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永远走在雷鸣之前。”在浦东开发历史上，解放思想激励着开发者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过河，在特定的区域内不断地进行各种改革试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想不通

1992年4月15日晚7时，武汉东湖碧波宾馆，参加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6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浦东开发办副主任的黄奇帆坦率地告诉诸位记者：“和深圳比，浦东开放在金融、商业等第三产业上政策很突出，反映了中国的开放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

今天“第三产业”这个名词，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之既陌生又疏远。而浦东开发开放启动后，正是在第三产业上实现了大突破，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了惊人一跃。

据经济学家、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前院长姚锡棠回忆，大约从1982年起，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开始逐渐热闹起来，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上海要不要发展第三产业。到了1984年，讨论达到高潮。

“当时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思想不通，觉得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就连当时的统计指标都只有工农业产值，而没有一个关于第三产业的。”姚锡棠说。

那时候，对于是不是要发展第三产业，领导和学者们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话题。这并非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

有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可以佐证：当时，上海已形成了即将提交中央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就在《汇报纲要》提交前夕，汪道涵市长谨慎地再次就上海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征求两派专家意见，并在上报的材料中将两种不同意见都附上了。

江泽民说：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

好在那时的市领导很开明，在1985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两周市里就会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会议气氛比较开放，话题讨论深入。“江市长时常会亲自参加讨论，有时也会和大家就某个观点进行争辩。”姚锡棠回忆。

领导的开明和学者们的开放有着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冲破牢笼，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迅跑。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讨论的话题居然是上海要不要建证券交易所，这在当年是非常‘前卫’的。”姚锡棠记得那一次讨论会，是在王战带队去美国考察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回来之后，从介绍国际经验到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展开。这一场讨论尤其热闹，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至中午12点半。最后，江泽民作了总结：“根据大家的讨论，我看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的。”

这句话给姚锡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领导人思想如此解放，大胆尝试，锐意改革！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看，中国发展第三产业并不容易，中国拷贝苏联模式，一向是以工业为中心的，而且是以重化工业为重。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风起云涌，但中国对外开放也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的大多数行业还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

朱镕基问：香港为什么这十年发展这么快？

历史的契机来了，1990年浦东开发启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不失时机地提出：“我们应该很好地考虑浦东开发、上海开放走什么道路、采用什么模式、朝什么方向发展、抓住几个什么产业来发展，确实值得我们来思考、讨论。”

同年6月，朱镕基访问了香港和新加坡，引发了他进一步思考。回来后，他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向与会者提问：香港为什么这十年发展这么快？

朱镕基曾在1983年路过香港，住了三天。但这次去香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可以比的。”他发现存在着一种前店后厂的模式：“前面店在香港，后面厂在广东，我们几千万人给他做后盾，大部分钱都是他赚了。为什么？因为值钱的东西都在香港，就是第三产业，包括金融。”

因此，他郑重提出：“要充分认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产业不光是旅馆，还包括金融、信息、咨询等为整个经济和工业生产服务的行业，这些行业非常重要，发展起来赚的钱要比工业企业赚的多得多。”

这时，作为地方领导，朱镕基确实思考得更深更远，他对发展第三产业的思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上海，而是面向全国，他说：“我们要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才能为长江流域、为长江三角洲服务，把他们带动起来。作为一个窗口，我们在这方面的作用，比单纯搞几个工厂的作用大得多，而上海本身的繁荣也是要靠这个。”

朱镕基决心通过浦东开发走活第三产业这着棋，推动着上海这个特大型的工业城市走上整体转型之路。

朱镕基还亲自乘坐直升机俯视了浦东每一个角落。站得高看得远，很快就浦东开发提出了“三个先行”的指导方针，其中一个先行就是“金融贸易先行”。

由此，浦东有了中国第一家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第一家金融贸易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第一家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第一家外资银行落户等等。第三产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在1992年4月15日东湖宾馆的那个晚上，黄奇帆很自豪地向众记者透露，浦东有着深圳等特区所没有的五项新政策。而那些敏锐、资深的记者发现，在这五项新政策中，竟然四项是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其中两项是关于金融的，两项是关于贸易的，这和深圳不一样嘛！

那时，浦东招商人员在接待投资者和记者时，总要强调一下：“这是新区新政策！”

汇报引出了邓小平有关金融的著名论断

也因为“金融贸易先行”的战略，也就有了邓小平有关“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著名论断。

那是1991年大年初四的上午，上海市民还沉浸在新春的节日气氛中，87岁的邓小平登上了上海新锦江大酒店42层旋转厅，听取浦东开发专题汇报。那是在上海最高的旋转餐厅，窗外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他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城区的面貌，一边对身边的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大厅里挂着两张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

朱镕基开始汇报，邓小平一边听着一边发表看法。据在场的黄奇帆回忆：“朱镕基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说，我们浦东开发的战略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这16个字。小平同志听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多年后，黄奇帆回忆当年情景，认为“老人家这段著名的话，是跟着‘金融先行’这段话出来的。没有浦东开发的这个战略，没有朱镕基同志用这么一句开场汇报，老人家也许就没有机会发出这个伟大的、导向性的金融论断。这个论断对今天中国的金融发展都有意义，因此，关于浦东的战略，怎么高度评价都不过。”

两个历史时刻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25年中，有两个历史时刻体现了发展第三产业的“惊人一跃”。

第一个时刻是1990年12月19日11时，在欧式风格的浦江饭店内，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敲响了开市的铜锣，一时国内外反响强烈。上海曾经是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有着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在“六四”风波之后，将早已被彻底关掉的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显示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上海重塑金融中心的决心。

令人寻味的是，未来中国证监会的前四任主席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未来中国人民银行的三位行长朱镕基、戴相龙、周小川；未来主管经济金融的副总理黄菊，以及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都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

继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上海的要素市场建设便随之高潮迭起。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产权交易所也一一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建立起来。这些交易平台的建立，初步为上海搭建起了全国性的金融体系，上海又重新找到20世纪30年代远东金融中心的感觉，国内外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这个巨大的财富中心。

第二个时刻是1995年12月20日，由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合资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陆家嘴开张，107万顾客顶着凛冽的寒风，潮水般涌入商场。日本八佰伴总裁和田一夫惊叹道：“一下子来了107万位顾客，把我都惊呆了，全世界所有的百货店开业，还没有如此高的记录，真不愧在中国。”这一数字，也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之前，中国大陆商界没有外国投资者涉足，上海第一八佰伴第一个打破中国商业中资经营一统天下的格局。今天，我们可以随意地进入沃尔玛、家乐福，随意地在浦东陆家嘴那些世界顶级品牌零售店里闲逛，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不可想象。

作为亲历者，多年后黄奇帆回顾浦东开发的“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战略时认为：“20年后回头看，当然正确，而且取得不错的效果，不得不说那一代人真正是敢想敢做、有思维的、有创新能力的创业者。”

（本文写作参考了黄奇帆的《浦东的精神就是创新》《内地要善于利用浦东政策》，蒋娅娅的《两次上海战略大讨论，我有话要说》，黄伟雄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商业企业开业的故事》等文，以及《邓小平年谱》、《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陆一良心说股事：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事》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