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文热心

湘绮楼主，王闿运，清末湖湘学术巨匠。

湘绮楼，是王闿运的住宅。主人曾在《湘绮楼记》中说：“‘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余绮虽不能，是吾志也。”足见主人为宅取名的深意。

算起来，湘绮楼在湖南最起码有3处，一处在主人老家湘潭云湖桥，一处在主人任教20余年的衡阳船山书院，另一处就在常住的长沙市区了。长沙的营盘街与蔡锷路交界处，有一块刻有“湘绮楼故址”5个大字的石碑，孤零零地矗立在营盘街人行道的一片绿化带中。楼不在，人也去，只有这块石碑提醒人们，当年那楼、那楼主的不同寻常。虽然楼主一生都想实现他的王霸之道，对“高文”、“小儒”并不看重，可偏偏是他屡次投身政治都以失败告终，成就他的偏偏是“文”和“儒”。特别在教书育人上，他不仅造就了刘揆一、杨度、杨锐、刘光第这样的政治精英，更让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铁匠张正旸（亦名登寿，也有人称之为正飏或仲炀，这里取杨钧《张登寿传》中之称）这样的社会底层匠人“转型”和“流动”，日后要么成为一代巨匠，要么彻底改变了其人生命运。

一

倒屣迎接张铁匠

曾昭吉是湘南一带人，青年时期做铜匠，为人修锁钉箱，活动范围在湘潭一带。王闿运见他“性颖慧，理想绝高”，便将其招入门下。

齐白石的入“门”有点曲折。1899年，37岁的齐白石，由张正旸介绍，“去拜见王湘绮先生”。齐回忆说：“我拿了我作的文、画的画、写的字，刻的印章，请他评阅。湘绮先生说：‘你画的画、刻的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啦！’湘公说的寄禅先生，是我们湘潭一个有名的和尚……自号八指头陀。他也是少年寒苦，自己发愤成名，湘公把他来比我，真是抬举我了。那时湘公的名气很大，一般趋势好名的人，都想列入名墙，拿着一个门生帖子，算是做王门弟子。在人前卖弄卖弄，觉得很有光彩了。张仲炀（正旸）屡次劝我拜湘公的门，我怕人家说我标榜，迟迟没答应。湘公见我这个人很怪……曾对吴励之说：‘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我手下有铜匠衡阳人曾昭吉，铁匠我同县人张仲炀（正旸），还有一个木匠也是好学的，却始终不肯做我的门生。’这话让张仲炀（正旸）听到了，特来转告我，并说：‘王老师这么看重你，还不快去拜门，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抬也抬不来吗？’我本也感激湘公的一番厚意，不敢再固执。到了十月十八日，就同了仲炀（正旸），到湘公那里，正式拜门。”“我心里头，对湘绮师是感佩得五体投地的。仲炀（正旸）又对我说：‘湘绮师评你的文，倒还像个样子，诗却成了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的一体了。’这句话真是说着我的毛病了。我做的诗，完全写我心头里要说的话，没有在字面上修饰过……”可见，王闿运对于齐白石是“得英才而教之”了。

至于张正旸，是自己拜于王闿运门下的。这个湘潭人青年时期抡大锤却喜好读诗，当然也想通过读书进入上流社会。于是，就演出了“倒屣迎张铁匠”的佳话。杨钧《张登寿传》中说：张正旸打铁时虽然好读书，只因为没有老师和朋友帮助，所以见识比较浅陋。某一天，张的茅屋铁匠铺旁那株桃树花儿盛开，张兴致大发，吟成一首五言绝句：“天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夭桃今献媚，流盼睛何深！”姜畲的一位名士听说后大为惊奇，对张说：“你的诗大有孟郊的风格，苦学必能大有收获”，当即赠以孟郊诗集。张移写诵读，晨夕不辍。未一年，持诗一卷拜访这位名士。这位名士大惊，说：“你已经是个诗人了，我做不得你的老师。王湘绮先生今之大儒，你求教于他吧！”当时，王居昭潭书院。张冒着大雪，步行三十里到书院求见王闿运。王的门子索要名刺，张把诗集给他，说：“名刺在此。”门子不通报，张大呼：“王先生请我来，你敢阻拦？”……王闿运知道后，“倒屣迎入”。张正旸在王门书读得不错，功名之路却不顺，考上秀才后，怎么也考不上举人，于是便专心求学，“无日不在王先生侧”。

湘绮楼主的脾性是：只要有送诗求教的人，哪怕诗写得再差，他也要仔细批改——坚守“有教无类”。

二

夜听铜匠谈化学

王闿运开课三门，即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可对“三匠”则因材施教，并不强求他们跟自己“一个模子”。

对曾昭吉，王闿运是让其展示个性。王招曾昭吉入门也并非看中其“小聪明”，而是其热衷仕途的“理想”。但王并不限制曾摆弄机器、研习科技之类的爱好，还常常让弟子“科普”一番。王闿运在日记中就有“昭吉夜来，谈化学”的记载。“化学”是什么？从中国传统旧学里浸泡出来的王闿运自然是不懂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倾听曾昭吉“漫谈”，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对曾的抱负一种勉励。

