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风

（一）长征过去80年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谈论长征、抒写长征？为什么还有人重走长征路？为什么我们还要纪念长征？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告别湘赣革命根据地，拉开长征大幕；10月17日，八万多中央红军会聚于都河畔，浩荡西移；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冲出大别山的巍巍密林；1935年3月，早已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跨过嘉陵江；1935年11月19日，军号声划破了湘西刘家坪傍晚的宁静，红二、六军团集结出发……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谁也没有想到，在两年多时间里，四路大军从红土地到黄土地，从江南大山到黄土高坡，一走就是数万里的远征；也没有人料到，这场惊心动魄的战略转移，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仍然以红军的胜利告终，让几乎身陷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转危为安，让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索尔兹伯里）    

长征属于中国，但长征精神已走向世界。80多年来，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思想立场的人们，对长征的解读从未停止，藉此寻找人类精神的“密码”。    

长征，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伟力？8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与之对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入口处，回望那段融入民族血脉的英雄岁月，我们该汲取什么？传承什么？我们该怎样走向远方？    

（二）长征是一座信仰的丰碑。正是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使红军将敌人眼中的“流徙千里，四面受制”，演绎成“20世纪人类的壮丽史诗”。

长征，是险象环生、向死而生的壮举。仅以中央红军为例，从瑞金出发时的8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已不足6000人；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红军，爬过18座高山，渡过24条河流，途经11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及中央军各路敌人的围追堵截，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

为什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什么魔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的起点；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什么？往大的方面说，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从感性的方面而言，是信仰为穷苦人打天下，是痛恨人间的一切压迫、剥削、不公正、不平等，是立志创造理想的社会、追求幸福的生活。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贵州发布《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最后推翻军阀官僚绅粮反动统治，以谋求永远的解放和自由”；1935年5月，朱德在四川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提出红军的目标是“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平等”、“自由”、“解放”：这既是红军的理想，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终极价值，是值得付出一切代价来追求的。

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实录中感叹：“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信仰的力量，彰显于湘江阻击战中以一当十的浴血奋战，映现于飞夺泸定桥时寒气逼人的根根铁索，表达于雪山草地与极寒死神的殊死抗争。这种力量，体现在每一位指挥员、每一名党员、每一名战士身上。

“男儿到死心如铁”，陈树湘被俘后断肠自尽，方志敏就义前笑对屠刀。据统计，红军长征牺牲的营职以上干部400余人，师级以上干部80余人。

普通战士牺牲的更多。从瑞金出发到陕北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死亡，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走到了陕北。泸定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广场上肃穆竖立着22根方柱，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但仅5根柱子上刻着名字，其他17位勇士成了湮灭于历史中的“无名英雄”。

姓名虽灭，理想不朽，信仰永光。

（三）长征，是一场超越人类极限的挑战，战斗之频、河山之险、给养之难、病疫之侵、霜雪之冷，考验着红军官兵的意志与生命力。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漫长历程中，等待红军将士的不仅是深山大川、雪山草地，不仅是草根果腹、皮带充饥，更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有错误路线的拖累和分裂主义的困扰。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致命的挑战：来自强大敌人的、来自险恶山水的、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很多时候这三重挑战交织在一起。“每往前走一步，都可能是最后一步”。

这种超越极限的挑战，都被红军一一攻克，化为一个个几乎无法复制的奇迹。赤水河见证，红军在狭小的地域内闪转腾挪，循环往复，硬是从没有路中找到了路；大渡河目睹，疲惫的红军在崎岖的山路上，创下了一昼夜行军240里的世界行军史上的奇迹；光秃秃的铁索上，血肉之躯能冒着密集的子弹飞奔而过；还有那终年积雪的高山，充满死亡陷阱的草地……

今天，再丰富的辞藻都无法完全准确再现长征的苦难与辉煌，再充沛的情感都不能完全表达对长征的纪念与感怀。

不用否认，长征是一场突围，是另找出路的无奈之举。前路茫茫，没有尽头。但处于突围状态下的红军队伍里，始终洋溢一股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保持着决不向困难低头的气概。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学识字，编快板，演戏剧，他们在激情中战斗，在苦难中成长。

很多人见过进入小学课本的一幅雕塑《艰苦岁月》——一位脸颊消瘦、衣着褴褛、脚丫裸露的红军战士手握长笛，干裂的嘴唇轻贴笛孔吹出悠扬的乐曲；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依偎在他的身旁，美妙的笛声传递着对胜利的渴望。

对困难的蔑视，对胜利的坚信，集大成地体现于毛泽东身上。越是雄关漫道，越是心情沉郁，毛泽东越是诗情勃发。从三首《十六字令》到《七律·长征》，从《忆秦娥·娄山关》到《清平乐·六盘山》，长征期间，毛泽东抒写了自己一生中最具豪迈气质和苍凉美感的众多诗词。

（四）长征的胜利，也是群众路线的胜利。“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这三大“功能定位”，无一例外指向与劳苦大众紧密相连、息息相通。

