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第一次见杨磊的人，一定会被这个26岁的女孩不苟言笑的样子吓一跳。 

然而，记者第三次见到杨磊时，她的第一个表情就是笑容：“今年年底，我与一家房地产公司合作的寄宿制老年大学就可以招生了。年纪较轻的老年人重回大学，寄宿在老年大学公寓里，这种全新的边学习、边养老的模式，一定会很吸引人。”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只是杨磊“伙伴聚家”模式的变种。 

杨磊，高二就去了英国读大学预科，大二时开始接触英国的“社区照顾”养老模式，2008年回国，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伙伴聚家梦想”——几位意气相投的老人合住一套房子，共同请1到3位专业养老服务人员，用各自房屋的租金过一个相对自由、舒适的晚年。 

杨磊问父母借了10万元开始创业，然后连亏两年。直到2011年，浦东新区政府开放了30个居家养老服务的招投标项目，她的企业才达到财务持平。然而，杨磊梦想的“伙伴聚家”模式始终没有实现，在实施过程中，她深切体会到养老的中国式困境。

梦开始的地方

2006年，英国北部，新堡市。20岁的杨磊做的第一份兼职工作就是参加政府支持的社区照顾项目。有一天，她陪60多岁的Kate去参加一场婚礼。11点，公车没有准时出现，Kate开始焦躁不安，患有阅读障碍和轻度强迫症的她，在杨磊的安慰下平静下来。Kate需要有人24小时陪同，尤其是在外出时。 

Kate和男友David合租一栋公寓，David患重度智障。社区照顾机构替两位老人管理养老费用，派出3名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陪伴两位老人，为他们做饭、外出采购、维修房屋，并陪伴参加社交活动。 

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就开始讨论社区照顾的可能性。最早受惠的人群是常年住院患精神疾病或智障的老人。研究发现，这些人在机构内，得到的照料并不够好，比如吃得慢就可能吃不饱，甚至遭受虐待。上世纪70年代，社区照顾已成为英国人养老的主要方式，1990年。英国还出台了相关法令。研究者认为，老人们身处“在家一样”的环境里生活，晚年的生活质量会高于住养老机构和医院。 

那天的公车没有晚太久，杨磊陪着Kate准时出现在婚礼上。晚上Kate拉着杨磊跳舞，她古怪的舞姿被一些人嘲笑，但杨磊看到了她的笑容，这是住在医院里的Kate不可能尝到的快乐。 

“社区是最适合老人生活的地方”，杨磊的英国经验让她相信这点。回国后，正遇上中国推广居家养老，恰巧契合了杨磊的想法。2008年，她花费半年时间写了一份十几页的报告，陈述开办一所民间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可行性，直接寄往上海市民政局。

传统观念的阻碍

23岁时的杨磊，把“伙伴聚家”想得很“英国”：2-3名老人住进一户老人家中，由4人服务团队24小时轮班照料。服务社帮助老人出租房屋以租金购买服务。 

有一次，她几乎实现了这个梦想：周家嘴街道的一个老伯伯愿意让别人住到自己家来，可是，最终他的子女不同意。杨磊回忆：“还有一位老爷爷想把自己两室的房子置换掉，和人合买一个大的合住，我们和他的孩子沟通后，对方认为我们是骗子，不成。”另外一位老人，担心自己搬走后，房子会被子女卖掉；还有，万一和其他老人住得不开心，想搬回去也不行。 

事实上，记者把这种模式告诉自己的父母，他们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哪天你回家了，看见一屋子的陌生老人，舒服吗？而且，那时候我们是让那些老人走呢，还是让你住宾馆？自己的孩子回家哪能没地方住呢？” 

价格也是个问题。杨磊估算，合住的模式可以降低老人的开支，但也需要2500-3000元每月，这对大部分每月拿2400元左右退休工资的老人来说，负担过重。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遭遇到传统观念的反对，中国子女通常自动继承长辈房产，拒绝让父母出租房屋；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老人的退休金由子女保管，老人对自己的财产没有太大的使用权。 

