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可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浦东却经历了欧洲发达地区用2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浦东爆发式增长的奇迹是如此的吸引人，以至于研究机构、专家和学者们纷纷进行专题研究，深入解读“浦东奇迹”、“浦东模式”、“浦东逻辑”和“浦东精神”。 

日前，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采访报道者，《浦东样本》作者、浦东时报副主编、《浦东开发》杂志主编谢国平接受了浦东电视台《沟通》栏目访谈，对“先行先试”进行了深入解读。

主持人：《浦东样本：财富增长的试验》是一本以浦东开发开放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为样本，系统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试验的书，也是一位亲历浦东开发开放的新闻工作者记录浦东发展历史的一次大胆尝试。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书的作者谢国平先生来聊聊这个“浦东样本”。 

中国有句古话：“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作为一个局中人，写浦东开发开放20多年的当代史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您的这本书出版有一年时间了，通常来说每一位作者都会关心作品问世后的社会反响如何，在浦东开发开放21周年之际，您能否先同我们谈谈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 

谢国平：写这本书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内心的一个问号，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广袤的乡村，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突然能够实现财富的爆发式的增长？一个现代化的城区就这样拔地而起，这是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这个问号一直存在心里。 

这本书出版后，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也是美国哈佛访问学者看了后，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这本书最好能够翻成英文出版，因为外国人很希望知道浦东奇迹背后的故事，知道为什么浦东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主持人：浦东这20多年发生的变化太快、太多，这些巨变确实值得人们去探索、去思考，那您觉得浦东奇迹般变迁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 

谢国平：我记得当初开发深圳时，有一首歌，歌中唱道：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有一句话也流传很广，那就是邓小平告诉广东省委领导：“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想，所谓杀出一条血路，就是敢为人先，就是先行先试，可以说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已经是深圳、浦东等地区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也是创造了浦东奇迹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说起先行先试，了解浦东早期开发历史的人都知道有着一个“川沙会议”。1995年，有一批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和学者在川沙的一个宾馆开了三天三夜的会，据说这个被称作“头脑风暴”的会议对后来浦东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这个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开的，对浦东后来的发展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谢国平：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的领导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浦东的下一轮开发到底要引进什么？当时大家已经意识到低端的制造业已经没有发展空间。许多专家认为下一轮应该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那时每年朱镕基都会来浦东视察，因此，一批学者专家特地赶在朱镕基来之前，研究了浦东在开放现代服务业领域先行一步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份报告。 

1995年的4月18日，朱镕基到浦东来视察，看到了那份在现代服务领域对外资先行先试的请示报告，很满意，当即批示报国务院，便形成了后来的国务院“61号文件”。 

主持人：据说当时这种政策被称为功能性政策。 

谢国平：是的，在中国，地方政府往往都会有一种政策偏好。比如，希望中央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浦东开发初期，中央也给了很多优惠政策。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浦东开始转型，从争取优惠政策转向了争取功能性政策。 

对于功能性政策，浦东新区领导人赵启正有这样一个形象的解释：比如把原先海边的一个军事场所，通过政策安排，改变为海滨游泳场所，这样改变场所功能的政策就是功能性政策。和优惠政策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税收上的关系，更没有和上级部门投资的关系。 

到了1996年4月1日，经济特区的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取消了。赵启正提出了“先行先试”的理念，他说：“特区今后的特殊之处将主要表现在它将领先于中国其他地方，试验、试行中国新的经济运作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幅员辽阔，一些国际性的或者是某些适合中国的新的经济运作方式，不可能在全国同时开始，这些新的举措将在条件较成熟的5＋1（指5个经济特区加浦东新区）地区先行。” 

主持人：其实，这种先行先试的探索精神一直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方方面面。2005年是浦东开发开放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重要拐点，这一年，浦东在深圳、天津滨海等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第一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域。这又有怎样的背景？ 

谢国平：这里有两个大背景： 

一个是入世。2001年11月10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文译本约有1万字，其最核心的关键词是“开放”。“入世”也意味着普惠理念的实行，也就是说，对于经济特区意味着优惠政策的结束。 

另一个是浦东面临新的挑战。2004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上海期间来到浦东，要求“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加快体制创新，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那么，浦东在逐渐失去优惠政策效应的同时，如何加快发展，而且起点要比其他地区更高？ 

在这两个大背景下，也就有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主持人：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没有选择上海浦东作为特区开发，而综改试点中央却首选浦东，这是为什么？ 

谢国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邓小平曾说：浦东开发晚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但在2005年，中央先考虑了浦东，我理解，就是看看浦东能不能在综合配套改革中先行突破。 

也就在2005年，总书记走后不久，浦东新区政府就形成了一份《浦东新区争取中央和市支持的功能性政策建议（初稿）》。国家发改委专门派调研小组到浦东调研考察，认为在浦东这样一个局部区域进行试点，风险比较小，可操作行强，取得经验以后，还可以在面上推广。 

主持人：据说，当时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采取的是“三不”政策，也就是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都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都没有。 

谢国平：有一位学者曾经打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说优惠政策好比直接给粮食，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赋予的是“生产自主权”。我认为综合配套改革意味着浦东结束了“经济开发区”的身份，开始了“综合试验区”的探索。 

主持人：在浦东综改第4个年头，国务院宣布上海“两个中心”建设和两区合并的利好消息，这对于浦东既是一次二次创业的契机，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是不是意味着浦东需要在更广阔领域先行先试呢？ 

谢国平：对。浦东在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软件建设，或者说制度创新了。因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对于制度和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进行一场更广阔领域的、全面配套的改革。这其中依然要坚持敢为人先，坚持高举先行先试的大旗，杀出一条血路。我认为这是历史的经验。 

对于先行先行，有一种说法，叫改革就是要闯红灯。不过，我更赞成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对交通信号系统的重新设计。也就是在优化制度设计和完善环境上多多努力，通过制度创新给力浦东。这也是历史的经验。 

还有就是借鉴，我记得赵启正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融合着古今的智慧。浦东开发的特点就是以世界为标杆，融合着古今的智慧。决策前，先向世界检索，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怎么在人家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主持人：最近我们得知一个好消息，您的《浦东样本》即将再版，并由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领导赵启正亲自作序。我们也衷心希望您今后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浦东样本》，为浦东的二次创业、先行先试提出新的思考，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