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论坛上，经济学家们就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地方财政、全球通缩治理、货币政策前瞻、一带一路、自贸区与新贸易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同时也探讨了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战略性发展路径，预测未来金融生态环境，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供战略性分析及建设性意见。

■本报记者  郭久葳浦东报道

1月10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陆家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15位中外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齐聚陆家嘴，纵论新常态下中国改革红利和增长新动力。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立于2012年，国务院参事夏斌任论坛主席。 

记者了解到，随着自贸区扩区，陆家嘴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的地位愈发凸显，陆家嘴集中了中国最多最优秀的金融资源，本身也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最大的市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决定将机构落户陆家嘴，并将陆家嘴作为论坛常设会址。夏斌表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将致力于打造全国一流的财经学术平台。 

新常态该如何应对 

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旧常态当中有哪些教训要吸取，留下了哪些问题和风险及如何化解，当前稳定经济和稳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夏斌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增速换挡，我们要正视现实，看到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增长的潜力，不要悲观。人口众多的消费阶层和市场空间，城乡发展的空间，中国的高储蓄率、制度红利空间，以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劳动大军，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还可以保持在大陆经济体当中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因此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从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近两年来，中国在简政放权，发展新兴产业、新领域等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也在朝着好的方面调整。 

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会享受两大红利，第一是低增长红利，第二是改革红利。容忍经济增速放缓，本身就是一种红利。油价大幅下跌，中国贸易条件改善就是例证。不能说国际油价下跌是中国造成的，但是中国经济放缓确实是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重要原因。如果说2008年没有大幅度刺激，适当容忍经济增长放缓，当时低增长红利或许很快就可以显现出来。 

因此，要欢迎低增长红利，不要人为把经济增长速度拉到不可持续的地步。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中国经济2.0”应是由技术驱动，最核心的在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技术创新。因此，未来应关注如何提升中国人力素质，而不是再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应发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在内的保护人才体制机制。下一轮的崛起靠的是人力资源优势，不是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改革红利从哪里来

2015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哪些改革值得期待，又能带来改革红利？ 

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通过改革可以发现增长的新动力。她预期2015年的改革将围绕三条主线。首先是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是化解风险，再次是促进经济转型。在这三条主线方面，包括简政放权、放宽注入、地方财政和地方债务等领域的改革，在2015年都值得期待。 

沈明高表示，此轮改革的核心就是投融资体系的改革。7万亿也好，10万亿也好，投资项目容易，关键是如何融资解决这些需求，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再加上投资便利化，PPP融资平台等。 

在金融改革方面，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建议，利用资本市场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当前投资者对股权、债权产品有较大偏好的背景下，适度放松管制，让更多的实体在资本市场中融资。进而降低社会债务比例，降低杠杆率。 

李迅雷认为，中国现在发展直接融资“天时地利”。目前国内居民的资产配置中，房地产占比高达近70%，而股票等权益资产类占比仅为2%至3%，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因此，银行储蓄流入股市的趋势仍将持续，“放开直接融资有利于解决金融资源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的错配，可以缓解贷款利率高企带来的投资不足压力，更有助于金融反哺经济，抑制金融泡沫形成，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 

货币政策向何处去 

2015年的货币政策最牵动人心，货币流动性是否更充裕？降准降息会发生吗？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下调准备金率至少有六个理由，除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外，还可以在外汇占比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下维持流动性，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准备金率下调，流动性宽松，不见得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现在确实是比较复杂，价格、定向、总量工具都要配合起来，共同来作用，这样才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这里还有一个是流动性的问题，流动性的问题，根本在哪里？央行做了那么多的调和，投放了那么多的资金，为什么效果并不明显？我们想来想去，根源还是在银行体系，因为货币市场说到底还是银行间的市场，流动性的主体来源是来自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有钱了就会把流动性输入到市场当中。 

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新常态的货币政策要跟上未来总需求下行的节奏，建议降息降准交替进行。在他看来，看货币政策的松和紧不能看总量，而是要看市场上对钱的定价，那就是利率，如果说利率很高，说明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相对比较紧。在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没有建立之前，央行应该考虑重新使用传统的金融工具，那就是用降准的方式增加市场流动性，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再配上降息，那么企业的融资成本才会真正降下来。 

刘利刚还认为，现在中国宽松在国际金融环境下是好事情。随着欧日的宽松加码，降息也会抑制资本的流入，如热钱的流入。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建议，2015年应该让汇率改革发挥主导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与有效汇率紧密相连。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实际上一直是升值的。鲁政委建议，一方面，应重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宜继续扩大市场价格和中间价格日间的波动幅度。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建议央行可以考虑一次性降准2-3个百分点，这部分存款准备金以国债来进行置换。财政用这一扩大的赤字来支持减税、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体系。这一方案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避免降准之后可能会导致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如银行惜贷、小微企业无法受益、资金流向股市，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财政的货币化。此外，用较高收益率的国债来置换存款准备金，也利于减轻银行息差压力和推动利率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