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江南古镇旅游多的人，总以为古镇都似曾相识，按中国著名文化史学家余秋雨的描述，江南古镇“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不过，浦东的古镇却有着独自的荣辱故事，沿着古镇那狭窄而悠长的石板街道，我们能够慢慢体察到一条中国古代皇权制度下财富转移的路径。

鹤舞下沙都会成型

在古代浦东，最先富裕起来的是下沙镇。

下沙旧名鹤沙、下砂，上海最早的志书《云间志》把它当作名迹来记载。古时因盛产白鹤而称著于世。大概“鹤”与“下”在浦东方言中谐音，故今多写为“下沙”。

相传于1600多年前，这里是一个海滨村庄。村头有一排参天古柏。传说不知是哪年哪月，从东海飞来了一对美丽的白鹤，停留在村前的古柏上营巢栖息，并生下了一对雏鹤。雏鹤日渐长大，随着它们的父母冲霄而去，一去不返。直到100多年之后，人们又看到从云间飞来两只白鹤，久久地在古柏上空翱翔徘徊，寻觅和辨认它们的故乡，之后终于又在古柏上栖息下来。此后，便常常有白鹤从云间飞来，在这里营巢生息。该村庄遂被称作鹤窠村，也有叫鹤坡的，村南的小河被称作鹤坡塘。鹤沙之名由此而来。

据说，三国时，这里为东吴属地，那时的士大夫有养鹤之好，于是就有了大将陆逊曾于此鹤窠村养鹤之说。陆逊后裔陆机、陆抗及以后的许多名人雅士曾吟诗作赋赞美之，留下许多的诗篇，鹤沙之名不胫而走。

可惜，这样一个因美丽传说而产生的，引发人们美好想象的旧名却没有保留下来，这真是一个遗憾！

那时的下沙临海，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即有着成片的可以作为燃料的芦苇。有着取之不尽的原料——盐分含有量较高的咸潮，丰厚的自然资源使得下沙成为一大盐场。

南宋建炎年间（1129年左右）朝廷在下沙集镇设立盐务衙门，管理食盐的产制、运销、课税等。下沙也就成为食盐交易集散地。用今天的说法，下沙具备了商品的集散、交易、定价功能，如运输、仓储、加工、配送，还有金融服务、信息传送，甚至餐饮、住宿、娱乐等等的功能。

由此，官吏游侠、文人墨客、富商小贩，甚至避兵难民，带着梦想和憧憬，带着财物和家眷，带着不同的方言和风俗，云集下沙，“商贾咸集，遂成都会”，下沙集镇也就最先成了上海地区东部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沙进入了最为兴旺的时期。

因为经济的繁荣，也吸引四方文化名流荟萃于此。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曾经在下沙镇驻足，留下他那儒雅遒劲、妍丽洒落的笔墨，据清光绪《南汇县志》载：“凡近镇寺院碑记，钟铭皆出其手。”

按照《上海通史》的说法，上海地区不迟于宋代出现了包括下砂（今下沙）、杜浦（今周浦）等草市镇20多个，这不仅仅因为那些集镇有了商品集散交易功能，更因为政府置了盐茶酒等的税务征收机关。

盐场扩展新场登场

但是好景不长，到元代以后，海岸线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盐场也随之不断扩展，移至在横沔——新场一线以东的地方，因为那里海水的咸潮浓度更高。而在下沙盐务衙门管理的四个分场中，南下沙场离盐业生产地更近，为此，元初，政府将盐务管理机构从下沙迁至原下沙南场，仍称为“下沙盐场”，为了与原下沙区别，改称为“下沙新场”，意为新开辟的盐场，那里有一个小集镇叫“石笋里”。

据在下沙盐场任盐官150年的瞿家《鹤沙瞿氏族谱》载：“新场镇一名石笋里，一名南下沙，在邑西南廿四里。旧有盐课司，场在下沙，元初迁於此，故以新名。赋为两浙最。是时北桥税司，杜浦巡司皆徙于此。歌楼酒肆、贾街繁华，虽县犹未之过也。”

明弘治《上海志》有这样的记载：“新场镇距下沙九里，以盐场新迁而得名，赋为两浙之最。四时海味不绝，歌楼酒肆，贾街繁华，视下砂有加焉。”

