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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集重兵，在湘西布下一个严密的“大口袋”，对红军张网以待

湖南西南边陲，距怀化市区200多公里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是“红色追寻”西线采访团路程最远的一站。漫长的山路，弯多道急，记者不免有些疲乏。但一接触“通道转兵”这一中共党史上注定要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细节，大家立马兴奋起来。

因沟通湘、桂、黔3省，这个原本叫做“罗蒙”的地方，在宋崇宁年间被改名“通道”。

不知道是预言，还是一种历史的巧合，77年前，一支疲于奔命的部队，突破重重艰险后到达此地。此时，距此地改名已近千年。通道，实实在在给这支队伍敞开了一条通天的大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1月中旬，突破重围的中央红军，跨越国民党军队的3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带。

为将中央红军一举剿灭，蒋介石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广西兴安近150公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追击。

12月1日，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尽管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代价，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这是当时湘南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战役惨状可想而知。面对着鲜血洇红的湘江，当时把持红军军事指挥权的博古一度要开枪自杀。悲愤、不满、指责、气馁、失望……各种情绪开始在这支已经遭受重创的队伍里滋生。

更令这支队伍惊慌的是，对手并没有收手的意思。蒋介石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布下了一个严密的“大口袋”；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彻底歼灭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境内。

此刻，“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李德、博古等人，不顾红军湘江战役后兵力折损过半的实际情况，以及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仍然坚持按既定的线路行军：从通道北上，进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3万多中央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场很难取胜的生死决战。

此时已被夺去军权的毛泽东，焦急万分。为挽救红军，找到革命生存的“通天大道”，他只得私下与一些中央负责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交流，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事一再失利的原因，指出北上湘西的危险结局，力举西转进入贵州。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不同程度的认同与支持。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第七章“担架上的‘阴谋’”里，对长征初期因病因伤只能坐担架的毛泽东、王稼祥与张闻天是如何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如何就红军转兵进入贵州达成共识，作过详细的描写。

“担架上的‘阴谋’”，可以说是外国作家故弄玄虚的一种表达手法。而正是这担架上的“阳谋”，让红军突破重围，走上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阳光大道！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是在书香之地，两次作出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艰难抉择

“红色追寻”采访活动启动以来，湘西片记者已是第二次探访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转兵”纪念地了。

1927年，浏阳文家市，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毛泽东坚决反对继续攻打长沙，力举转兵江西，为大革命失败后的红色力量保住了火种。

1934年，通道，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再次力挽狂澜。

两次“转兵”都面临同样的艰难抉择：是以弱碰强、飞蛾扑火般去冒险，断送中国革命的前程？还是避强就弱，保留有生力量再图发展？

两次“转变”决策地，都十分巧合地发生在相似的地点——弥漫着浓浓书香的书院。相对于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曾经的“文华书院”），通道“转兵”决策地——恭城书院，历史更为悠久。

从通道县城出发，西行40余公里，便来到了通道的老县城——县溪镇。因“通道转兵”而大放光彩的恭城书院，就坐落在河边的一座小山丘上。

史载，恭城书院始建于北宋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始名“罗蒙书院”，明代改称“罗山书院”，因书院后耸峙的罗蒙山而得名。后被大火烧毁。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侗家的一些能工巧匠将“罗蒙书院”在原址重建。因县溪镇至江口(乡)河段称恭城河，后人将它更名为“恭城书院”。

记者看到，这座经历了200多年风雨剥蚀的书院，依旧保存完整。四周青砖护墙，布满青苔的石阶，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首先引起记者注意的是，书院前厅柱子上刻下的一副有趣的对联。上联是“小学毕业的一定要上中学，中学毕业的一定要上大学”；下联是：“家境富裕的固然要升学，家境贫困的也要想方法升学”。据讲解员介绍，这些劝学的“大白话”，是民国十年通道县长翁信浮立下的。

其它书院的对联，音韵、对仗、词藻上无不十分讲究，这里的“大白话”对联，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想当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胡适等一干干将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新思潮的种子也随风撒播到了这个山间乡野的书院。

县长立下对联的第13个年头，外面是的世界依旧战祸连年，民不聊生。那年的12月12日晚，几个衣着不整、一脸疲惫的军人，甚至来不及洗一把脸，就急匆匆地走进了这个书院。他们，就是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然还有列席会议的毛泽东。

避强就弱改变行军路线？还是继续遵守共产国际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发出的指令？7个人将在书院的一间小教室里，做出关于这支部队生与死的抉择！

没有“通道转兵”，也许就没有后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

在恭城书院，至今还陈列着一盏红军当时曾用过的马灯。1934年12月12日晚，也许就是在这盏忽明忽暗的马灯下，毛泽东为红军指出了一条新的行军路线。

记者在复原的展厅看到：与会者的座椅围着一张方桌依次摆开，毛泽东坐的那把椅子摆在会议桌的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而在此时，这个座次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是相称的。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毛泽东对红军重大军事行动就没有了发言权。

关于通道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的文字记载并不丰富。《通道转兵》一书的作者、通道常务副县长杨少波给我们描述的场景，与电视连续剧《长征》所呈现的基本一致。

会上，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仍然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创立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后发问：蒋介石早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为什么一定要去钻这个口袋呢？湘江之战的教训还不够吗？如果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损失殆尽，你负得起责任吗？

“你们中国革命的责任难道要我一个德国人承担吗？”李德大怒，拂袖而去。

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的意见，除博古没有表态外，得到了其他与会人员的赞同。

会后，当日19时30分，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电报，并特地标明“万万火急”。

关于会议的细节，也有不同的描述。有人认为，当时会议上，并没有发生过于激烈的争吵。李德因身体原因，陈述完毕后就提前退场了。博古、李德在连战连败的军事压力下，只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保留意见称，进入贵州后仍应引军北上。

时间的流逝也许会让这些历史细节变得模糊，却永远不会抹去历史事件本身的光芒。

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的县溪，进入靖州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另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

是日，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电令：“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会，以便转入黔北。”

14日，中央纵队进入贵州境内后，军委又命令活动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主动采取行动，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以便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

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主张。

“通道”，对红军而言，的确自此步入了一条通天的大道！因为通道转兵，才有了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光辉夺目的遵义会议。而一度被剥夺了党内、军内领导职务的毛泽东，也就此重新崛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尽管这是毛泽东来年2月才写下的诗句，但或许此刻，走出书院的毛泽东，眺望着周边的万家灯火，内心已经开始“从头越”了！

近70年后，“通道转兵”这个被声名更响的“遵义会议”掩盖了其光芒的重要历史细节，被一位法国记者捕捉到了。菲利普·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序中写道：“这次会议称为讨论未来战略的会议……而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毛，通道镇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