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琪/文

一座医院也像一个人一样拥有生命，从一个个普通的“公利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公利医院的精神内核，感受到她的坚守与坚强。

一位普通护士的口述历史

体会到了职业的尊严

睁开眼睛最先看到什么？答案是鼻子。

因为总在眼皮底下，总是被忽视，很少有人答对。一旦知道了答案，几乎所有人都会惊呼——错过了！

就像我常常在公利医院中医科遇到的老护士刘芳，2015年护士节，医院给每一个30年以上护龄的护士颁奖，我才忽然意识到：这个最普通的护士其实就是一部公利医院的发展史啊！

“公利医院成立于1943年9月（民国32年），时属抗战，上海‘孤岛’，民生艰难。京江公所严真等人于灵宝路（今重庆南路）268弄18号，创建私立公利医院。有床位54张，为当时上海第三大私立医院，拥有医师7人，护士6人，设内、外、产、肺科，配备上海第一辆救护车。

1956年改制为公有制医院，迁入浦东洋泾地区，与洋泾诊疗站合并建成洋泾人民医院。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医院发展迅速。1995年入选上海市首批二级甲等医院，应社会各界要求，经当时的浦东新区管委会批准，1995年复名‘公利医院’。”

这些枯燥的文字，在刘芳的讲述中成为了一部生动的历史——

“1979年，我19岁，进了洋泾人民医院做护士，36年了，除了生孩子，没有请过一天假。

那时候的护士比现在地位高，收入与医生相差不大；在技术操作上也没有对医生、护士做严格的区分，有些小手术，护士缝得比医生还好。

上世纪80年代找一个护士做妻子还是很时髦的事情，追求我的人不少，最终，我看中的是医院里的食堂师傅。为什么呢？一是那时候工人收入不错，二是他烧菜味道好，最关键的是他很懂得疼人。

2005年、2006年两年，公利医院组成的浦东援外医疗队去了摩洛哥，我先生成了随队厨师。正逢我们的女儿高考，忙里忙外，我更惦念老公对我的好，想念他烧的菜，当时下了决心：‘再也不准他离开我半步。’然而，2011年，‘雪龙号’去南极，我老公又跟着极地研究所去了半年，此时已做了外婆的我，仍然忙里忙外，却很享受他离开的日子——他快乐，我就快乐。”

进入新世纪，浦东成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公利医院也迎来中医大发展的契机，丙申春节前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悄然落户公利，这也带给了刘芳职业生涯的变化——

十年前，刘芳转入中医科做护士，有机会到曙光医院学习中医相关技术，尤其是“六步奶结疏通法”让她体会到了职业的尊严：“很多新妈妈奶涨得疼，掌握了这门中医手法，就能解除她们的病痛。”这个时候，被人叫一声“医生”代表着尊重。

一位年轻医生的口述历史

让职业生涯变完美

2009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陆家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迎来重大历史机遇。坐落在陆家嘴“后花园”里的公利医院也随之“升级”，提出要在常见病、多发病的领域，提供更加周到、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

这种“升级”，可以用一个年轻医生的职业选择作为说明：

成年的儿女们很多都面临过这样的困惑：父母生病了，手术很成功，可回家后，却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记忆减退，甚至脾气、爱好都变了。“你说是病吧，没有哪个医院会做出这样的诊断；你说不是病吧，确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在当下的上海，这只能是一个家庭的难言之隐。

然而，在公利医院，就有一位女医生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疼痛科的徐静，36岁，两年前曾是公利医院最年轻的副高职称医生，她就把“老年病人术后认知障碍”列入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中。

“我原本没有这么‘志存高远’。”徐静自嘲道：“1997年应聘到公利医院时还是一个跟着命运走的大学毕业生。”回顾自己的发展道路，她说：“是医院的进步推动了我的进步，等到我到达一个高度了，才恍然大悟自己下一步该怎样走。”

在徐静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关键点——2002年，公利医院与徐州医科大学合作建立研究生培训点。“医院为我们提供了发展平台，年轻人只要踮踮脚就能上一个台阶。”借助医院发展和个人努力的合力，徐静顺利地完成了学历的提升，职业生涯也由此上了一个台阶。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入，徐静当时的学科带头人万燕杰，在疼痛控制方面站到了新区前列，2009年3月，经有关部门批准认证，新区第一个疼痛科室落户公利医院。

