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之光

今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张元济诞辰150周年，同时也是他所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近日，《叶景葵年谱长编（上下卷）》与《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这两部新作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将张元济挚友——著名银行家叶景葵推入了公众的视线。

今年74岁的柳和城，是这两部新作的作者。身为上海市作家协会、浦东文史学会会员，他自上世纪70年代便以业余身份从事文史研究，如今已成为学界公认的近代人物研究名家。这两部书的出版，是对这位文史爱好者几十年笔耕不辍的最好褒奖。

发现叶景葵为中国银行业先行者立传

年谱是中国史学著作中特有的人物传记形式，以时间为坐标、史实为横断面，汇集谱主生平事迹、著述及其他史料，为人物研究提供基本素材。对于《叶景葵年谱长编（上下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评价为“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关于叶景葵传记资料的荟萃”。而为了这部100多万字的“大部头”著作，柳和城从积累史料到成稿前后，花费了近30年的心血。

上世纪80年代，张元济之子张树年组织编写《张元济年谱》。柳和城作为编著者之一，接触到大量张元济的友人——叶景葵的史料。“叶景葵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去世。听张树年先生介绍，在民国时代，叶家与张家来往甚勤。”在史料整理中，一开始对叶景葵一无所知的柳和城，逐渐意识到这位人物的不同凡响：叶景葵是晚清进士，却眼观世界，走上实业救国道路。1911年，他在担任大清银行正监督期间，主持改革银行积弊；民国初年开始，他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长达30年。此外，叶景葵还主持过汉冶萍煤铁矿公司等近代著名实业。他的“卷盦藏书”在民国时期很有名。1939年，叶景葵与张元济等人创办合众图书馆，叶景葵捐赠大量藏书，其中包含很多古籍珍本，解放后，合众图书馆藏书成为上海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

于是，柳和城就摊开笔记本，按年月将叶景葵的生平事迹、文献出处，如同编写年谱一样扼要地记录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份“大事记”手稿后来能在编著年谱时派上用场。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启动“近代重要人物年谱长编出版工程”。2011年，柳和城与张人凤合作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出版，编辑提出请他继续编写《叶景葵年谱长编》。“这项工作我有兴趣，而且应该做!”为叶景葵树碑立传成了柳和城的心愿：“我要向更多人介绍叶景葵的地位与历史贡献。”

与时间“赛跑”著作装订前喊停增史料

“编写一部合格的《叶景葵年谱长编》，谈何容易。”在柳和城看来，叶景葵一生复杂、涉谱甚广，应该尽量将其家庭生活、求学经历、社会政治活动、金融实业活动、图书收藏、学术思想发展、个人情操等都收录其中，过去陆陆续续做的“大事记”，远远达不到年谱的要求。他一边继续从手边的图书、报刊、杂志资料中寻找关于叶景葵的蛛丝马迹，一边反复到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图书、档案，发现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

这对于走路需要拄拐的柳和城来说，着实不易。他在夫人的搀扶与帮助下，在上图古籍部查阅叶景葵手稿，在档案馆查阅浙江兴业银行档案，收获巨大。此外，他在友人帮助下，还利用《申报》电子数据库，稽考出了100多条叶景葵社会活动的相关史料，涉及谱主早年求学、科举、仕途乃至被绑票和几次遇险的材料。

柳和城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偶遇，也为《叶景葵年谱长编》增加了全新史料。一家拍卖行有本叶景葵的藏书捐赠书目，已被一位北京藏家买到。他辗转与藏家取得联系，得知“簿子里有两种符号，分别表示叶景葵的‘自存藏书’与‘捐献藏书’。”他立即将这一信息收录在书中。

2016年春，柳和城的书稿由出版社交予印刷厂开印。就在此时，交大出版社编辑告诉柳和城，北师大一名老师向出版社一份杂志投稿，文中有叶景葵的全新史料！原来，北师大图书馆藏有一批名人信札，其中有44封叶景葵的书信。“这位老师非常慷慨，把信一一拍了照片送给我，让我先用这批史料做年谱。”柳和城说起往事依然非常感动。他与出版社沟通后，请求印刷厂紧急暂停书籍装订，将书信内容编好条目，以“补记”形式放在书末。

“凡是著书，都有遗憾。”柳和城认为，尽管他“抢救性”地收录了一批新史料，但是“补记”不太符合年谱体例，是个缺陷。而随着岁月流逝，曾与叶景葵相交的人们纷纷故去，寻访查证的对象越来越少。柳和城深感遗憾地说：“这部书编得再早一点，老人们都还在就好了。”

四十载结缘文史有广度有深度有理想

从1991年的《张元济年谱》，到2011年的《张元济年谱长编》，再到今年出版《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柳和城已是公认的张元济研究专家。而从1978年发表第一篇文史研究文章算起，他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已达40年，诸多著述为学界所重视。然而在退休前，柳和城的职业是会计，研究文史全凭兴趣使然。

职业性的严谨、较真，同样也反映在柳和城对于文史资料的甄别上。《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是柳和城近30年来从事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研究的文章汇集，共分五卷。该书颇有特色的是共有15篇文章的卷五，收录了他对于其他学者研究张元济著述的论辩、纠错，而且是“指名道姓”的。“张元济研究在上世纪末就是学界的热门。但由于条件所限，史料发掘不足，文献删改失真，编著者缺乏经验，许多著作都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柳和城感慨，“张元济是校勘学大师，我们对他的研究要经得起推敲。”

“柳和城是我十分尊敬的学长，对出版史下过很深的功夫，且对私家藏书文化很有心得。”熊月之评价道。而回顾柳和城过去40年的文史写作，熊月之用三个“有”字来评价这位“半路出家”的文史学者：有广度、有深度、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