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来自浦东的维和警察去往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在那里，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收获了与当地难民的情谊，也经历了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

“大家好，我叫项利民，是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川沙分区指挥部侦查办案队民警，参与本次南苏丹的维和工作刚刚归来……”

上月初，“@警民直通车-上海”微博上出现一篇博文，题为《汉族的天赋》，作者便是文中提到的项利民。

2011年7月9日，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时，项利民未曾想到，自己会与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产生联系。3年零4个月之后，2014年11月8日，项利民和13名队友一起从浦东机场出发，启程前往南苏丹。

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单独组建的赴南苏丹维和警队，他们的任务是在那里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为期一年。

难民营的“社区民警”

驻扎的维和警察20余人，要管理一个1000多人的难民营，保护难民们的安全是维和警察的首要任务。

经过了近一周的辗转，当地时间2014年11月14日上午，项利民和队友们最终抵达了南苏丹首都朱巴。

这支14人的警队，是上海市公安局单独组建的第二支维和警队。维和队员分别来自上海市公安局刑侦、经侦、治安、特警、反恐、出入境、基层派出所等多个部门。

2011年，南苏丹正式独立后，为巩固南苏丹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设立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应联合国请求，中国政府于2011年向南苏丹派出首支维和警队。

此次，项利民所属的上海第二支维和警队，要在南苏丹的一年时间内执行民事维和任务，包括协助重建当地警务运作机制、监督指导执法、保护平民等。

从浦东出发，飞抵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经停乌干达的恩德培，再到朱巴，虽然每到一站都会休整一下，但旅途的劳顿仍难以避免。“那是我第一次这样连续坐飞机。”项利民说。

抵达朱巴，走出飞机，项利民的第一个感觉是“震撼”：“尘土飞扬，条件简陋，尽管脑子里想象过很多次，但还是没料到会是这个样子。”

警队在朱巴接受了联合国的培训，之后被分派到了不同的任务区。项利民和另一名队员谢思迅，被分配到了距离首都最远的任务区——上尼罗州的小县城迈卢特。

迈卢特的艰苦，更甚于朱巴。他们住的，是集装箱改造成的简陋住所。“差不多7米长，2米宽，两头各放一张床，中间放点电饭锅等电器，基本就没什么空间了。”项利民和谢思迅调侃称之为“板房别墅”。

条件恶劣，任务更加繁重。迈卢特的联合国营地，驻扎的维和警察人数只有20余人，却要管理一个有1000多人的难民营。正式宣布独立以来，南苏丹国内武装冲突不断，出现大量难民，保护他们的安全是维和警察的首要任务。

项利民等人的身份，好比“社区民警”。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20多名维和警察分两班在难民营值守，防止有人携带刀具、酒类等违禁品进入难民营，同时还要处理难民营内的各种纠纷。

这个“社区”并不好管，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沟通障碍。虽然营地里来自10多个国家的维和警察全部精通英文，但很多难民只会说当地方言。如果没有当地的翻译，维和警察只能通过比划与当地人沟通。

不过，对于如何跟当地人搞好关系，维和警察也有自己的妙招。“对那些大的孩子和年轻人，我们就用踢足球的办法，警察、部队、当地人三方会经常组织比赛。对小的孩子，我们就放电影。”项利民说。

说是放电影，其实并没有什么条件。难民营连电源都没有，项利民就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过去。一把塑料椅子，一台电脑，便是露天电影院。虽然笔记本屏幕小，声音也不大，但对难民营的孩子们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一次两次之后，观众越聚越多，项利民俨然成了一名兼职电影放映员。这个身份，帮他更好地与当地人打成了一片。

一根棒棒糖

动身前的两个月，维和警队的所有人一直在打各种疫苗。三个行李箱，其中有一个里面几乎都是药。但一个小姑娘的棒棒糖，让项利民感动不已。

在南苏丹的后半年，项利民和队友回到了首都朱巴，在联合国营地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经常需要进入难民营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接触。

“孩子们都十分热情，好奇心也非常强。看到我们这些维和警察，不管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他们都会觉得好奇，想着‘这些人为什么不是黑皮肤’，然后就上来摸你一下。”他说。

这样的热情“待遇”，常常让项利民“受宠若惊”。有一次，配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员的行动，项利民等人带着糖果，到难民营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气氛热烈而欢乐。将墨镜推到头上的项利民，吸引了不少孩子的注意。一个小姑娘怯生生地走到项利民面前，指了指他的墨镜。项利民把墨镜递给小姑娘，让她把玩了一会儿。