枪炮、弹药、人数……从军事要素上讲，红军没有任何选项可以与自己的对手抗衡。历史的天平为何会如此不可思议地倒向红军一方？一位国民党将领曾仰天喟叹：“共产党很会鼓动老百姓。”

红军就是这样一支连对手都不得不折服的深受群众拥护的武装。

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他们每攻占一个地方，就会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戏剧，发布文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这些看似平淡的群众工作方法，让更多人对这支外来的武装力量，由猜疑、淡漠转向同情、支持、拥护。长征也因此被誉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共产党，就是一床被子也要分半条给老百姓的好人”。1934年11月，3个女红军战士来到汝城沙洲村村民徐解秀家中借宿。临别前，一位战士拿剪刀将自己的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了家境贫寒的徐解秀。80多年后，徐解秀的后人还在讲述半床被子的故事。

即使再困难、再危急，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执行得毫不走样。进入藏区，国民党当局试图借助当地藏汉民族历史上形成的隔阂“困死”红军。但凭借秋毫无犯甚至以德报怨，红军最终获得了藏民的理解和支持。这一点，就连蒋介石也感到震撼。他曾在一份电报中命令川军，红军以严明军纪煽惑民众，川军也必须严饬部属，学会爱护民众。然而，红军的这一法宝，对手虽看得到，但却始终做不到。

红军视百姓如父母，百姓倾尽全力待红军。长征沿途，老百姓收留了多少失散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后代，又有多少穷苦人加入了这支看起来没有出路的军队！

有了这种与群众的心心相印、血脉相连，才能理解为什么皎平渡周边36位船工，会打破“五月不划船”的行规，奋力摆渡7昼夜，将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送到了金沙江对岸；才能回答为什么彝族领袖小叶丹会与刘伯承“歃血为盟”，把红军当成自己的军队。

（五）长征，在实践中和组织上摆脱了一度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党和红军在惨痛的教训面前，逐渐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主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了党的领导集体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探索。

这种探索，表现为长征的战略方针是围绕着“走出去”“活下来”的目标，以“务实”和“灵活”为最大原则。前有围剿、后有追兵，瞬息万变的情况，根本容不得党和红军按照教条行军打仗，容不得按照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坐而论道。

长征，被比喻成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但真实的长征没有剧本，结局无法预知，每一幕都是命悬一线的随机选择。离开中央苏区后，长征的战斗策略、行军路线、目的地一直在变，似乎充满了“朝令夕改”“指东打西”“玩得就是心跳”“无巧不成书”。红一方面军直到走完二万四千里来到甘肃哈达铺时，靠一张偶得的《晋阳日报》，才让党中央最终决定将新的革命根据地落子陕北。

这种探索，成就出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军事艺术。兵不厌诈四渡赤水，出奇制胜飞夺泸定桥，义无反顾翻越夹金山……一次次审时度势的转身，一个个力挽狂澜的决策，一场场斗智斗勇的激战，完全不拘泥于陈规和教科书，才让红军一次次绝处逢生。

“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长征结束后，曾经对中国同行颇为不屑的李德，终于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识。

长征，孕育了我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优良作风，是党走向成熟、走向自信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后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是从长征开始的。

（六）长征这部悲壮而恢弘的史诗中，红军在湖南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写下了荡气回肠的篇章。

这块英雄的土地，开启了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大幕。1934年8月初，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奉命率“半是湘中子弟”的红六军团90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以付出六千余人的牺牲后，在贵州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红六军团孤军西征，揭开了长征的序幕，为日后中央红军长征开路。事实上，中央红军一开始就是沿着红六军团将士趟出的道路转战湘粤边界的。

这块红色的土地，承载着长征途中红军最惨烈的牺牲。从攻克汝城，到离湘入黔，中央红军在湖南转战45天，连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在湘江以东消灭红军的企图。但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鏖战七天的湘江一战，更是让红军折损过半，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清澈的湘江俨然成了“赤水河”，以至于当地人“三年不食湘江鱼”。

这块充满神奇的土地，见证了红军转危为安的关键抉择。一场在通道恭城书院举行的短会，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打算，挥师西进贵州。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没有伟大的遵义会议。通道转兵，让红军走上“通天大道”，将一座湘西南县城写入了党史、军史、国史。

这块不屈的土地，坚持着对中央红军长达一年多的策应。为配合中央红军转移，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领导下，实施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歼敌两万多人，开辟以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一道，成为中央红军的两只有力犄角。

这块坚毅的土地，掩映着最后一支长征的红军队伍离开的背影。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一个月后，红二、六军团才从桑植刘家坪誓师转移，转战湘黔云川甘陕等九省，历时11个月，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攻占92座县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10月22日，由红二、六军团和红32军合编组成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在甘肃（今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宣告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最先的开路和最后的长征、两大主力红军的征战之地、最惨烈的战斗和最关键性的转兵，前后历时16个月，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及9个市州46个县、市、区：这就是长征中的湖南印记。

（七）长征路上，毛泽东“领袖归来”，湖湘战将灿若星辰，他们发挥了砥柱中流的关键作用。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谈及湖南人对长征的贡献，当首推毛泽东力挽狂澜的领袖作用、用兵如神的统帅作用和豪情万丈的激励作用。

