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浦东开发

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那是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新闻发布会，会上，英国《独立报》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今后一旦你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样？

朱镕基回答：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是一定要实现的。

仅从字面理解，或许以为是朱镕基自谦之词，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浦东开发确实与朱镕基大有关系。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收录了《对浦东开发的几点具体意见》、《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向姚依林同志汇报浦东开发问题》、《关于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答记者问》、《搞好浦东新区的规划设计》等文章，从中我们可以读到朱镕基有关浦东开发的设想、规划、愿景等的论述，尽管已经20多年过去了，但是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感受到朱镕基对浦东开发倾注的热情和心血。

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第一次提及“浦东开发”是在1988年4月25日。那天，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表演讲，演讲中他介绍了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最后提到了“浦东开发”。他说：

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面多建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所以对开发浦东，江泽民同志很重视，最近要主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不可能在短期实现，但是我们总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朱镕基说的“老上海的压力”，其实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上海人都知道，那时上海真是困难重重。

1980年10月3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文章列举了上海经济指标在全国十个第一后，称上海城市建设等方面有五个全国“倒数第一”：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二、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6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此文一出，反响强烈。文章戳到了上海的痛处。

造成这种城市畸形发展的原因很多，比如城市发展没有边缘的约束，摊大饼式地四面扩张，久而久之，城市布局严重不合理和城市运行严重不经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这种表现的经典案例。如果要打一个比方，上海的畸形发展，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但实际上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上海患上了城市病，病得喘不过气来。

当时的舆论界有这样几个比喻：

一是上海城市形态像一只夹花的“大饼”。城市建设“摊大饼”式扩张，造成住宅、工厂、商业、学校等无区分地混杂在一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朱镕基任市长后就说：“现在一天我们收到100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简直就要爆炸了。”

二是上海城市功能像一个心肺衰竭的“老人”。无序扩张和基础设施的无限制利用，使得上海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如人之心肺衰竭，生产能力被无休整地榨取。

三是上海城市像一个作坊式的“大家庭”。全国各地向上海输送能源、原材料，供上海通宵达旦地加工生产。在大量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废水、废气、废渣留在了上海。而市民又集聚在这个环境中生活。

“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就任市长才两个月的朱镕基，面对来访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坦言自己面对当时上海工厂火灾隐患的压力。

那时浦东的城区建设怎么样呢？老一代浦东居民都知道，当时东昌路是浦东地区最繁荣的一条商业街，戏称浦东的南京路，与之成丁字形相交的一条叫烂泥渡路。烂泥渡路大约四五米宽。一旦雨天，水漫泥路。烂泥渡路附近有个煤码头，码头工人大多来自苏北农村，逃荒到浦东，在烂泥渡路搭起简棚作为挡风避雨的居所。可见那时浦东城市建设的状况。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世界城市已经从“母子城”走向“姐妹城”，上海浦西却仍在沿用“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终于导致“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7年底陆家嘴轮渡发生踩踏事故和1988年上半年甲肝大流行，30万人染病。

面对上海的重重困难，上海市领导将视线投向了浦东，以开发浦东来振兴上海。因此，朱镕基在人代会上郑重告诉与会代表：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

仅两年后，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浦东开发开放。

打出一张政治王牌

在论及浦东开发时，往往会提及“王牌”说。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等谈话时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而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朱镕基也提到了“王牌”，那是在1990年4月2日，向姚依林汇报浦东开发情况时说到的。朱镕基说：“这是一张政治王牌，是会有利于国际形势的转变的。”

要理解“王牌”说，就要知道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所遇到的严重困难。

其一，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价格闯关导致罕见的抢购风潮，为防止经济失控，中央政府不得不作出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的决策。

其二，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GDP增长速度放缓。1989年和199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迷的两年。上海GDP的增长没有超过4%。中国经济从过热进入了低谷。

其三，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发起了一场“制裁”风潮。前苏联、东欧的巨变又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信仰挑战。

此时，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国内稳定以及国际关系方面同时遭遇严重困难。这种“三碰头”的严重局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要在这个非常时期采取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而这时浦东开发开放也就很理所当然地上升为国家战略。经历过战争年代，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邓小平深知战机稍纵即逝，而在内心他已经感到上海搞晚了。因此，邓小平比上海市领导更加急迫。

2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会见前他郑重地嘱托在场的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当时的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在《李鹏经济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3月3号，泽民同志和我，我们应邀来到小平同志住处，就广泛的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作了谈话，小平同志在这一次谈话中用很长的篇幅，谈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问题，他说上海有它独特的优势，工业中心，技术上有优势，特别讲人才的优势，我们把它加以很好的开发的话，这将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一条捷径，我特别记得他讲的，这是一条捷径，发展中国经济的一条捷径。他还很谦虚地说，当年我们搞深圳、珠海四个经济特区，现在看来很后悔，没有当时就把上海放进去，晚了十年了，这个责任在我。

这次谈话后，3月28日至4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率领一个由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外贸部、商业部等部门领导组成的庞大的工作班子来到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朱镕基分别在3月29日，4月2日、7日向姚依林汇报了浦东开发的情况。

在4月2日汇报会上，朱镕基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宣布上海进一步开放的时机。那天依林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最好是在李鹏同志到上海来以后宣布这件事。这是一张政治王牌，是会有利于国际形势的转变的。外国人现在是看我们在4、5、6三个月能不能稳得住。有些人希望我们垮台，但也有些人希望我们稳住了以后，他们好说话。如果在这个时候宣布上海进一步开放，公布若干优惠政策，加上上海目前在外国人心目中仍是一个有利于投资的地方，我想可能对转变形势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希望依林同志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建议李鹏同志在4月中旬到上海来的时候，能够宣布这个政策，这个宣传效果将是非常好的。

