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崚（上海浦东宋氏家族研究中心主任）

浦东是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宋氏子弟启蒙成长的摇篮。在这里，少年时代的宋氏子弟融入中华文明和海派文化的血脉。

乡音难改更难忘。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不论是定居上海市区还是他乡，也不论在海峡对岸还是大洋彼岸，浓郁亲切的浦东乡音陪伴他（她）们度过了一生。

在家读书

浦东给宋氏子弟的文化启蒙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是土生土长的浦东川沙人。倪家曾是川沙当地望族之一，倪桂珍的父亲倪蕴山生于浦东川沙城郊倪家宅，他与妻子徐氏一起养育了当时以不缠小足、知书达礼而享誉川沙的“倪氏三姐妹”，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下一代“宋氏三姐妹”的前奏。

1887年，倪桂珍与时任传教士的宋嘉树（字耀如，教名查理·琼斯·宋）结婚，并随夫在昆山传教。1889年，倪蕴山病故，徐氏带着女儿回到川沙，不久后，倪桂珍与丈夫也带着宋蔼龄回到浦东，租住川沙兰芬堂74弄1号“内史第”之西南沿街厢房三间（南市街65－69号），并在此开设“福音堂”传教。

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相继出生，转眼就到了读书的年纪。浦东自古以来就相当重视教育。据黄炎培1936年主编的《川沙县志》记载：“乡村相距不到一里大多设有学塾。小康者乐为子弟读书，尊师重道。雅有古风。”倪桂珍先后接受过旧式和新式的双重教育，宋耀如早年漂洋过海曾先后在美国杜克大学和万德毕尔特大学就学，二人的思想都较民主开化，也给子女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开设在宋家马路对面的诸文伯学塾成为宋家子女的启蒙学堂。诸文伯于1884年考中秀才，后来在家“坐”学塾，教室就设在他家的客堂里。他先后教授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三字经》、《百家姓》等，使他们受到了规范优良的启蒙教育。师恩难忘，诸文伯的夫人高兰玲在1936年去世时，宋子文亲书挽轴“师母大人千古”。

1901年，诸文伯学塾停办，为了使子女教育不受影响，在倪桂珍的支持下，宋耀如干脆在离家不远的正阳桥南堍办起了“宋家小学堂”，学生除了宋家子女外，还应求招收街坊邻居的孩子。除聘请顾佐尧担任教师外，宋耀如本人还亲自兼任小学堂的英语老师。课堂上除讲授传统的《幼学琼林》、《四书》、《五经》外，还教学生自然和珠算等西方新学和实用课程。这在当时浦东的小学堂中，是颇有创新色彩的。

宋家姐弟各科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出色，为日后宋氏三姐妹入学中西女塾（马克蒂耶女校），随后又赴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留学；宋子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宋家的几个孩子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在顾佐尧的印象中：“宋庆龄从小朴实，宋美龄从小爱打扮。”

20多年后，宋庆龄1921年4月在致白赛特的信函中深情地回忆道：“我在家读书，一直到十二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

“在家读书”成为宋氏子女对浦东“娘家”最难忘的记忆。

投身革命

浦东埋下的爱国情思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危难深重的中国大地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为振兴中华而奔走筹划革命。

倪桂珍积极支持丈夫宋耀如参与到这一历史潮流之中。1894年，宋耀如在上海结识了孙中山，并积极参与到当时的革命活动中。据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一文中回忆，宋耀如“在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制厂，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致李晓生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还特意提及：“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

倪桂珍也参与了印制推翻封建王朝的各类宣传品，身体力行支持革命。

除了父母，宋家子女的师长们也向他们传递了革命的意识。

诸文伯、顾佐尧都是学有所长、清贫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痛恨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经常教育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同学勿忘鸦片战争以来，国家所蒙受的耻辱。

