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工人负重时自然发出的呼吼声，演变为令人震撼的民间艺术。作为这一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成为了城市精神的呐喊者。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陈烁

12月1日，塘桥街道群文科科长罗建川和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的几名队员一起，被街道党工委书记奚德强叫去开会。议题是：如何对接上海音乐学院，请对方支持“码头号子”传承。

这缘起于一封信。不久前，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给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林在勇写了封信，希望上音能派出专家，在音乐方面为“上海港码头号子”提供专业的支持。

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后，上海港“码头号子”已为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并关注。但对塘桥街道来说，挖掘和传播依然难度不小。

此次领导写信帮助找专业“外援”，给了他们鼓励和希望。

码头号子大有学问

劳动中自然形成的码头号子，可分为四大类九个品种，从工人们负重时自然发出的呼吼声，演变为令人震撼的民间艺术。

把码头号子整理出来，编排成喜闻乐见的节目搬上舞台，一直是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队长张孚玉的“心事”。

他的心事惊动了领导。

不久前，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到塘桥街道调研，详细了解“上海港码头号子”的保护传承情况。在与领导交谈中，张孚玉把心事和盘托出。

听完老张的汇报，沈晓明当即表示，要把码头号子的保护传承工作与音乐学院专业研究对接起来。

一个月后，沈晓明给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林在勇写了封亲笔信。信中写到：“希望上音能派专家去指导一下，以更好地发掘和传承这一非遗项目。”

码头号子，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上海港码头号子则是与上海港发展的历史同步形成。

上海市群艺馆研究馆员李志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码头号子。在他眼里，这是“劳动者在劳作中自然发出的呼吼声”。解放前，市民的日常用品及建筑材料等，几乎都由码头工人搬运。工人们在肩扛手提重物的时候，自然发出的声音，形成了码头号子最基本的形态。

李志豪介绍，根据资料记载，上海发现规模最大的杠棒是8根杠棒，由16个人同时抬，抬过最重的一件货物有2吨多重。“16个人协同把如此重的货物抬起，号子的作用很大。”

由于装卸的货物、搬运路线及搬运方法的不同，工人们也创造性地形成了不同的号子。码头号子可分为四大类九个品种，包括搭肩号子、肩运号子、堆装号子、杠棒号子、单抬号子、挑担号子、起重号子、摇车号子、拖车号子。

11月26日，在塘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的表演，让记者感受了这一民间艺术令人震感的感召力。

“E字（呀）赛格笃底朝南朝里E赛格……大字（啊）笃底朝北去第五根（啦）上跳……EO蛋门（哎）朝南第二根上跳……”这是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队员们在排练。大家肩上并无东西，但演得入戏，一会儿两臂抬起，做出挑担状，唱“挑担号子”；一会儿排成一列，胳膊整齐划一地用力向后向下拉，唱“起重号子”；一会儿一人在中间，其他人作出肩负重物状，步履沉重地挪行，唱“堆装号子”。号子有时候一起唱，有时候一人领唱，时而低沉，时而高亢。队员们虽身无一物，却似负重百斤。

看似无厘头的唱词，却“大有学问”。李志豪说，这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宁波帮《堆装号子》。所谓堆装，就是“肩运”工人将货物运抵指定地点堆放好。这首号子，由堆桩时的“分唛工”即指挥者所唱。

主持人被惊呆了

码头号子的表演可谓震撼全场，主持人都被惊呆了，半天没说出话。最终，节目获得多人组合组银奖。

把码头号子以表演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不容易。

2005年，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成立。彼时，码头号子还并未成为非遗，只是作为丰富社区演出的一个内容。原塘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副主任王锡宝回忆，当时是为街道的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准备的一个比较有新意的节目。

从上海港务局退休后在文化中心工作的韩纬国，想起原单位曾经有过码头号子表演，就提出了码头号子节目。然后，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成立，开始演出排练。

表演队的20多位男演员全部是社区居民，有许多演员从未上过舞台。为了这一节目，整整培训了三个多月。表演队副队长陈渝生说，码头号子要学习怎么体现出劳动的激情，表现出精气神，就靠模仿体会。

李志豪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专家曾来到码头，“把工人喊到会议室让他们喊号子，然而他们却不会喊了。他们说，身上没有承受重量，号子就喊不出来。完全没有经历过码头工作的队员们，要做到形神兼备，很不容易。”

排练中，队员们哪里做得不到位，曾亲身体验过码头号子的韩纬国就会指导一下。1962年，韩纬国进入上海港务局煤炭装卸公司工作，他回忆，“当时叫上港一区，从东昌路码头一直到白莲泾，是上海港当时最长的一个码头岸线，码头工人装卸货物品种也最多。而且集中了各个地方的码头工人，他们搬货物时都要喊号子，因为各地方言不同，码头号子也最为丰富。”

但在韩纬国开始工作时，码头上喊号子已经不多，因为有了机械作业。码头号子也逐渐作为一种表演艺术，从50年代起就登上舞台。

而码头号子作为一种音乐艺术，在更早时就被音乐家所关注。1934年，音乐家聂耳曾到码头，和工人一起劳动，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用码头号子的旋律，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风暴》创作了插曲《码头工人》。

