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蒋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曾在上海针织品总公司、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财政厅、上海浦东新区金桥镇、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办公室工作。曾公开发表了50余篇涉及财政经济、文化建设、社会管理、人文秩序等方面的论文。在参加上海浦东新区第十五期中长期外向型培训期间，曾著并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发行《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中西方差异的人文渊源》一书。

中华民族是由56个不同民族所组成的具有丰富民族特性的族群概念。中华民族从发展之初，就是一个共同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为丰富、发展、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不同的贡献，并使得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至今仍不断丰富发展的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现代文化。

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解释和界定民族间关系的话，所有认同、秉持、丰富、传播、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所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更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从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始终是在与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蛮戎夷狄等各民族，共同经历着融汇、冲突乃至发生战争的过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农耕文化为基础、游牧文化为辅助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并正迎接着海洋文化的逐步融入。如果从整个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来看，凡秉持、充实和发展中华文化内涵的朝代，这个王朝的整体实力和历史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凡放弃、背离和歪曲中华文化精神的朝代，其发展氛围和精神面貌就显得十分颓废。

华夏族群的起源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发源

中华民族的起源，主要是以华夏部落为主体的民族群体逐步影响、吸纳、接受其他部落群体而不断发展起来的。

中华民族从起源开始，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群体。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远古时代和包括三皇五帝时期的太古时代，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神话阶段，整个阶段的发展情况主要是通过神话传说进行演绎，有许多猜测遐想的成分。进入上古时代的三代时期，即夏商周时期的东周之前，中国历史属于半信史阶段，东周即春秋以后，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信史阶段。

相传距今5000余年前的某一天，被后世称为黄帝的公孙轩辕诞生于世。之后的某个时期，据传与黄帝同父异母、被后世称为炎帝的姜榆冈，与部落首领蚩尤在陈州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后败走进入兄长黄帝的领域并结成联盟，组成华夏部落。之后，华夏部落与蚩尤部落发生了多次战斗并胜之，由此中原各部落纷纷臣服于华夏部落。这时的华夏部落真正成为中原大地的主导，以龙为图腾，逐步确立起华夏族的身份概念。

华夏族的四周有着不同的族群和部落，包括南蛮、西戎、东夷、北狄。就当时的区域而言，除了在黄河中游地区，以仰韶——河南龙山文化为特征的华夏文化区以外，在黄河下游及江淮流域，存在着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为特征的东夷文化区；在黄河上游地区，有着以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为特征的氐羌文化区；在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具有湖北龙山文化特色的苗蛮文化区；在杭州湾沿岸及太湖流域，存在着由良渚文化孕育形成的吴越文化区和在燕山以东的长城内外，以红山——富河文化为主的燕辽文化区。华夏文化区踞于核心区域，这使得华夏文化区在与其他区域相互碰撞、交往、吸收、交融的过程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特别是在吸收、接纳、包容和辐射文化方面。同时，也正因为此，中原文化从其发韧之时，就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多元化来源的特征。

三代时期的部落族群融合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文字的出现和王权的形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史前文化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线。

商朝灭夏之后，逐步形成了以甲骨文为突出代表的中国文字书写系统，取得了记录、书写、阐释中国历史的权力，并开始建立自身的国家组织。商人本是来自渤海冲积平原的东方夷人。“殷”字亦可以理解为“夷”字的另外一个发音，商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华夏族人，但商朝自身却是建立在华夏诸族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因为商朝建立后，文字的系统化使用，成为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并彻底使中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核心”正统。

进入商朝末期，商纣王帝辛因兵伐东夷，使得周武王有机可乘一举入主中原。除战争原因外，周人所倡导的“天命糜常，惟德是辅”，及当时周文王在羑里所拟定的《周易》，不但是周人的政治口号和朝代变更的理论宣言，更是周人以此改变殷人文字阐释权力、教化子民的重要文化武器！生存问题属于物质层面，而文化引领和教化则属精神层面，涉及生存的方式和追求方向。可以说，“天命糜常，惟德是辅”的提出和《周易》的出现，对于中华初始文化而言，既是中华文化内在核心——“德”的要求，也是中原社会发展规律——“变”的揭示。同时，也为中原子民初步奠定了社会人文秩序雏形。

成周之时，周朝所处区域较为狭窄，周边皆被蛮戎夷狄所包围，在东周之前，除了位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周王室及相关诸侯国算得上是华夏族以外，其周边皆非一族。即使是在春秋时期，渭河上游陇山以西也被称为是诸戎，包括秦国当时一直被中原认为是夷狄，而楚国等皆被称之为蛮夷。当时华夏诸族与四夷之间的界限划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按血统族群来划分的，而是按各自所持的礼仪来界定的。即所谓华夏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秉持农耕礼仪，而非农耕社会，未使用农耕礼仪，则是被视为蛮戎夷狄。

周朝在以封建制维持运转过程中，无疑又强化了族群之间的融合。除了形式上的封建制以外，内在的、秉持凝聚核心作用的，是周礼的遵循。

西周时期，周朝运用分封制的亲缘网络，不断扩展着自身的疆域，融纳吸收着其他族群，并吸引和交融了不同文化族群认知、接纳、遵循，进而秉持和丰富了周文化的内涵。至此，无论什么族群、部落，与周人共同形成了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多元化文化的复杂社会，经过数百年的交融发展，反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周文化，由此逐步产生了以周文化认同为核心标志的族群认同概念。

