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辉祥

每个人的心头，恐怕都会弥结起名目不同的情结。然而在诸多难以释怀的情结中，几乎人皆有之的家乡情结，无疑是一种浓郁得令人无法化解的特殊感情，甚至于会让人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对于我这个一生从没离开过家乡半步的土生土长的浦东人来说，蕴含郁积在心底的对家乡的浓厚感情，自然是浓之又浓的。

当一个人对家乡的情感炽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激情自会难以自抑地汹涌澎湃。家乡的一草一木、淳朴而醇香的风俗习惯、浦东人勤劳、厚道、善良的传统美德，都融进了我的骨髓里。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怀，当然会时不时地引起我的冲动，忍不住要为自己家乡夸说颂唱了。一开始学习创作，我提笔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我在洋泾乡当菜农时熟悉的生活。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发小，是位种番茄的能手。我据此塑造了一位敢于冲破世俗的新青年的形象：上门吃“通脚酒”，他一反常态地连通行的孝敬未来丈人的香烟老酒也不拎，只拎了两篮他自己培育的番茄作为礼物。结果未来丈人怨小气又不懂规矩的毛脚女婿在众多长辈面前塌了他的台，由此发生了新旧观念的冲突。当时我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把这篇稚嫩的稿子投寄给了复刊不久的《上海文艺》。

没想到运气好得不得了，仅过了几天，我就意外地接到了编辑部邀我去参加创作学习班的通知。会议休息时分，一位操着标准普通话的中年女编辑把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自我介绍了她叫彭新琪之后，就拿出了我的那篇《两篮番茄》的习作稿说：“你的这篇小说很有基础，颇有生活气息，所塑造的人物也有一定的新意，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想请你修改。”突如其来的欣喜，我当然是言听计从了。谈完了稿子的修改，彭老师告诉我：“这次请来参加学习班的人员，选自于来稿中一些有写作基础的青年业余作者，希望你以后锲而不舍地多写些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彭新琪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编辑老师，她对我在创作上的启蒙与引领作用，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后来走动多，熟悉了之后，小说组的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如赵自、于炳坤、费礼文、张斤夫等，都鼓励我多注重于家乡农村题材的写作。老师们的金玉良言，当然被我奉若金科玉律，以后我便专注于“浦东故事”的讲述了。

然而，编辑老师们对年轻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我的那篇《两篮番茄》，连续修改了4稿，最终还是没有得以发表。后来或许是彭老师他们怕挫伤我的积极性，在鼓励我另写的几篇中选了一篇《开心嫂》发表在《上海文艺》的内刊《写作参考》上，另一篇《大治河畔》发表在1978年的7月号上。而后又在1981年《上海文艺》的“上海青年作家专辑”中发表了我的《芝麻绿豆官》，这篇小说还被中央电视台《红楼梦》的总导演王扶林相中改编成了上下两集的单本电视剧。遗憾的是当时送审没通过而夭折了，但它却更坚定了我创作家乡题材作品的决心。在这段时间里，我连续三年在暑假参加了每次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班，有幸与在当今上海文坛上声名遐迩的一批老作家如陈村、赵丽宏、赵长天、宗福先、彭瑞高、王小鹰、沈善增、程乃珊等成为了同期学员，他们鼓励我多从自己得天独厚的乡土题材中觅取宝藏。当然，编辑老师与文友们的鼓励，致使我的家乡情结也越来越坚定，笔端自然要流淌出浓浓的浦东情怀了。

具有浦东味道的作品写得多了，“至味在农家”，有些编辑老师与作家朋友，就将我归进了乡土作家的行列，《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的原主编徐甡民、《东方城乡报》的副刊部主任孙仲哲，就一再鼓励我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定能烧出更为浓油赤酱的农家菜。徐老师就约请我写过一组浦东风土人情的散文随笔作品，如《浦东三日头排场》《大娘子风俗》《高桥爷叔》等。孙老师则邀我在《东方城乡报》的副刊上开设过时达将近两年的着墨于“浦东”的专栏。老一辈的文学大家峻青老师，在为我的一本散文集作序的时候，就说过很喜欢我质朴无华且生活气息浓郁的散文，他甚至还送了一幅他擅长画的牡丹图给我，以资鼓励。在众多老师的鼓励下，我的笔触怎么还能离开“浦东情结”而移情别恋呢？

丰富多彩的浦东故事、多滋多味的风土人情，成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促使着我几十年来的欲罢不能与乐此不疲，也让我收获着成功。自从踏上文学之路以来的40年中，我已有四五百万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出版了《金浦三部曲》等5部长篇小说，《七彩情缘》等3部中短篇小说集，《心韵》等8本散文集。尽管我已经由当年的“小浦东”变成了今天的“老浦东”，但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家乡情结，肯定会在自己的笔端流淌出更为浓郁的浦东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