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原有基础上，大力弘扬符合当代中国人文需求的优秀传统文化，坚决剔除糟粕，积极主动地吸纳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的优秀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步，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和完善能够引领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新人文秩序，以此调动中华民族的发展潜力和动力，不断孕育和产生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始终未变

从历史发展的沿革来看，中华民族其实一直是一个文化概念。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以德作为突出性的文化特征，唯有具备德的品质和德的先进性，才能真正引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实际上，就目前的文化特质而言，日韩文化可以说是具有中国传统特征的日本文化或韩国文化，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本意是当时的中国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已经没有中国传统特征了。据查，这句话是由日本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其真实的想法是，日本才是中国华夏文化的继承者，日本继承了华夏文化的正朔，并以此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

从历史发展的沿革来看，中华民族其实一直是一个文化概念。无论是中华民族起始的华夏族，还是之后逐步形成汉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等，都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本身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或者说，中华民族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各民族的有机组合体。无论哪个部落、哪个民族，也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只要从认识中国文化开始，逐步到理解、接受、学习、融入，最后到秉持中国文化，并彻底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都将纳入到整个中华文化圈的范围内。

这期间，存在地域面积渐进扩大的过程，也有逐步接受慢慢吸收完善的过程，最终不断地形成阶段性的中华文化圈和中华民族生活圈。无论朝代如何变迁，中华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大地上始终没有改变。

历史有很多偶发性的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偶发因素常常回归到规律的发展轨道上来。这个偶发性往往是一场战争、一个事件所引发的政权的交替更迭，而规律性则是体现在最终的回归，回归到始终秉持的具有中华文化圈内共同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上来，包括蒙元时期和满清时期对中华文化圈的统治。如1313年是元仁宗诏告天下，将朱熹所注的“四书”作为科考取士的标准；清康熙在专门为《朱子全书》所作序言上称“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绝传之……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之”。这些中原以外的民族，在统治中原以后，反而高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旗，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持者和关键传播者，在思想、生活上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包括相对于华夏族的蛮夷戎狄，相对于汉族的匈奴、契丹、鲜卑等，以及蒙、满两大族，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都慢慢从文化接受开始，逐步走向了文化的大融合和民族的大融合。中华民族本身是一种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问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同时，中华文化是发展的，也是需要进步的，正是整个中华文化圈各民族共同铸就不断完善的文化价值。

对于日本、韩国等相关人士提出的，他们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的观点，只能说明他们曾经接受并融入了当时的中华文化圈，所秉持保留的也只是当时的中华文化。文化一定是发展的和进步的，如果一种文化没有发展和进步，也必然被社会所淘汰，成为某个时代的文明状态，其文化也就失去了传承，成为了一种过去文化水平的象征。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皆是当时社会的文明，但其失去了文化传承，成为了停滞的文化。

现在日本或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所秉持的文化，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唐朝时日本基本上是全盘接受“华化”，犹如近代时期其坚持全盘“西化”、追求脱亚入欧一样。而相传商末之时的箕子是韩国人祖先，当前一些韩国人之所以认为中秋节等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反过来也验证了他们的祖先源自中国。但这些曾经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因为其后续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注入，增加和丰富了自身民族、社会发展的内涵，也包括吸纳和采取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基因，形成其自身文化。因此，其文化貌似中国传统文化，但实质已经转化到自身的文化轨道上了。实际上，就其目前的文化特质而言，可以说是具有中国传统特征的日本文化或韩国文化，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

积极吸纳最先进文化内涵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其实就是进入了中华文化圈，既然在这个文化圈也就不可回避地需要按照这个文化圈内广大民众的人文需求，来生产生活，这使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触及、学习中华文化，并逐步对中华文化产生认识、消化吸收、形成共识。而先进的文化载体功不可没。

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中华文化的传播载体始终居于领先地位，包括认知快速、象形表达的文字；最早形成、完整周详的文字体系；体系健全、传授系统的各种学校；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官吏和教师；记录完整、思想明确的各类书籍；书写便利、工艺简单的毛笔；成本便宜、使用普遍的纸张等。这些在现代看似普通的文化传播载体，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与其他国家、民族所使用的载体相比较，都是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毫不逊于当今的互联网，且中国初始使用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文明体！

先进的文化毕竟有其领先的地方，文化传播的载体就是先进文化集中表现的外在形式。这些当时可称为最为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接触和使用这些载体，这样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逐步被各个民族接触和认识。

我始终认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先进性，决定了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决定文化载体先进性的根源，是建立健全良好的、符合所在地人文需求的人文秩序。只有营造良好有序的社会人文秩序，才能激发人的创新力和能动性，才能推动文化传播载体不断革命性变革，也才能吸引影响更多国家、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自觉。