华夏化或中国化，并不是区域性的概念，而是对周礼文化或中华文化秩序的认同概念。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出、倡导和秉持重塑社会秩序为目的的理论体系，对内求仁，对外施礼，直接奠定了中国当时社会人文秩序的基础，成为了具有现实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文化框架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基石。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世人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第一次系统化地创立、倡导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人文秩序，并体系化地规范了中国人的行为规则，框架性地塑造了中国人文发展方向。

发韧于北方的儒家思想，随着整个文化实践活动的发展，由北方文字系统的承载，以战争、贸易、交往、学校、书简等各类文化传播载体，越过国界、穿越族群、跨过部落，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融合。

在整个战国时期，原先的华夏诸族概念已不重要，而是以所秉持的礼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价值认同，作为对周边族群认同的标准。也是基于此，整个华夏文化区域的范围和规模有了较大扩张，对华夏文化的发展壮大起到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华夏文化在各个族群间的认同，逐步取得了高度一致。这一点，为秦汉帝国最终统一中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文化铺垫作用。

秦汉时期

——以族别为特征的文化中华

表面上看，汉族是因为汉代的灭亡而得以保留下来的民族称谓，而从深层次来看，实际上这是中华文化对民族身份渗入的体现。亦可以说，中华文化已经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融入贯穿于整个民族的内在思想。而这一点，也恰恰印证了中国文化的社会生命力、时代渗透力和人文传播力！

伟大的公元前221年！之所以称之为伟大，不仅仅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更在于秦始皇第一次把中国建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无论是车同轨、书同文，还是度量衡、行同伦等，看似是服务于一个政令统一的国家，以及保证行政统一的需要，但就其内涵实质而言，则皆是服从服务于建设文化共同体这一核心目标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其疆域“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直接疏通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南北文化隔阂，消除了华夏族与戎蛮夷狄在中国区域内的族群界限。

书同文，以小篆为标准文字，隶书为日用文字，这种视觉符号，超越了各族群方言，成为当时各个族群文化统一最为直接的实现手段，可以算得上是当时社会文明要求的标准化；车同轨，不仅仅是车辆尺度的问题，更深刻的是整个中国区域内行政道路的规划问题，它打通了族群间的交通通道，就像人体的血脉和神经系统一样，将整个中国联为一体。现在的公路网、铁路网亦是按照当时的道路走向而建的，真可以称得上是万变不离其宗；度量衡，主要是按照统一标准尺度，实施类似现代意义上的批量化、绩效化、标准化的生产责任制。包括秦朝所生产的武器和砖瓦等，都镌刻着工匠的名字。可以说，这是当时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性象征。

所有这些类标准化的措施，其实都是在奋武卫基础之后的揆文教，是有意无意地在服务于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各族群文化上的大一统。这时候，有关华夏族的意识基本上已经淡漠殆尽，呼之而出的是“秦”的概念。也因为整个文化的大一统，秦朝以文化统一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

秦亡之后短暂存在五年的西楚，让步给了汉朝帝国。某种程度上说，汉代其实是秦代的延续，特别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延续，因此后世人经常将秦汉两代并称为秦汉帝国。汉帝国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疆域。汉初之际，承袭了秦朝的体制，其实也就是继承了延续发展下来的秦朝文化，以满足当时民众的人文需求。在拓疆开地的过程中，除直接或间接地以武力征服之外，还辅之以很重要的内容，即汉文化。由于在拓土过程中大量汉文化的浸润，使得很多汉代属国逐渐走向汉化，融入并成为华夏族群。

政权统一之后，文化统一是政权巩固的要求，也是维持政权进一步扩张的需要。以文教化，是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和相配合的。社会的稳定，是文化融合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文明进步的基础。汉代之初的刘邦，因为儒者叔孙通为其制订并实施礼仪而逐步推广儒家文化。之后的汉武帝更是罢黜百家，独尊以董仲舒、公孙弘为首的儒家思想。与其说儒家思想符合当时汉武帝治国的需要，还不如说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更加符合当时民众的社会人文需求。可以说，是汉武帝根据民众需求的现实和推动国家发展的愿望，而真正开始决定独树儒家的。因为“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每个当政者。中国历史上的当政者并不会，也没有必要把民众需求与自己的政权对立起来，且当时的儒家思想已经吸取了黄老之学，糅合了阴阳、名、法等各家学术思想，并成为了当时较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加之有先秦时期的文化铺垫，普遍意义地接受、秉持和传播儒家思想已水到渠成。可以说，儒家所主张和倡导的包括仁、义、礼、忠、孝等伦理道德，已经成为当时主流社会所共同秉持的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心理，深深根植于汉代广大民众的内心深处。

西汉、东汉包括新朝和玄汉，共计423年的长期安定，形成了独具汉朝特色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彼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文化已经基本定型。包括所吸纳进来的部分匈奴、突厥，以及戎蛮夷狄等，凡纳入汉代版图的少数民族，除个别依然具有自身民族习俗外，大都已开始接受和秉持中华文化特性，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其中，有的因为皇族赐姓而直接全面转化了身份；有的因为通婚联姻而逐步淡化自身民族身份；有的因为生活习俗的改变而逐步融入中华文化圈；有的尽管远离中原，但整体区域文明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即便汉政权最终终结，但其所沉淀下来的以秉持和发展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汉文化，却有序地传承下来，并按照类似周朝时期各个封国灭亡之后，以国为姓的方式，留下了“汉族”——这一至今使用的族别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