一路跌跌撞撞，父母借给杨磊的10万元钱很快就用完了。“好在，上海市民政局和浦东新区政府都很支持我，他们帮我牵线搭桥，当时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正想引进社区养老机构。”2009年5月，她向潍坊街道争取到试管理源竹日托中心三个月的机会。当时居家养老服务刚出现，作为一家无名的民间机构很难被人信任。杨磊期望，通过日托中心，让老人们有机会体验到他们的专业服务。 

杨磊设计了服务中心的装饰，白色的门窗、木栅栏、橙色沙发床，阳光一照，满屋透亮。20名70岁以上的社区老人，按照杨磊设计的课程，工作日朝九晚五在这里度过。每周五天的课程包括康复、保健操、血压测量、看电影、戏剧和养生讲座等。服务中心为每位老人建立健康档案，老人可以在护工的帮助下，在服务中心洗澡，每天还有一顿午饭和点心。由于政府给予补贴，老人的“日托费”是每人每月100元。 

88岁的周国英坐在门口，正低头摩挲着腕上的两只表，隔壁轻快的音乐和浓郁的桂花香，丝毫未惊扰这位老太太，渐渐消失的听力让她渐渐远离身边的世界。“伙伴聚家”的工作人员走过她身旁，贴着她的耳朵说：“真漂亮。”老太太举起细细的手腕，笑了。她爱发脾气，得每天哄哄开心才行。工作人员的细心显然赢得了老人们的好感，一位20多岁的工作人员，被老人们叫做“宝宝”。 

从2009年管理这个服务中心开始，杨磊目前共接手4个社区日间服务中心。此外，杨磊还申请到8个项目，为浦东11个街镇开设培训、组织活动，为老人提供免费康复护理服务。但居家养老服务的市场需求还很小，目前接受“伙伴聚家”上门康复治疗的老人只有30户，其中大部分获得政府补助，免费服务。 

“我现在很清楚了，‘伙伴聚家’的服务对象是能承受4000-5000元月开支的中等收入老人。现在做市场培育，未来5年，市场会越来越大。”杨磊的办公桌对面挂着一幅1500块的拼图画，讲述了一位作者从寻找出版社开始，最后获得了诺贝尔奖。她知道：所有的成就都是从支离破碎的小事开始的，她有耐心等待属于她的成功。

大政府的困境

事实上，杨磊的出现已悄然改变了上海的一个税收细节：2012年上半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来潍坊社区调研养老问题，听说杨磊申请一个养老项目总共25万经费，钱还没到账，税收却已经要缴纳5万元了。“这怎么合理？养老事业要大力支持嘛！”当年杨磊就被免了这笔税收。2012年下半年开始，凡是类似的项目都照这个规矩不再收这笔税了。 

走得早，确实会遇到政策不到位的困境。杨磊在最初注册养老企业时，就遭遇过不知往哪儿注册的窘境。工商答复她：“办养老院要去民政局”，民政局答复能民营的只有家政公司。她得知可去民政局的福利事业管理处注册，但找到民政局又提出要看红头文件。 

更多的困境则牵涉到每一个必将老去的我们每一个人。比如，等我们年华老去，很有可能失去自理能力，你以为有钱就能解决问题，实际却是“这是块烫手的山芋”，有钱也没人敢做！为此，潍坊的经验，促使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两个建议： 

一是建立养老机构和养老社区老人护理性强制保险制度，降低经营性风险。失能和高龄老人养护收费相对较高，原本是不错的商机，然而养老机构目前普遍不愿接手，原因之一是这“烫手的山芋”危险性太大，一旦出现意外，赔偿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几年辛苦不仅白费，还对声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应尽早出台相关规定，对养老机构和养老社区的老年人建立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制度，以分散承担养老机构或养老社区护理服务的经营管理组织的老年人意外伤害事件的责任风险。保险费用可采用政府、养老服务承担机构、入住老人三方按一定比例共同筹资的办法。 

二是尽快制定相关养老服务标准。主要包括老人失能标准、养老护理机构建设标准、设施配置标准、公共配套标准、养老护理中介服务标准、养老服务基本收费标准等一系列标准体系，促进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