据史料记载，姚依林带队对浦东专题调研后，迅速形成《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同年4月10日，李鹏总理在北京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开发浦东的专题报告，并对浦东开发开放中的若干问题逐个作了研究。两天以后，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方案。

4月18日，历史意义的一刻来临。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十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从邓小平郑重地嘱托到4月18日，仅两个月，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打出了一张政治王牌，浦东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了。

强调面向太平洋面向未来

但是，浦东究竟应怎样开发？那时各种问题和困难可谓接踵而来。早在1989年10月26日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朱镕基高瞻远瞩地指出，“上海的发展一定要考虑面向太平洋、面向未来，各种基础设施的布局一定要按这个要求。”他还引用著名建筑设计师吴良镛教授的话“要浪漫一点”。朱镕基指出：

浦东是将来上海的窗口、上海的希望，那是最现代化的城市，但任何一个城市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上海老城有150年的历史，外滩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起来的，现在也60多年了，浦东形成一个新的城市恐怕也得50年以上。

朱镕基还引用了日本名古屋的例子：

就像名古屋，是日本规划得最好的城市，这里原是航空工业密集的地方，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被炸掉了，是战后重新规划的，确实很漂亮，规划得比较好。据说当时的市长要把马路修宽一点，大家批评他好大喜功，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一看，马路都窄了，要不是当时他坚持就更不行了。吴良镛教授讲得很好，要浪漫一点，特别是陆家嘴，就是外滩的对岸这条线，一定要很好地设计，这是上海的最中心了。外滩这一带的风景确实是了不起的，二十年代设计的规划，再过100年也坏不了。不但陆家嘴的设计，整个这一带的设计，要向全世界招标。这条线是跟外滩相对的，大家都知道外滩，你这一条线的设计至少不要比外滩次，要有特点。要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这就一下子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

此后，以世界为标杆，高标准开发浦东，要向世界敞开胸怀，吸收世界智慧打造一个新浦东，成为了浦东开发开放中的一个理念。

也就是一年后，1990年12月，朱镕基主持了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审议会，并首先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打造一个集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相融合的上海新标志地区。这是一个经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的金融贸易区，因其位置在黄浦江边上的一个叫陆家嘴的地区而名。上海市领导决定用国际眼光和国际智力来做好这个地块的规划。为此，浦东率先采用国际规划大师竞相献艺的形式，召开了两次由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专家参加的国际规划研讨会。

1992年11月20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三楼，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群集。五个精心制作的小陆家嘴地区的规划模型摆放在长桌上。

来自日本设计师的规划模型现代感极强。其外形恰似一个集成电路板，呈条形码的形状，住宅、商业、办公楼以及沿江的休闲旅游带等形成了一个超现实的信息系统。

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设计师竟然玩起了东方文化，规划模型是椭圆形的一个古城堡方案。中间的一条河流分隔成阴阳两大区域，隐含中国古代阴阳八卦太极图的理念。

浪漫的法国设计师的规划模型十分大胆，突出了现代抽象、简洁的陆家嘴，与外滩的古典精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严谨的英国设计师的规划模型，就像一个古罗马的角斗场，圆的中间是大面积的绿地和水池，既富古典形式，又考虑现代生活对水、绿、光照的要求。

中国设计师的规划模型则更重实用，中规中矩。规划强调了东西向的轴线功能和开发潜力，这一设想后来演变成浦东世纪大道的构想。

经过20多次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最后完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

除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浦东大地上出现的各种地标也都向世界“借脑”，“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金茂大厦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

1992年2月下旬，外经贸部打算在浦东找一个最好的地方，盖一个最好的楼。自然，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核心地区，而最好的楼，首先是最高的，88层，420米。但是，在松软的上海滩，黄浦江边建造这样一座大厦，对中国建筑界是一次风险极大的挑战。

1993年2月，浦东正式向国际招标设计方案。众多实力雄厚的建筑事务所纷纷来到上海。

全球最著名的9家设计机构投入了竞争，其中有日建、波特曼、SOM，无一不是国际顶尖的建筑设计巨头。最终，世界超高层的权威设计机构SOM脱颖而出。

据称，SOM的设计关键是把中国文化之精髓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大楼。美国SOM的设计师接手这个项目的投标任务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现代超高层建筑与中国历史建筑文脉相沿袭，他们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寻找了大量古代高层建筑的式样，最终他们选定了西安的大雁塔作为构思上海金茂大厦的原型。同时，美国设计师又研究了中国另一个最著名的古建筑群——北京紫禁城的平面布局，将金水玉带的吉祥格局巧妙的引入到金茂大厦的形体设计中。

除了金茂大厦，位于浦东陆家嘴地区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上海本土设计师的作品，该电视塔高468米，是世界第三高塔，也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如同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法国著名设计大师安德鲁的杰作是状似大鹏展翅的浦东国际机场和如同一朵盛开的白玉兰花的东方艺术中心。浦东新区行政办公中心是日本藤田公司设计的；国际会展中心是德国人的匠心之作；1.4平方公里的世纪公园内又处处透出英国皇家园林的风格……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光临浦东后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这是浦东的骄傲，也是联合国的光荣。我祝你们成功。”

在浦东大地上，出现的这场“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设计大赛背后是对现代文明的尊重和宽容，以及强烈的与世界对话意识。

今天，漫步陆家嘴沿江大道，或登临东方明珠电视塔，“新上海”的美景一览无余，真应该感谢吴良镛教授的建议“要浪漫一点”，还应该感谢朱镕基面向太平洋、面向未来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