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家 马迁

今天的上海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要求自居，但是在1980年代，上海却是以“后卫”的角色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前行。那时，南方地区迅速崛起，尤其是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一马当先，以一日千里之速发展，上海却步履艰难，到了1980年代后期，矛盾困难显现，“城市病”日趋严重。

“路径依赖”使得上海承受更大的困难

那时，上海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1978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轫并席卷全中国农村的改革大潮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而城市改革，上海又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晚了5年。承包、租赁及用工制度等改革已被重庆、武汉、沈阳、广东抢得先机，上海却动作缓慢。

上海曾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堡垒，到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局面，计划和市场不断地博弈，引发许多奇特的现象。一段时间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

美国著名的咨询智囊库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1987年底，朱镕基从国家经委来到上海。任职上海市市长后，他发现自己手中没有钱，没有物。这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1952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工业总产值50%，到1978年，这一比例降到了18.6%。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但上海没有矿产资源。原先的原材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双轨制后，上海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甚至连猪肉都要换，市政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

经济学家、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姚锡棠清晰地记得，当年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

姚锡棠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1978年改革开放，南方地区以广东为代表，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上海的原材料显然更加紧缺。

曾有这样的比喻：上海城市形态像一只夹花的“大饼”，上海城市容貌像一个作坊式的“大家庭”，上海城市功能像一个心肺衰竭的“老人”……

“80年代后期上海得了严重的‘城市病’，道路拥挤，空气污染，人均绿化全国倒数第一；80万个煤球炉，还有80万个马桶。”曾任浦东新区宣传部部长的邵煜栋回忆道。后来的上海市领导，还把到2000年消灭上海的80万只马桶和80万只煤球炉，解决市民住房难作为“军令状”。

1985年之前，中央政府对上海的财政基本上是属于“统收统支”，上海当年的利税收入上缴中央，上海要用钱再向中央申请。用汪道涵的话说：“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

曾有中央领导这样解释：“中国几十年来体制机制僵化，走了很长的弯路，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可能会找到一条新路，但是这个过程或会产生风险，这个风险，可以让穷一些的地方去冒，但上海一旦出风险，成本太高，同时，我们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又是一个穷家庭，上海就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为了照顾家庭，可能要承担得多一些，结婚成家晚一些。”

因为“温顺的大儿子”必须对国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因为要回避风险，上海改革步子也就慢了。不进则退，慢进亦退。

人们在思考上海向何处去

这样的状况也造成上海人的失落感比任何时候都强。炽热的南风猛烈地吹动着黄浦江水，上海人在苦苦思索：上海的症结何在？上海的出路何在？上海的经济要继续大发展，上海城市的功能要全面发挥，上海要重新成为中国同世界交往的枢纽和中心，像目前这个样子能行吗？60年前，上海是远东最繁华的大城市！

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紧迫思考中，一个共识在上海人中逐步形成：上海要重塑远东大都市的形象，一定要有大动作，要有新的发展空间。人们不约而同把眼光投向了黄浦江东面的那片土地。

曾任浦东新区开发办副主任的沙麟回忆道：“当时我记得老领导陈国栋同志在一个会上就明确问，我们上海是不是要沉沦了，这个是非常发人警觉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呼声，也是一个思索。特别是上海新的发展空间在哪里？上海市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程度，浦东开发的研究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进一步由浅入深地向前推开了。”

1980年3月13日，市计委副主任韦明来到上海市政协，向政协委员们作《上海远景规划问题的报告》。政协委员们非常认真地听取和讨论报告，并于3月20日、4月4日，由市政协经济研究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上海市经济发展长远规划问题。

讨论会上，多数委员主张建设开发浦东。浦东是处女地，与市中心隔江相望，易于按现代化城市的要求来建设。上海要发展外贸，需要扩建港口设施，向浦东发展是最有利、最合理的选择。浦东沿江地带市政建设已有基础，发展也有条件，还可以建成经济特区，对外商有吸引力。浦东与浦西之间可造隧道和大桥。市区地界可适当扩展，改善过于拥挤的状况。卫星城镇建设要办成独立的社会单元，不能搞单一性工业。要结合疏散人口、政策配套、工业结构调整等多个方面通盘考虑。

到了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这年5月，中国建筑规划界权威、华东建筑设计院首任院长金瓯卜在上海城市规划专家讨论会上，提出了“开发浦东是疏解上海中心城市臃肿的一条最经济最方便的捷径。”他提出，应修改上海原来向两翼延伸发展的“摊大饼”式的发展方案，并论述了开发浦东的十大好处。

这些声音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市中心要疏散人口，要进行老市区改造。也就是说。那时对于浦东开发的认识还局限于解决上海城市的困境和发展空间上。

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压力

专家学者的声音源源不断地传至政府有关部门，1984年以后，浦东开发开放成为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的重点课题。

是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在听取了上海市的汇报后，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与上海一起调查研究，提出改造振兴上海的战略方案。9月，中央委派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以及马洪等领导率领的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分别听取了市政府19个委、办、局的汇报，开展了6个专题调研。

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同国务院调研组一道，邀集中央以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衡山饭店召开了近百人参加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这次高规格的讨论会被称作“衡山会议”，对上海日后的发展产生影响深远。

12月，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

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提纲，尽管还是粗线条的提纲，但确实是建国后，上海的第一个操作性很强、着眼于上海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提纲，而后来的历任上海市领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上海的现代化建设。

次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该提纲。其中提到了浦东开发，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今后新建工业企业都要放到新区，并将老市区的一部分老企业逐步易地到新区去进行技术改造”。还提出，在“七五”“八五”期间，上海要规划和建设一批大型的骨干工程，包括沟通黄浦江两岸的过江隧道和桥梁。

显然，那时的浦东开发主要是实施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的方针，实际上是要解决把市中心的工业转移出去的问题。

到了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作为上海市市长候选人，面对人大代表讲述了上海面临的困境后说：“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多建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

显然，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压力，这便是开发浦东的最初动机。

（本文节选自《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