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家靠着一种调味品能够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富甲天下，套用一句话，那是“舌尖上”的富豪。这也是一种值得寻味的现象。

史学家王毅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商人阶层，不仅不能争取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财产所有权的不容统治权力侵犯，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出中世纪，相反最终却只能沿着‘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这条死路而走向自己的没落。”

舌尖上的富豪

靠着一种调味品积累起巨大的财富，一时富甲天下，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人在浦东历史上出现过，但凡去过浦东新场镇旅游的人都见过“此人”。

他人叫瞿霆发。在新场镇的入口处有一座大型浮雕，中间的那位便是瞿霆发，他昂头向前，两眼炯炯有神，身后是一群盐民。

瞿家祖先并不是本地人，北宋末年，他们随成群结队的难民来到江南，到了浦东地区，最后定居下沙，支庶繁衍。瞿氏五代有15人入仕为官，且多为盐官。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盐官，尽管级别不高，实在是一个大肥缺。古典小说《金瓶梅》中，新科状元蔡一权回家探亲路过西门庆家，西门庆好酒好菜加美女招待，临别时还送上一百两银子。后来蔡状元上任两淮盐运使，便让贩盐的西门庆比别的盐商早取一个月的盐引（商人用以支领和运销食盐的凭证），竟然获利两万两银子！

又如清代都察院监察御史，不过从五品的官，但是奉命出巡盐务时即称“巡盐御史”。《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就是巡盐御史。他们不仅代表朝廷管理盐务，有的还兼为宫廷采办贵重物品，侦察社会情况，是能够大量搜刮民脂民膏的一个肥缺。

瞿家能够五代为官，也和那时的制度设计有关。在元代，县级盐官都是从当地有钱人中选出来的，一旦盐课有亏损，须倾家赔偿。而各盐场司令等管理人员多从当地熟悉盐业的土著中选充，而且是世袭的岗位。这一做法也导致了一批官商富豪出现，最典型的便是下沙的瞿氏家族，五代相承为下沙盐场的盐官。

瞿家从瞿榆维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开始任下沙盐场盐监起，到二世瞿哲、三世瞿忠，乃至五世瞿时雨，“世代相继，主持盐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官位最高者为瞿霆发（1251一1312年）。史书称此人“自幼聪明，读书一览成诵”。受过良好的教育，生长在盐业世家的条件，使得他对盐务了如指掌，也就成为盐场一位非常出色的CEO。

在中国古代最完整的记录海盐生产工艺的《熬波图》一书中，所总结的制盐技术、生产工序和制度规范，都是瞿氏的作为。上万人聚合在盐业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在瞿氏的指挥调度下，完成了盐业从生产到流通的全过程。在他的管理下，整个盐业生产更加专业化、规模化，成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在这一时期，浦东的盐业生产达到了鼎盛，下沙盐场产量、盐赋均为“两浙之最”。

同中国古代沈万三、胡雪岩之辈的大富豪一样，瞿霆发擅与官府交往，洞察政局变化。在宋元更替时，他率下沙盐场之众归附元朝。据清乾隆《上海县志》载：“元兵次临安，游骑及境。霆发年二十六，挺身兵间，卒从归附，境赖以全，为下沙盐场副使。”

朝廷后任命他为两浙都转运副使，正五品。因为政绩显著，瞿霆发不久又被提升为正使，官至正三品，是瞿氏家族中为官级别最高的。他管辖着当时浙江沿海及长江以南、江苏沿海的34个盐场，那是元代全国盐场中盐产量最高、税收最多的盐产地。

元初，瞿霆发还兼领上海市舶司。煮盐、海运、棉织是古代上海的三大经济支柱，瞿霆发大权在手，有着极大的寻租空间，盐商们要巴结他，官吏也要巴结他，高度垄断和特权造就了一个盐业豪门，权势可畏，获盐利累累。到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瞿霆发自有田地已达“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及万顷，浙西田多者无出其右”，成松江府的首族，有“富甲浙西”之称。