1903年，宋家在内史第的邻居黄炎培在浦东新场发表革命演说，痛陈国家危亡、政府昏聩之状，震撼了浦东及上海。前往听讲者，“百里以内，舟车云集”。

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对宋家子弟，特别是宋庆龄的影响巨大。宋庆龄目睹清朝统治下的黑暗与罪恶，以及革命者的呐喊和牺牲，自小就十分赞佩孙中山、黄炎培的革命行为，痛恨清政府的反动镇压，终其一生的爱国情思渐渐萌芽。1921年，宋庆龄在致外国友人白赛特函中回忆：“从孩提起，我就熟悉他（孙中山）的名字和志向。”

1907年宋庆龄赴美留学，念念不忘祖国和革命。在一次历史课上，她告诉老师和同学：“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正在组织革命团体，他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有同学问：“假如你在中国这样讲会被杀头的。”她回答说：“一点不错，是会杀头的，而且许多仁人志士已被砍去了头颅。但是，如果非流血不足以唤醒民众，那末，一场流血的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革命现在虽然没有胜利，但总有一天会胜利。”

浓浓乡情

浦东成为他们一生的牵挂

回到老家居住后，倪桂珍日常主要在家照看孩子，也兼做过织毛巾工和印刷所装订工以贴补家用。宋美龄回忆说，母亲倪桂珍“‘严厉刚强’，而绝无‘优柔善感’”，同时对子女们关爱有加又以身作则，严格要求。

宋庆龄从懂事起就知道母亲辛苦、家里钱紧，所以她愿意穿大姐穿过的旧衣服，帮母亲做家务、照管弟弟妹妹。

据《红维叶》一书记载：抗战爆发后，宋子良兼任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处长。1938年元宵节前后，在抢运完一船苏联军火后，总务科叫来了一大锅煮好的广式元宵。宋子良就叫在办事处里的人都聚到二楼大办公室一起吃。广东的元宵个头较小，有人边吃边和身旁的同事比划着说，“我们常州老家的菜肉团子一个要顶这样的四五个，吃起来过瘾。”坐在隔壁桌旁的宋子良听见后，也接着说：“川沙城里的枣泥核桃仁、荠菜鲜肉糜汤圆也很好吃啊。”

见大家都静下来听着他讲，宋子良趁兴接着说：“小时二姐（宋庆龄）常带着子文、三姐（宋美龄）和我，有时还有邻居小孩一起到街上玩，每每拐到离家不远的大街上点心店，就掏钱请我们吃‘浦东大圆子’”，“我们就站在大锅前看着做汤圆，调包汤圆的糯米粉时不是用水，而是用粥汁，所以好吃。”

生长在不同方言地区的孩子会带有该地区方言的发音特征。宋庆龄、宋子文和宋美龄纯正的川沙口音中包含着多少童年的欢乐和记忆（相比之下，1899年才出生四五岁时就随家迁往虹口的宋子良对川沙方言就只是听得懂但讲不好）。

乡音难改更难忘。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不论是定居上海市区还是他乡，也不论在海峡对岸还是大洋彼岸，浓郁亲切的浦东乡音陪伴他（她）们度过了一生。

上海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宋氏家族居住和生活的痕迹，如虹口区东有恒路（现东余杭路）628号、黄浦区宝昌路（现淮海中路）491号、西摩路（现陕西北路）139号、以及徐汇区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蒋介石宋美龄寓所、思南路孙中山故居、淮海路宋庆龄故居等。尤其重要的是宝昌路上那幢4层楼旧居，1912年4月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回沪，应宋耀如之邀就住在这里，该处后来甚至一度成为孙中山的行营；宋家留下唯一传世的全家照，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但这些都无法取代浦东川沙。

据浦东文史学者王乐德的考证，宋庆龄1957年对保姆钟兴宝说：“我的老家，我养就养在这地方，叫内史第个街。”

无独有偶，中新社记者许晓青、陈静在2004年10月发表的《宋美龄与上海的不解情缘》一文中也提及：“多年前，当上海浦东名宅‘内史第’的工作人员委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递信到宋美龄手中，以求证她的出生地时，她只是付之一笑，然后说了一句：‘我是浦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