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刚
1961年入党,研究员职称,早年从事军事科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转入研究战略科学、决策科学,1990年首批赴市府浦东办,从事浦东开发战略研究的组织工作和研究工作。创办《浦东开发》杂志,并任总编辑。
中国绝不能用国际发展水平的平均数沾沾自喜,来掩盖尚存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尚存在差距,并着力加以解决。解决的良方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务必在新世纪的前20年,顺利实现建党100周年时的奋斗目标,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一步。
建设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
“小康”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深藏着中华文化传统的血脉。
“小康”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诗经》之中。《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说劳动人民什么时候摆脱了劳苦的命运,就可以过上较好的日子了。到了西汉时,儒家文人李运,进一步把“小康”定义为较之于大同社会较低的社会形态。到了宋代,据洪迈的《夷坚甲志·五部君》中记载:“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意指小康就是希望摆脱贫困。这一想法与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奔小康的国家战略目标是较为吻合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次提出奔小康的战略目标在1979年。是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晤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虽不富裕,但日子比较好过。
当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公认经济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是衡量一个国家越过温饱,经济开始起飞的量化标准。因此,中国确定的小康标准同样有着国际公认标准的依据。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依据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进一步制定了第二步发展战略,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两番,使中国达到全面小康的水平。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依据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现实,再次把这一经济指标提高,即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从上述小康指标历史演进的过程看,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制定“小康”的指标一直把经济指标置于相当重要的位置,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是当时极为重要的紧迫任务。
国际社会指标体系中的小康社会型态
不难看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三步走战略,与国际社会公认的发展阶段是完全接轨、吻合的。
按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时的通行国际标准,一个国家从贫困到相对富裕,一般地要经过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贫穷走向温饱,即从当时的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到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这一阶段的国家战略重点必然是解决人民的最基本生存问题。中国的第一步战略——2000年实现初步小康正是制定在这标准上。
第二阶段是从温饱走向日子较为好过的中间阶段,即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正是我国当时制定的第二步战略,即从“初步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一个国家开始步入较为发达富裕的阶段。按照上世纪80年代初的标准,即从人均GDP3000美元到10000美元。10000美元以上者则为富裕国家。
不难看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三步走战略,与国际社会公认的发展阶段是完全接轨、吻合的。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有着诸多共性规律。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不管他们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当他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人均GDP1000美元之后,都会遇到经济结构剧烈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人民的民主意识普遍增强、社会稳定问题开始突出等共性问题,迫使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去解决除了经济问题之外的社会、政治问题。
中国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第二步战略中,与国际社会所遇到的共性问题比较,由于中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且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历程,使中国在建设小康社会中还有一些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国情。诸如城乡人口比例失衡,据联合国那时的标准,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城市人口的比例应占总人口的62%。而中国在人均GDP1300美元时,城市人口才40%,不足这一比例的三分之二。又如世界各国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之后,其贫富差距开始缩小,而中国非但未缩小,反而有拉大趋势。还如世界各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劳动力开始紧缺,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国在此阶段劳动力依然供过于求,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此外,还有人民的民主意识诉求上升、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中国在上述方面,与国际横向比较,社会问题的某些方面显得还要突出一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系统探索的历史演进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人已向全世界宣布,在新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二步战略的决战期。
党的十六大除了制定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两番的经济指标之外,同时推出了“全面小康社会”的综合衡量标准,那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六大开始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历史探索进程,且一经开启,其探索过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任务中,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融为一体,作出了“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决定》不仅提出了“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还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从而“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决定》可以说在当时是对“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最为完整的描述,是对国际比较中存在的差距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有了一个初步的、系统的框架。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别从党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指标要求。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不仅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还第一次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大方面制定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它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集大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总目标
我们通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务必在新世纪前20年,顺利实现建党100周年时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一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两年间,党在四个重大节点上,分别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庄严承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要义,“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升华。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调研时第一次将“四个全面”集中表述,并成为党和国家协调推进的重大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布局,就是要把党的十八大制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的一个——建党一百周年时的奋斗目标变成现实,也因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对于“四个全面”的相互关系和内在逻辑联系的关联性,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
从相互关联性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到建党一百周年时的总的奋斗目标,后面的三个“全面”则是实现这一战略总目标的战略举措。
从战略意义来理解,“四个全面”有着不同的战略定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压舱石。
从战略和战术的次序看,“四个全面”则是从总目标开始,依次越来越具体,越触及到党和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核心。为了实现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涉过深水区。全面依法治国必然伤筋动骨,不管哪个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核心和突破口,即所谓“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它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压舱石。
人们都清楚,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提法,在各种会议、文件中都多次反复出现过,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那么“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到底新在哪里呢?首先,新在四者前面均冠以“全面”二字;其次,它把四者集合成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布局加以整体协调推进。“全面”、“集合”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它既体现了继往开来,又是战略性的飞跃。“四个全面”意味着覆盖面要更广,必须是惠及13亿多中国全体人民的小康,一个人也不能少,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一个地区也不能丢,没有任何达不到的地方。
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统、完整的指标体系,就极有可能出现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问题,也有可能用国际指标来掩盖中国自身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极有可能出现“一俊遮百丑”的倾向。
在这里简单分析一下当今国际社会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如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国家和单独核算的经济体超过230个,其中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约为63个,占总数的27%左右。这里不妨把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经济体作为发达国家的下限,把人均GDP3000—10000万美元的经济体作为中等水平,把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经济体作为贫穷国家。
中国大陆发展水平目前处在国际上的什么位置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大陆2014年GDP总量为63.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0.3万亿美元,以大陆2014年人口约13.7亿计算,人均GDP已达7500美元以上,在国际上已属中等偏上的水平。仅从以上数字看,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现在已经是小康水平了。
但是,如果不简单用数字衡量,而用“全面”来衡量,中国的“全面小康”目标尚存在不小的差距。诸如贫富差距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13亿多中国人民都企盼着小康,企盼着过上好日子。中国共产党人已庄严承诺,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必须是惠及13亿多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届新领导集体刚一上任就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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