塘桥码头号子表演队的成立，重新拾起了对这一劳动艺术的演绎，并对上海港码头号子成为国家级非遗及之后的宣传推广，起到了关键作用。

码头号子在全国观众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是在2007年首届中国原生民歌大赛上。当时，一些领导都担心码头号子去参加全国大赛是否行。李志豪却坚信：“码头号子必将有所作为。”

因为参加的是原生民歌大赛，但当时的表演曲目还有一些政治意味的故事，于是李志豪帮表演队做了些调整。“增加了原生态的部分，只留了一首有歌词的。”他说。

那次比赛，全国有27个省市、33个民族参加，最终从1000多个节目中，选出了100多个参加决赛。“各省市基本都是专业队伍，但码头号子去了8个人，都是非专业的普通居民。比年龄，我们队员平均年龄67岁，是最大的；比水平，我们是草根；比演出经验，我们从来没到过这么大的舞台。那么参加这个比赛，跟人家比什么？”李志豪说，“我就跟队员们讲，把码头号子的内涵、精神状态、气势唱出来，就是我们的优势。”

比赛时，码头号子的表演可以称得上震撼全场。“表演队演出完下台后，主持人完全被惊呆了，半天没说出话，而全场观众跟着码头号子的节拍不断鼓掌。”说起当时的场景，张孚玉和表演队的队员们至今还很自豪。最终，码头号子获得了多人组合组银奖。

“这个成绩让大家很振奋，码头号子的精彩亮相也为申报国家级非遗起了很大作用。”比赛时带队的王锡宝说。

此后，码头号子频频在上海及其他省市演出。2011年、2012年，还分别赴德国和巴西演出，让码头号子走向了国际舞台。

年轻人受到感染码头号子的传承者们年岁渐大，后继乏人，尤其需要年轻人的加入。

2008年，上海港码头号子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遗。

王锡宝回忆，原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主任闵雪生看到了码头号子节目，觉得很有价值，认为可以申报非遗。

“后来，我们就组建了非遗普查小组，请了包括李志豪老师在内的专家，开始了码头号子的普查。”王锡宝说，当时查找了大量资料，还采访了曾参与60年代到码头采风的上海音乐学院黄白、江明惇等老教授，以及老码头工人，包括韩纬国，还有“浦东喊号子浦西能听见”的“号子大王”程年宛，以及陈庆华等。

在码头号子成为国家级非遗后，塘桥街道还成立了6人创编组。“创编组的任务，就是把被记录下来的码头号子曲谱和录音整理出来，进行教唱，编入节目，让大家学会更多类型的号子。”

这几年，码头号子还经常到大学、中学、小学去表演、教唱。

但塘桥街道和号子表演队的队员们依然焦虑。“2009年至今，我们根据以前的录音和60年代专家采风后编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几十首码头号子曲谱，才整理了不到十首。要整理出更多曲谱，更新演出节目，如果没有专业支撑，做起来很难。”张孚玉说。

说起传承，表演队副队长陈渝生也感到担忧。“我们参与演出这么长时间，就觉得有责任把这个传承下去。外面有邀请表演时，基本有求必应。电视也拍了好多回，最近又拍了公益教学片。但做了这么多，感觉影响还不够。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有点犯愁。”

码头号子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现在表演队的队员们，最大年龄80岁，最小年龄59岁，年轻人却难以寻觅。

在李志豪看来，码头号子的生存环境没有了，作为非遗项目来保护传承，首先肯定是号子的传唱，因为这是载体，没有号子传唱就没有了传承的依据。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应传承其精神内涵。

“码头号子的精神内涵其实是跟上海的城市精神契合的，号子来自全国各地，体现了海纳百川的精神；而号子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又是上海发展的写照。”李志豪说。

塘桥街道群文科科长罗建川说，码头号子基本的保护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包括整理资料档案，翻录原来的录音资料进行数字化保存等。但号子的土壤已经消失，机械化代替了人力，如何让它保存发展乃至发扬，关键让更多人知道它。

罗建川认为，要更多的艺术形式对码头号子进行包装和宣传。“码头号子也可以穿插进戏曲、话剧、舞蹈等来表现。”他说。

“单纯的码头号子可能会单调，可看性不强，如果与其他表演形式结合，吸引的粉丝多了，支持它发展的人就多。更多更大的力量参与，才有可能更好传承。”不过他也强调，依然要让码头号子作魂，因为灵魂不能丢。

他还呼吁，现在唱码头号子的人太少了，希望热心于民歌、有表演基础的社区居民踊跃参加码头号子表演队，尤其需要年轻人的加入。

11月27日，在新区非遗进校园的活动中，码头号子再一次来到校园表演。看着台上的爷叔们卖力地“嗨哟嗨哟”，初二学生邹圣心虽看不太懂，但她的内心还是颇受震撼：真有力量。

已经久远的号子声，隔着几个时代穿越到这些稚气的少年身边，余音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