万燕杰对疼痛科的愿景描绘给了徐静很大启发。“疼痛科要着眼于被大医院遗忘的病、忽略的病、没有办法的病。”徐静换了一个角度看患者：那些“没病找病”的患者的痛苦是真实的痛苦，为什么不把这种痛苦作为自己的目标呢？她憧憬：“以前医学界不把老年人术后认知障碍当作一种病，如果我能够在这方面为患者解决一点痛苦，我的职业生涯就比较完美了。”

“以员工发展带动医院二次创业。”公利医院院长姜宁认为：每一个员工都是精品“零件”，精品“零件”组成“精品科室”，最后呈现给患者的就是一个市民的“精品医院”。

一位资深医生的口述历史

重新思考“宽广平”路径

2015年，公利医院成为了二军大非直属附属医院，意味着“三级跳”的大门打开了。

1985年就进入医院的孙鑑主任医生，却在甲午年春节期间回到“起点”——担任老干部病房主任，其实也就是老年科主任，重新回到“全科”时代。

“我算是洋泾人，在现在东方医院的那个区域长大，从洋泾高中考进上海二医大，又回到洋泾人民医院做医生。”孙鑑实习是在仁济医院，与仁济的专业、严格相比，一进洋泾人民医院，他感觉“心都凉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科室分得粗糙，也就“内科”“外科”……病情稍微复杂就向上级医院转，“虽然是二级医院，做的就跟现在社区全科医生差不多，什么都要看。”

脑卒中是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病死率、致残率居高不下。为了战胜“敌人”，1991年至1992年，孙鑑被派到仁济医院进修神经内科。“那个时候，对付神经内科疾病还没有什么有效办法，病房里收治的多半是等待诊断的病人。”一旦诊断为脑血管病，病人一般都回到社区保守治疗。

在孙鑑带领下，公利医院在浦东新区较早开展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早期溶栓治疗，在脑血管病早期急救与康复方面形成了特色，使脑血管病患者的生存率明显提高，致残率明显下降，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CT、核磁共振等技术手段升级，越来越多的脑血管疾病在早期就能被发现，并得到内科、外科的有效治疗，神经内科病房已经成为医院的主要“战场”，“一床难求”成为常态。

孙鑑对陆家嘴后花园——洋泾社区有深刻的理解：公利医院周边成熟社区云集，人口老龄化严重，除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常见病，痴呆、帕金森病等老年神经疾病尤为突出。2014年新年伊始，留美博士后李龙宣加盟公利医院，神经内科的愿景也更上层楼：以脑血管病为主攻方向，兼顾痴呆与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和防治，以此带动神经介入、神经重症和神经康复技术的发展，在疾病早期筛查、分层诊断、急救、重症管理、康复、预防和早期干预上形成特色，探索综合性、多学科联动治疗模式，力争在医疗、人才队伍、科研、教学、区域辐射和引领能力方面得到全面提升。

“一个老人往往患了好几种慢性病，迁延多年，心理上比别的病人更加脆弱，需要医生有更好的医德。”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医生，始终是每一个抱有理想的医生追问的问题。随着神经内科向“高精尖”迈进，孙鑑的目光转向建立医患有效沟通渠道的探索，接手老干部病房，让他重新思考医疗的“宽广平”路径——

老年性疾病需要患者对医生有更好的依从性，“盯牢”一个医生或者一家医院，规范管理，规范治疗，才能延长老人健康的时间。“如何与病人建立长久的关系？老干部病房的病人可以给我们一个管中窥豹的机会。”孙鑑的这句话让人充满期待，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听到更为深刻的《公利医事》。

记者手记

丙申2016年，申城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一个春节入春的年份。

也就是说，我是在春天里阅读了我母亲的自传——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医生，关于职业的回忆。

从母亲的自传中我知道，那个时代的医生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从工人中选拔的，没有经过专业院校教育，发生问题不少，我问母亲：“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医患纠纷呢？”母亲说：“那时候是公费医疗，人们看病花的不是自己的钱；那时候医生是为人民服务，病房里护士要亲手帮病人喂药，病人大便了，医生路过要给病人端大便的。”喂药、端大便……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现在护士都不做了。我母亲认为：“这些琐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更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这是医患之间潜移默化的润滑剂。”在医院不断演进的河流中，我们是否丢掉了一些很好的传统呢？

我母亲的前半生走得比较艰辛。然而，因为她是一位好医生，所有的艰辛都可以在行医的过程中得到消解。

“我是一名护士”，“我是一名医生”，无论岁月流逝多久，无论从医道路多坎坷，救死护伤、大医精诚的理想依然如初。一个成功的医院，不仅仅要拥有高超的医术，还得有高尚的医德，通过医护人员静水流深的行动，最终形成一个医德、患德良性互动的局面，这才是公利医院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