新场很快成为浦东平原上一大镇。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随意地取了一个名称——“新场”，一旦成为朝廷管理盐业的机构驻地，繁盛也就接踵而来。一些随宋室南渡的氏族和江南县府的商号也相继移居于此，人口急剧增加，新场日益繁盛，独特市镇经济文化空间快速成型，其繁华程度曾一度超过上海县城，有“新场古镇赛苏州”之誉。由于新场的繁荣，明中叶曾有立县之议，由于川沙豪族乔镗的反对，才未成功。

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富豪及官僚集团的成员也在新场本地增加，今天人们可以在新场镇中市的街口看到，有一座三世二品石牌楼，那是明太常寺卿朱国盛为其家三代都有二品官位而建造的，这座气势宏伟、雕刻精美的建筑物提示人们，这个古镇也因为官僚集团以及寄食阶层的强大消费欲望，并由此形成的奢靡之风推动了商业和服务业的繁荣。

而下沙镇随着瞿氏家族被灭和盐监司署的迁去，不再是食盐的交易集散中心，相应的那些功能失去，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一个政府盐业机构的迁移，成就了一个古镇的繁荣，也造成了一个古镇的萧条。

财富转移沧海桑田

这样的现象，史学家王毅解释称：中国传统的城市“都是作为中国皇权制度体系大网上的一个又一个凝聚和传导皇权权力的网结。中国城市以维系和传导统治权力为首要功能，这种根本的禀赋当然对于中国城市经济的性质和前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代美籍华裔史学家张光直更是直言不讳：“中国最初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

比如，浦东的大团镇，位于浦东最东南处，因为到清代，下沙盐场产盐区已仅限于东南沿海一带，为此，盐课司署迁到了下沙盐场的一团处，据清乾隆《南汇县新志》载，“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下沙头场（今新场）盐课大使陈上龄详建头场署于一团（大团），办理盐务。”

盐业衙门落户一团后，成为“凝聚和传导皇权权力的网结”，也很快促成原先只是一个乡村集市的大团的繁荣，18世纪末至19世纪，大团镇成为上海东南沿海地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有“金大团”之美誉。

还比如，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华亭县沿海对外贸易及水上交通逐渐兴盛，朝廷在周浦地区设巡检司，为后来周浦发展成为“浦东第一大镇”奠定了基础。有学者认为““南宋时杜浦巡检司的设立正是与当时的开发形势相适应，便利于必要的行政管理，杜浦镇也因巡检司的设立而人物繁广。”

一部浦东史，半部盐业史。仅仅从地图上就可以发现，随着下沙盐场衙门由下沙移到新场，由新场移到大团，不断地促成了这些镇的繁荣，盐业生产地域也自西向东迁移，煮盐、贮盐、运盐等等产业链也就不断地促成了沿海地带兴起一批以集散海盐为主的市镇。

从浦东这些古镇财富转移的路径，“可见作为中国工商业基本生存环境的城市，其性质首先是皇权统治体系之中其巨大权力网络的一个又一个节点与核心。”在这个皇权体系中，官家通过垄断将最主要、最优质的国民资源禁绝在市场配置之外，同时形成了垄断利益集团。

当然，这样转移也使得浦东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行政格局的形成相吻合。

按照上海历史地理学家林拓、张修桂教授的分析，随着浦东成陆过程中幅员的不断扩大，盐场生产亦逐渐向东推移，元代下沙盐场相应向东移至新场（新场即“因盐场新迁而名”），并在大团设立头场盐使署，正透露出地方行政格局与区域经济开发相依相随的信息，而“盐监一职总领盐场之事，几乎相当于镇治，以致无镇治之设。”也就是说，浦东地区盐场官员一直在兼职地方行政事务。

尤其是明代开始，朝廷对下沙盐场的管理体制和区域进行了重大调整，明确下沙盐场三个分场统领九个团。这一措施实使得盐场管理向基层政区进一步转化，这一调整也基本上形成了古代浦东的区域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如因为团的设置，团的官舍、卤池和盐仓所在地作为各团中心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团有的形成了集镇和村落，甚至区域的经济、文化和行政中心。如一团为今天的大团、三团为今天惠南、五团为今天的祝桥，八团为今天的川沙等。

沧海桑田，尽管古代海盐生产的遗迹现存很难寻到，不过在一些奇怪的地名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踪影。翻开浦东地图，很容易看到浦东地区地名中有那么多叫团和灶的地名。如大团、二团，七灶、八灶等等。

别以为这些名称土，这些地方当年却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基地。

如今的下沙已不再是国家重要的税务来源地，更没有了大宗商品交易集散的功能。但我们能够从浦东古镇的兴衰中看到一个地区所具有的功能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