸，诉说有小报记者写文章，说“张爱玲穿奇装异服”，还有个好事的漫画家在报上画了一幅“奇装炫人的张爱玲”。张造寸听了哈哈大笑说：“张小姐，侬穿侬的红装，与人家不搭界！上海滩穿奇奇怪怪衣裳的人多着呢，为啥偏偏盯牢侬？因为侬是有名气的作家，小报记者在侬身上找新闻！”一席话，逗得张爱玲噗嗤笑了起来。

一线一寸掐出海派旗袍之美

老上海的斑驳光影中，女人与旗袍是两道独特的风景，旗袍之于女子，如同玫瑰之于爱情，星光之于长空，两者互相映衬着展现出形色各异的美。周旋、舒绣文、黄宗英、上官云珠、阮玲玉等，旧上海当红的女明星都把旗袍作为自己的礼服。于是，在那些年里，上至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下至普通人家的女子，都“无可救药”地将年华和美丽寄情于旗袍定制的一针一线里。名媛们裹着剔透绫罗的锦素华袍穿梭在老上海的车水马龙间，匆匆赶赴一场夜宴，或是一夜牌局；穷苦人家的女子也披上土蓝布旗袍，躲在灰暗的阁楼里或是旧旧的弄堂口，避开尘嚣、孤芳自赏。海派时装定制绕不开旗袍，那是只属于上海女人的“老克勒”情怀，是旧时上海滩新式时髦的风情再起，亦是几个时代、几代人“她时尚”的最强音…… 

聊到旗袍，就不得不提“长乐路”。有人说，这里是上天赐予女人的礼物，因为每块青砖、每寸林荫都隐隐约约透露着精致的上海味道。在茂名路和陕西南路的中间一段便是长乐路“旗袍一条街”，街上有家“瀚艺”旗袍店，店里有位曾为老上海社会名流、演员做过衣服的老裁缝储宏生。 

储师傅年过九旬，苏州吴江人。储师傅16岁时就来上海“学生意”。24岁起，储师傅在南京东路知名的“老介福”裁缝店工作，师傅觉得他擅长待人接物、性格活跃，就常派他跑外勤，上门帮老顾客量尺寸。 

储师傅回忆说，上世纪四十年代，裁缝店的生意格外兴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和演员都是店里的常客，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声誉卓著的老将军就是众多老顾客中的一位。第一次前去量尺寸时，储师傅并不知道将军的真实身份，只接到通知，晚上要去东湖宾馆给一位特殊的客人量尺寸，且听说是一位大官。为此，他心里一直“有点紧张”。“没想到，大官一点也没有官架子，很随和。”老客人的身材尺寸变化不大，储师傅也就一直负责去老将军家拿衣料。 

“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太太陈香梅，也曾是裁缝店的常客。储师傅说，陈香梅气质大方，不像一般的官太太。她对旗袍的料子很讲究，一定要选择伸缩性好、手感柔软的真丝面料。后来陈香梅去了香港，还曾邀请店铺的老板直接到香港开设分店，储师傅成为当时最适合“外派”香港分店的人选。“老介福”香港分店开在弥顿道200号。新店开张不满一年，储宏生回来了，理由只有一条：作为家中的独子，他必须尽孝。 

回到上海的储宏生继续做他的旗袍，并赢得了“旗袍大师”的美誉，开设的“瀚艺旗袍”也变得越来越出名。有关“瀚艺旗袍”为影视剧明星做旗袍的传说版本极多，最出名的一个莫过于“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的旗袍是储宏生师傅做的。”储师傅解释，这却是是个误会。为澄清这个传说，储师傅专门跑到国泰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片中旗袍的领子太高了”，这是储师傅对片中旗袍的唯一评价。 

时光流淌至二十一世纪，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定制一件“瀚艺”的旗袍，大多是为了在婚礼上装扮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在这里定制一件旗袍最低价格为1800元，贵则上万。“因为我们是纯手工刺绣的，价钱根据绣花的大小和面料的种类，有所差异。”储宏生的大徒弟朱师傅介绍说，店里制作旗袍的团队共有30人。像“瀚艺”旗袍这样一针一线手工缝制旗袍的店面，在上海还能有几家呢？

记者手札：老上海时尚的传承

LV、Chanel、Burberry……在每季名牌成衣更迭如飞的当下，“高级定制”逐渐成为时尚圈的“夕阳产业”，有时尚人士甚至直白地说“高级定制就是一场必败的游戏”，是“昨天的流行”。然而，在当下的上海，这股海派“时装定制主义”却方兴未艾。 

就像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说的，“你永远也不知道橱窗里挂的那件外套，在你伸出胳膊的时候是否与你的肘部契合。”精明的上海人把对“时装定制”的热情和迷恋从民国时期一路继承了下来，并以“老克勒”之名，继续着这场属于上海自己的时尚游戏。于是置衣不再是简单地拿起品牌橱窗后的一件成衣试穿、询价、购买这么简单，而是变得有血有肉，甚至能细细体验到心意和身型的每一寸融合。 

而在这场时装定制的历史游戏中，与其说是上海人找到了一种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不如说，他们其实是找到了一种更曼妙的、独一无二的美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