活动结束，临走时，小姑娘又走到了项利民身边。这次，她是过来表达谢意的。“她把一根棒棒糖递到了我的面前。”这让项利民感动不已。

不过，到医疗条件极差的南苏丹执行任务，维和人员们冒着很大风险。在战乱之外，疾病是更大的威胁。黄热、霍乱、疟疾、伤寒等，都是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早在启程前，项利民等人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动身前的两个月，维和警队的所有人一直在打各种疫苗，每周都要打，总共打了10多针。即便如此，仍有不少隐患。“我带到南苏丹的三个行李箱，其中有一个里面几乎都是药，比如一种防疟疾的药，每天要吃一颗，12颗一盒，整整带了30多盒。”项利民说。

但要想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对个人的要求也很高。从报名、到“海选”，再到不同层面的培训，没有足够实力，是无法最终成为维和警队当中的一员的。

正因如此，14名维和队员当中，每一个都是高文化程度、精通外语，且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警界精英。更可贵的是，他们都有一颗为中国、为整个世界的安定而奉献的心。

出生于1981年的项利民，早就期待着能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008年，上海市公安局单独组建赴海地维和警队时，他没有赶上报名，因此当2012年再度传出维和行动的报名消息时，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当时就想，这或许是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项利民说。家里的支持，更让他多了几分安心。只是，在南苏丹待得久了，对家人的思念和亏欠的感觉，也常常占据他的心头。

“家里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真的是非常想念他们。”尤其是在大女儿10周岁生日那天，无法在场陪伴的项利民更觉得愧疚。

去年6月30日，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举行授勋仪式，为上海维和警队全体队员颁发了“联合国和平勋章”。项利民将这份荣誉记在了家人身上，作为一丝补偿。

“联合国最佳菜园”

孤独感无法避免，但他们种出了“联合国最佳菜园”，忙中有乐，苦中作乐。

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对每一个上海维和警队的队员来说，孤独感都是无法避免的。

“出发去南苏丹时，在浦东机场，有单位送行的领导同事陪伴，倒也没有太多的离愁。结果一到朱巴，就开始想家。”当时的个中滋味，项利民至今记忆深刻。

在迈卢特的几个月，一共就两个中国警察，更加孤单。2015年春节，谢思迅回国休假，那20多天是项利民最煎熬的日子。“虽然也能用英语跟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交流，但感觉总归不一样。”

谢思迅至今还记得，他休完假回到迈卢特的第一天，项利民拉着他不停地聊天。“聊上海的一切，比如天气啦、交通啦，聊完了再聊他在迈卢特的这段日子，发生了什么、执行了什么任务，连我们两个种的菜怎么样了都说了一遍，一直聊到嗓子都哑了。”谢思迅回忆说。

到迈卢特之后，项利民和谢思迅就在住所旁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生菜、青菜、黄瓜等蔬菜。种子是从上海带过去的，早在出发前，上一批的维和警察就给了他们这个建议。

“我们平时的生活必需品都是自己准备的，所以从上海出发的时候，我们都带了电饭锅、电磁炉等厨具，还有很多罐头。”项利民说。

但新鲜蔬菜带不了，加上当地战乱又缺水，根本没人种蔬菜，项利民和谢思迅只能自己动手。也许是当地常年没人种菜，土壤十分肥沃，因此两人虽是第一次“下地”，但也有模有样，种下去的种子，只需要浇水，都长得十分好。

当然，浇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南苏丹的旱季，能够五六个月连一滴雨都不下。为了照料好种的菜，项利民和谢思迅每天都要从很远的地方，一桶一桶把水提回来浇灌。

几个月后，菜地迎来大丰收。青菜、生菜、黄瓜、丝瓜，甚至连葱姜蒜都有。两人收获之后，炒了几个菜，请了那些外国维和警察过来品尝，然后整个营地都传遍了这么一个信息：“中国人种的东西很好吃”。

“住着和队友合住的14平方米的板房别墅，吃着自己种的菜，生活挺惬意……我们的菜地，国际同仁戏称为联合国最佳菜园。生活就是忙中有乐、苦中有乐才对。”天性乐观的项利民，用这样的文字描绘在迈卢特的日子。

他向上海家人传递的，也始终是这样的信息。“出门在外，总归是报喜不报忧的咯。”所以，直到项利民结束一年的任务回国后，他的家人才知道，这块菜地在去年5月，南苏丹的雨季刚开始时，因为当地内战升级而变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