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类对抗疾病就像打仗一样——研制药物杀死病菌，发明手术切除病灶，由此产生了现代的内科、外科等。然而，敌人层出不穷，灭了结核病，来了艾滋病……人类发明一种武器，疾病就会进化一种技能。

如果反过来寻求解决之道呢？修复、强化人类自身的功能，让我军强大起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招制胜不是更简单吗？

干细胞就是这样一种武器。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张琪

干细胞是一颗生命的种子，可以分化成眼睛、鼻子、手、足……；当眼睛、鼻子、手、足……发生疾病时，把干细胞“派”过去，重新“长”出新的细胞，不就恢复了健康吗？这就是干细胞治疗的意义。

实现干细胞治疗至少需要走三步：先要能生产干细胞，然后能用干细胞，最后是完美控制干细胞。在整个链条中，任何一个步骤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产业：制备并储存干细胞，这是干细胞库；运用于临床，仅仅以骨关节炎为例，中年以上的人一半以上都不可避免发生这种退行性疾病，这是一个数万亿级的市场；完美控制干细胞则意味着“永生”成为可能，理论上人类将永不衰老——“哪里老了换哪里”。

干细胞临床研究的“冬眠”期

中国的干细胞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研究发展很快。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驱使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环境下，某些地方民营医院与科技公司合作，在没有国家认证的情况下，开展干细胞治疗服务，一时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患者专程前来进行干细胞治疗。由于缺少科学规范的治疗标准与随访统计，治疗效果很难说。

2011年10月，中国卫生部下发《关于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要求停止在治疗和临床试验中试用任何未经批准使用的干细胞，并停止接受新的干细胞项目申请。管理部门为“治乱”而不得已叫停所有临床应用，令国内干细胞临床研究由此进入“冬眠”。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蓦然回首，中国干细胞领域已经落后欧美一大截。截至2015年11月26日，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试验官网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干细胞临床试验共计5240项，其中美国2919项，占56%，而中国仅257项，且大多处于停滞或流失状态。

同济大学医学院徐国彤院长，一直从事视网膜干细胞治疗老年性黄斑病变的研究。对于任何一个临床医学科学家来说，研究一旦中断，就意味着被超越或被突破。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他选择了让患者去美国医院临床试验，路程远、价格高、后期随访更加困难，临床试验成为“徐国彤”们跨不过去的瓶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刘中民院长在多个公开场合大声疾呼，一旦美国在200多种疾病中完成干细胞临床4期试验，其对中国的冲击将远远大于之前的生物药，届时中国将只有进口美国的干细胞治疗临床疾病技术。

“让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情”

上海市卫计委科教处处长张勘说：就算没有“国标”，上海先行尝试制定也未尝不可。在这方面，上海并非没有先例。张勘举例说，当年陈竺、陈赛娟等人研究发现砒霜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分子机制及直接药物靶点，就是在没有国标的情况下，上海先行批复。“让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情，不要有太多的风险和压力。”这位学者型科教处长认为：做好规制、伦理、安全性、有效性的评价是政府部门的应有责任。

“我刚刚参加一个伦理研讨会，大家的核心观点是，科学进步和伦理道德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关系，但更多的是互相促进。”上海市东方医院副院长、伦理委员会主任许朝晖说。例如，一项新技术诞生了，但法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等还来不及跟上，这就需要制订相应的行业规范。科学进步可以促进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反过来，因为有了医学伦理要求，所以，科学研究必须在大胆假设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

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呢？许朝晖认为，无论怎么创新，所研究的科学技术再前沿，科学家总是要考虑患者受益和风险控制的关系。如果受益可能有，但是风险更大，就要停下来，想想有没有突破技术瓶颈的办法。而且，从一开始进行基础研究时，就要考虑伦理规范，只不过在不同阶段考虑程度不同，但始终要考虑。只有掌握利大于弊、得大于失的原则，对可能的风险有充分的防范预案和准备，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去征求这些风险患者知情同意，完全符合他的真实意愿，才能同意该项研究的开展。

许朝晖告诉记者，医院有伦理委员会负责所有新技术、药物临床试验的风险控制。从立项开始到项目完成，要审查、追踪、事后评估等。评审方式有多种，其中以会议审查为主。关于审查干细胞研究的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也很有讲究，其构成应当由了解干细胞研究的医学、伦理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专业人员及至少一位非专业的社会人士组成，人员不少于7位，负责对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进行独立伦理审查，确保符合伦理规范。

事实上，张江干细胞转化医学产业基地正在进行的心衰、帕金森等四个项目，其伦理相关规制都在中科院的监督、管理之下，并由东方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严格伦理管控。

张勘认为：“上海不止是科研高地，也应是政策高地。现在国家配套政策不健全，但只要符合法律伦理，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同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国内干细胞领域领军人物裴钢希望：“干细胞如果想做改进，上海必须成为政策高地。”他说，“干细胞＋转化医学，再也没有比这两个加一起再重要的事了！前面历尽千辛万苦，今天终于有希望，是因为聚焦到临床，有相对一整套办法，但还需要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