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从四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从“南下北上”之争到落脚陕北后的“刀下留人”，毛泽东处处都如定海神针。“长征中红军走过了很多弯路，几次都是生死攸关、千钧一发，稍有不慎就会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之所以每次都能绝处逢生，就在于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有长征的胜利。

时势造就英雄。长征胜利最深远的意义，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基础。长征，成就了一代伟人毛泽东。

“无湘不成军”。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担任军长、军政委的湘籍将领在百人以上，任师级以上职务者更是数以百计，遍及红军各军、各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编制的35个军中，从红一军到红三十五军，湘籍红军军长约30余位；20世纪30年代中央军委曾两次颁发代表红军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只有90余位红军指挥员获奖，而湘籍军事人物就有41位。

“陈树湘”，这个80年后被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到的名字，承载着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这位从长沙瓦屋街走出来的年轻将领，为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抢渡湘江，率红三十四师在湘江东岸，与几倍于己的敌人苦战一周，最后受伤被俘。在敌人押送他回长沙的路上，趁敌人不备“断肠明志”，以身殉节。

从喋血湘江到直罗镇战役，在影响长征命运的10多场重要战役中，众多湘籍将领骁勇善战——耿飚巧用“水马”抢渡乌江；杨得志指挥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杨成武率红四团奇袭娄山关、“飞夺”泸定桥、勇夺腊子口；彭德怀指挥部队将直罗镇大捷作为开辟陕甘根据地的“奠基礼”…… 

一路硝烟弥漫，一路将星璀璨：罗荣桓、左权、黄克诚、陈赓、宋时轮、谭政、萧克、王震、唐延杰、宋任穷、肖劲光、甘泗淇、邓华、李涛、朱良才、廖汉生、苏振华、李聚奎、彭绍辉、杨勇、张震、何长工、杨立三、李贞……一大批从湖南走出的军事将领在这场血与火的淬炼中百炼成钢，成为日后共和国党政军的中坚人物。

长征成了培养、锻炼党的领导人的大熔炉。“革命五老”曾经是长征中一道独特“风景”，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湖南三老”引人注目；历尽长征的苦难辉煌，刘少奇、胡耀邦、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众多湖湘优秀儿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湖南是英雄辈出的红色土地。长征期间，一万余湖南人参加红军。当年，五千多桑植儿女追随贺龙投身革命，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捐躯疆场。当年大庸县（今张家界市）侯德臣和妻子殷成福举家8口参加长征，5人牺牲在征途。红军长征期间，湖南人民倾其所有接应红军、支援红军。汝城人民自动组织护卫队，郴县群众倾尽家产迎红军，永顺人民虎狼窝里护伤员，石门百姓拥军扩红助突围……

伟大的领袖和如云的战将，壮烈的牺牲和英雄的人民——这就是长征中的湖南人。

（八）实现“中国梦”，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是我们这代人必须走好的长征路。

长征虽已过去80年，但它早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图腾、一个行动象征、一种力量源泉。无论在艰苦的建设年代还是“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岁月，长征精神都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动力。

“今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80年后，站在曾经战旗猎猎的六盘山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穿透历史、连通未来，深刻阐明了长征精神的当下意义。

从秋风萧瑟、雁阵惊寒的82年前，到天高云淡、秋色无边的今天，我们已远离战火硝烟，但我们仍不能忘记长征，仍然要开启新的征途。

从国家来说，“两个一百年”正在冲刺阶段，“中国梦”已经遥遥在望。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崛起的步伐，“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但是，接近不等于实现；风险与挑战，仍然像雄关漫道，需要我们咬紧牙关，从头越过。

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就是今天的三湘儿女必须接力完成的新长征。

“富饶”是全面小康的首要特征，是湖南人民最大的愿景。虽然湖南GDP已逼近3万亿元台阶，经济总量连续4年稳居全国前十，但相比兄弟省份，湖南的人均经济总量、人均收入都比较靠后。尤其是460多万人还没有走出贫困，更是我们必须跨越的大山。建设富饶新湖南，实现百姓富裕、全省富强的目标，必须像长征那样闯关夺隘、攻城拔寨。

“天蓝、地绿、水净”“粉墙、黛瓦、烟霞”“蛙鼓、稻香、蝉鸣”，这是我们心目中的美丽新湖南。虽然，“两型”试验已进行多年，“绿色”已成为湖南名片，但环境保护不能说已大功告成。推进湘江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建设“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屏障，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追求美丽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

“看得见的幸福才能长久，摸得着的实惠才算拥有”。建设幸福新湖南，意味着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意味着社会基本公共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意味着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建设幸福新湖南，不仅关乎就业、收入、教育、医疗、住房、安全这类民生硬指标，还应关切老百姓细微的“软需求”：出门不塞车，看病不折腾，生活环境更优美，公共文化生活更丰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一定要以“不怕远征难”的气概，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跋山涉水，快马加鞭，走好我们的长征路，走出一片新天地！

（执笔：欧阳金雨 尹虹 朱永华 沈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