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或许比小说更好看，即便是一部金融史，《货币战争》一书的风行便是实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不久以前，在浦东，围绕着近代上海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所发生的故事也一样的波澜曲折，或令人扼腕，或发人深思。为此，从本期起，本报连续刊载一组有关上海近代金融中心的文章，从历史的枝节末叶中，寻找一个金融中心成立中的苦难辉煌。

在设立中央银行时，宋子文没有考虑南京，也没有考虑北京，他的视线最终投向了上海滩。上海滩是他的出生地。他父亲就是在那里发的财。上海滩，十里洋场，一个财富集聚的地方。由此，上海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远东金融中心。

一

1894年12月4日，浦东川沙女子倪桂珍在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同仁医院，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他就是宋子文。 

倪桂珍生下儿子一周后就回到了川沙沈家大院坐月子。沈家大院也就是江南名宅“内史第”，宋家就住在沿街的西厢房内。男婴满月时，倪桂珍按照当地的风俗办了几十桌酒。倪桂珍已有二女，又新添了一个大胖儿子，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说宋家好福气，喝着满月酒，共同祝福着这个胖乎乎的男孩子将来有出息。 

确实，宋家有着好福气。宋家的这位男孩长大后更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1912年10月，18岁的宋子文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4年，孙中山举贤不避亲，让自己的小舅子宋子文离开上海的银行写字间，到广州，委任他为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年纪轻轻的就揽中央、广东政府财政于一身，宋子文很快在理财方面展示了他的才干。孙中山很是欣赏，他当着宋庆龄的面，说宋子文“还真行！”并赞叹道：“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保守，有办法也有创造。” 

而今天提及上海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远东金融中心，不能不说与他有很大关系。

二

1928年2月，宋子文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面对中国的现状，他要办一件大事——建立中央银行，把货币发行的事管起来。 

那时的中国金融界，晋商把持的票号业已是夕阳落山，新式银行业雨后春笋。但是大多数华资银行实力弱小，甚至是租一个门面也算是一家银行。而北洋政府又因国库困窘，为获得银行借款而一再分散纸币发行权，使得当时开设的银行几乎都可以发行钞票，市面上各种纸币恶性竞争，挤兑风潮也就很容易出现，人们辛苦攒下的钱，就怕哪一天银行经不起市场风波冲击，倒闭不能兑现。 

大文豪鲁迅也曾遭遇银行停兑的事，他回忆说：“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那时的鲁迅正闲居京城的绍兴会馆里研究古籍，并没有成名，也没有什么真金白银的积蓄。所以一旦银行停兑纸币，那钞票就成为一张废纸，未来的大文豪也就是一个彻底的穷人了。 

因此，创建中央银行来管理统制金融，稳定物价，也是近代中国金融发展的要求。 

但是，将中央银行设在哪里？当时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在南京。按通行的做法，中央银行应该和中央政府同在一地。 

此前，在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宋子文都是将中央银行设立在政治中心所在地的。不过，那时候中央银行是一种非常态情况下设立的，实力微薄，实际上都属于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的银行。 

而到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占领，一统天下，指日可待。宋子文不得不从长远、从整个中国的未来考虑。当时中国有两个金融中心，一为北京，一为上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行均在北京，中交两行靠着北洋政府，揽得不少业务，是当时实力最强、业务辐射最广、影响最大的银行。因此当时有人称上海是“商务金融中心”，北京是“财政金融中心”。 

但宋子文没有考虑南京，也没有考虑北京，他的视线最终投向了上海滩。上海滩，十里洋场，一个财富集聚的地方。上海滩是他的出生地。他父亲就是在那里发的财。 

宋子文，精明又高明。他深深知道上海滩的价值——南京国民政府得以站稳脚跟是靠了上海滩上一批银行家的支持，而且，此时北方仍不太平，蒋介石还要打仗，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国民政府急需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同北方的金融中心北京相比，上海有着更多的中外资银行和钱庄。控制住了上海金融界，也就控制了大半个中国的财源。因此，宋子文要把国家银行——中央银行设在上海。 

在同年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信心十足地宣布，将“组织国家银行，以代理国库、发行钞币、整理金融为唯一任务”。

三

1928年11月1日，一个阴冷的上午，黄浦江边，寒风阵阵。中央银行在外滩15号举行开张仪式。那是一幢意大利新古典派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原是华俄道胜银行所在地，该银行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由清政府官方与外资（俄、法）合办的银行。1899年华俄道胜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购下此地块并兴建了银行大楼。俄国革命后，交还给中国的。中央银行设在此楼后就被称为“中央银行大楼”。 

那天，宋子文穿起了中山装，门口迎客，而他的同学、副总裁陈行则穿着燕尾服。宋子文平日西装革履，说话写文章，甚至批公文、与下属谈公事、读书读报纸，都是英文，洋派十足。此番穿起了中山装，抑或是为了怀念当年力排众议任命他为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的孙中山？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也在人群中，他刚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更有意思的是，宋家老太太倪桂珍也应邀前来。她刚从南市看完国货展览会，那个展览是大女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主持开幕的。老太一边是大女儿宋霭龄，一边是小女儿宋美龄，后面是儿媳张乐怡。看着小女婿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向大儿子中央银行总裁授印，老太太心花怒放。蒋宋孔三家终于进入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这一幕被央行里一位深度近视的科长看到了，低声吟道：“满朝朱紫贵，尽是一家人”。 

蒋介石穿着黄色中山装，也是春风得意，他称：军事一统端赖政治一统，政治一统端赖经济一统，经济一统端赖金融一统。

四

在国民政府的官场中，宋子文可谓特立独行。他敢说敢当，说话不打哈哈，讲究效率。与人论事别说是平级的官员，就是蒋介石也敢红着脸争一个明白。中央银行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自然是中国第一牛银行了。 

因此，中央银行设在上海后，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宋子文称中央银行要干三件事：一是统一全国币制，二是统一全国金库，三是调剂国内之金融。 

也就在这个时候，全国的银行家们忽然发现，北洋政权垮台后，北京、天津在争得金融业务方面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已成定局。再仔细研究后发觉：在中国从南京到上海是由一根政治和经济的中轴线连接着，那也是中国的中轴线。中国的政局是围绕这根中轴线。做生意就必须紧紧贴近这根中轴线。 

因此，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的同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赶紧迁至上海外滩、交通银行总行也紧跟着整个搬入外滩14号。银行的经理们明白金融中枢机构不相应南迁，就可能在失去与新的中央政权直接相关的那部分金融业务。交通银行谈到迁沪原因时称：“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 

之后，在中国金融界北派领袖吴鼎昌的带领下，中南、大陆、金城、盐业等银行也纷纷迁户，密密麻麻扎堆外滩及附近区域。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那是里程碑的一幕：中国经济中心整个随之南移，上海作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 

有学者认为：宋子文此举导致了北京全国性财政金融中心地位的丧失，以及上海作为惟一金融中心地位的最终确立，而国民政府集权垄断金融的目的也就更易于达到了。 

还有学者认为，上海成为完全的远东金融中心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在中国最牛的银行家宋子文任职的几年里，从1928年到1933年，中央银行的资产总额增加近10倍，存款增加近17倍，货币发行增加近7倍。至1933年上半年，除了上海总行外，中央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和支行，并在纽约、柏林、日内瓦、伦敦、巴黎设立了代理处。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控制地位牢牢确立。上海外滩15号，那幢以天然石块堆砌起来的三层建筑，成为辐射全中国经济的磁场。 

上海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远东金融中心。当然对于宋子文而言，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也意味着可以从上海得到源源不断的财政资助，并通过上海控制全国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