西方文化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第一次进入中国。从明朝时期的传教士开始，西方文化就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只是当时国门锁定，其进入中国的规模、范围毕竟十分有限。之后，规模比较大的当数“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引入了中国，并掀起了中国到底选择什么文化来主导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可以说，当时的国门是被动打开的，其背景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保持行政的统一。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打开国门，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这一次可以说是在充分认识到封关锁国可能将被开除“球籍”的情况下，渐进式打开国门。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也在同步进行着。当今的西方，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许多方面占据领先地位，而这一切与西方文化的导向有着直接关系。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放弃中国传统文化，彻底认同、接受西方文化呢？对这个问题，其实各方面的争论已经非常多了。在这里，我只是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中西方文化有着两个不同的来源基础，即中国文化主要来源于中原农耕社会，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海洋社会，是典型的海洋文明。来源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化所适应的人文需求有着很大差异，中国有着千百年来传承的中国传统人文需求，而西方亦是传承于历史悠久的西方人文需求。两种不同的人文需求导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人文秩序——不同文化在社会管理中的表现方式。

西方的人文秩序是建立在西方社会长期的历史传统之上的，适合西方的地理环境、传统习俗、历史变迁和人文需求。如果我们全盘引进和接受西方文化，其实就是放弃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放弃自己原本的人文需求，承认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把我们未来发展建立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人文需求基础之上！好似一个成年人突然改换门庭，认了别人家的祖先似的。这好像怎么也说不过去吧。何况，中国可是拥有5000年历史的。

另外，看一看当今那些移植西方文化、被“颜色”的国家目前的混乱局面，就应该头脑清醒地看到抛弃自身历史和文化，全面移植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恶果了。这些国家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稳定下来呢？我认为，只有这些国家重新梳理并找到自身文化根基、文化共识，以此为基础，在全民族范围内形成自身文化合力以后，才有可能重新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稳定政权和稳定发展的国家。因为，他们离不开真正支撑自身发展的广大民众和数百上千年所积淀下来的人文需求。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发展的确与西方的差距拉得太大。之所以被拉大，除了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以外，从文化角度来分析的话，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起来。特别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全面的梳理，没有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很好的弘扬。相反，许多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反而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特别是长期的封关锁国，自我陶醉，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处于封闭式的循环，看不到差异、得不到比较，亦无法有效得以完善。同时，我们长期秉持的农耕文化也非常需要在现实的全球化环境中，积极主动融入海洋文化，并在巩固自身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海洋文化的有益内容，以此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农耕文化。文化，是需要不断在差异中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进行完善的，否则就是倒退，乃至消亡。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原有基础上，大力弘扬符合当代中国人文需求的优秀传统文化，坚决剔除糟粕，积极主动地吸纳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的优秀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步，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和完善能够引领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新人文秩序，以此调动中华民族的发展潜力和动力，不断孕育和产生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中华文化始终未中断

中国文化自形成以来，始终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并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化。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特别是从中华民族形成的角度出发，来阐述中华文化没有中断的原因，似乎更具说服力。

发韧于中原的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族的起源开始，始于西周、建于春秋、成于西汉，历经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不断丰富和完善。但与此同时，也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特别是来自中原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无论是受到冲击，还是受到破坏，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在对峙中原、统治中原之后，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终究开始慢慢理解、接受、丰富、传播和秉持中华文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外化于社会管理的农耕社会人文秩序，始终制衡着游牧文化的冲击和破坏。

由中华文化所逐步形成的农耕社会人文秩序，自周礼产生到唐朝达到高峰，应该说历经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已在中原族群中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达到了融入血液、根深蒂固的程度。任何违反农耕社会人文秩序的做法，都会得到农耕民族强有力的抵抗和灭绝式的报复。而任何开始遵循农耕社会人文秩序的民族，自然不自然地也就被中华文化所改变。一切不适应中华文化或农耕社会人文秩序的民族，最终只得退出中原，另迁他处。

文化的力量，关键在于由某种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本身就是文化所具有的改变人文发展趋向的力量体现。当所有从进入开始，到逐步融入中华文化圈的各个民族，皆开始遵循和秉持中华文化时，中华文化又怎么会中断呢？

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之所以会产生文化中断，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突出的原因是，外来侵略者入侵这些文明古国，是以占有和掠夺为目的，他们不会珍惜当地的文明，也没有必要去遵循当地的文化。基于这种出发点的外来侵略，带来的便是对当地文化的毁灭打击。

而入侵中华文化圈的族群，则是以统治为目的，其最终要迁都中原，根植于中原社会，所以也才有遵循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本能。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一些以掠夺为目的的外来族群，但其只是伤害了中原社会的皮毛，而未伤到根本。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中华文化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蒋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曾在上海针织品总公司、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财政厅、上海浦东新区金桥镇、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办公室工作。曾公开发表了50余篇涉及财政经济、文化建设、社会管理、人文秩序等方面的论文。在参加上海浦东新区第十五期中长期外向型培训期间，曾著并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发行《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中西方差异的人文渊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