瞿氏构筑了当时江南最大园林—瞿家园，有300亩之广，极尽富丽豪奢，如大宴宾客用的“百客堂”、集稀世古琴于一室的“百琴轩”、收藏古籍用的“宝书楼”等，终日丝竹不绝，宾客满座。明弘治《上海志》称：“浙西园苑之胜，惟下砂瞿氏为最古”。

瞿家靠着一种调味品能够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富甲天下，套用一句话，那是“舌尖上”的富豪。这也是一种值得寻味的现象。

专制下的垄断

食盐并非为一种附加值很高、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但在中国皇权制度下，只要被垄断了，人们就不得不付出远远超出它本身价值的价格去购买，从而产生暴利。

据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食盐专营”出自齐国宰相管仲之手，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有着非常的经济头脑，他不仅垄断盐业，还提高海盐的价格，齐国很快就从垄断经营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一跃成为春秋霸主。

之后在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朝廷逐步地通过专卖制度对盐业实现了垄断。盐法、盐政越来越严峻、缜密。但在严格的官营制度下，如果有人通过种种手段，获得了特许经营，那便是一本万利了。因此也就有了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官商勾结”。瞿氏比官商勾结走得更远——官商一体化，官家力图将盐业生产销售统统控制于手，但是兑现必须借助于商人之手，官商一体化使得官员可以借商人之手中饱私囊，而商人则倚靠官家谋取暴利……瞿氏亦官亦商，既“富甲浙西”，又官至三品，成为红顶商人，自然能够靠着一种调味品暴富。

常说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所谓的“抑富商而利贫民”。但实际情况是，商未能抑农先困，商人穷奢极侈，农民穷困潦倒。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从官商关系中找到。按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的研究：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因此，“秦制”以后的国家经济体制的特点，可一句话概括：“垄断天下之利，以便其专制。”

我们还可以从“盐”的古汉字“鹽”的写法上看出这一特点，“鹽”字由“臣”、“人”、“卤”、“皿”四个部分组成。“臣”代表官吏，“人”指盐丁，“卤”指卤水，“皿”就是煮盐的器皿。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鹽”字显现了中国皇权专制下对盐的生产和经营的垄断。

兴于斯败于斯

史载，瞿霆发晚年皈依佛门，还捐款造了寺庙。但是上苍仍然没有保佑他的子孙后代延续荣华富贵。到了明朝洪武十二年（1380年），瞿家的富贵算是走到了头。那位穷得讨饭不成最后出家的朱元璋成为明太祖后，就下诏大规模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瞿家位列松江府榜首。诏令明文规定，“下沙场瞿霆发，富能敌国，子孙繁衍，将谋不轨，留长子以存宗祧，余皆抄没”。瞿家由此衰败。

瞿家宅园里华美的建筑，曾吸引过名流文士为之折腰，后来都毁于战乱之中，为历史的尘埃所堙没。现在浦东还留存了瞿家湾、瞿家路、瞿家团等地名，昭示着专制社会中垄断利益集团的最后命运。

富可敌国的瞿家为何会有这样的结局？其实，不仅仅是瞿家，在中国古代，富豪大多难有好下场，尽管富可敌国，但只要皇家权贵动一动小指头，其下场就很悲惨。沈万三、胡雪岩如此，瞿家也是如此。

作为西方人，往往会对这样的现象不理解。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教授曾经问：“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最后，他发现：“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因此，他的结论是：“鉴于商人不能立足于绅士及其官僚代表控制之外的实事，我们于此可以找到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达的解释。”

史学家王毅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商人阶层，不仅不能争取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财产所有权的不容统治权力侵犯，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出中世纪，相反最终却只能沿着‘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这条死路而走向自己的没落。”

正所谓：兴于斯，败于斯。

瞿家被灭时，遥远的欧洲处于中世纪晚期，欧洲工商业主从小微企业逐渐发展，做大做强，出现了大型贸易公司、银行、保险机构，有了自己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并从法理上确立了产权不容侵犯，进而推动了整个社会走出了中世纪，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

而中国的富豪们依然忙于买良田、造大宅、娶姨太太，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