齐白石在“自述”中也有如此记载：1904年春天，“王湘绮师约我和张仲炀（正旸）同游南昌……铜匠出身的曾昭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听说他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致志地研究。”乘热气球上天，确是“异想天开”。但当1904年上海英文报纸报道外国载重3800多公斤热气球上天消息后，正在江西高等学堂教书的曾昭吉决定奋起直追。从齐白石的叙述看，曾昭吉确实飞起来了，只是没有达到升降自如的境界。可也在南昌的王闿运并没阻止弟子的“飞天梦”。

对于齐白石，王闿运重在帮他提高文化修养。王闿运看过齐的印谱和画作后说：“你奏刀有力，布局开张，缺点是篆字的功夫还不到家，今后还得多练练字。你的画气韵生动，大大超过了时下的一批画人，尤其是那些鱼虾鸡虫，一只只似可呼之欲出，令人观之赏心悦目，其乐无穷。你今后的成就必定在绘画上，再努力几年，曹霸、韩干当不足法也。至于诗文，只能作为你的画、印的陪衬，但这陪衬也是很重要的，我就来帮你提高这门功课吧！”

对张正旸，王闿运更多的是鼓励。王在与友人的信中言说，“张正旸在此说诗，日有新得。”

三

教授本做木匠活

王门“三匠”日后所从事的行当不同，成就也不一，但都是社会有用之才。

齐白石为中国画坛泰斗，而且1928年66岁时做了北平艺术学院的教授。如是，他发了一通感慨：“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19年以前铁匠张仲炀（正旸）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一样，都算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

张正旸呢，身入王门后，“乃专心求学，无日不在王先生侧。通《三礼》、《春秋》、《尚书》、《诗经》、《诗经比兴表》、《礼经丧服表》，皆前人所未发”。后来，他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归国后曾经充任明德、麓山诸学校教师，复任攸县及山西泌县知事。与齐、曾两个王门“另类”相比，张仲炀则继承了老师的衣钵，走的是传统的读书做官之路。有官做官，无官教书。教书也还教出了名堂，做到大学的教务长。有人曾给光绪、宣统年间诗坛排座次，张正旸被比作《水浒》中的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宋江”就是王闿运，这说明作为诗人的张在诗坛大小算个头领。

“三匠”中的曾昭吉人生道路最引人入胜，也令人深思。他走的是科学技术之路。现在有人戏称他为“湖南发明‘一哥’”，业内人士称其为“军工名家”。确实，以他的贡献，给个“高级工程师”的头衔，甚至评个工程院院士也并不为过，在中国科技史上，他创造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制造中国热气球的人，第一个将电力引入湖南的人，第一个在湖南安装电灯的人，第一个发明辫子机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仿造“外国的第一利器”——升级版来复枪的第一人。

四

半官半匠最传奇

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筹办山东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对付船坚炮利的列强。按察使陈士杰是湖南人，向丁推荐自己的老乡曾昭吉，说他“深通机器，堪以试用”。此时，曾昭吉有了官身——候选通判，一种辅助知府政务、分掌粮盐和都捕等的正六品官员。

丁宝桢一见到曾昭吉却疑惑了，因为“其人朴纳，似不能言”。可是，当丁与他谈起各国的各种机器时，曾却滔滔不绝。丁宝桢疑心更重了：是不是来了个“牛皮客”，当即拿出英国最新式的亨利马氐呢枪——来复枪的升级版，问曾昭吉：“这个你能造吗？”曾昭吉面无难色，点点头。丁宝桢说：“这可是外国的第一利器，我们目前没有造这种枪的外国机器，恐怕不行吧？”没想到曾昭吉说：“机器也可以按需要造，何必都要从外国寻求呢！”丁宝桢将信将疑，心想“不妨一试”，于是拨了点经费，令曾昭吉自造机器，以两个月为期，造出这种枪来。

还不到两个月，120支仿造枪展现在丁宝桢眼前，表面看起来，灵巧便捷程度与英国枪毫无二致。丁宝桢要检验一下是否“中用”，便命令以两种枪对比射击。结果，仿造枪射程与英国枪一样，而击发的声音、入靶的力度比英国枪还大一些。丁宝桢一算成本，进口一支枪要白银二十四两六钱，而仿造枪只要十四两，也就喜不自禁。丁又问“可不可以仿造世界上最新式的格林炮”，曾昭吉回答说：“那更容易！”

也就在这年十月，丁宝桢升为四川总督，便奏明朝廷，把曾昭吉带到了成都。丁在成都设立了四川机器局，还是造枪造炮，让曾总理工务（负责工程枝术）。

曾昭吉在这里不仅造枪造炮，还成功地研制出洋火药，比起传统火药“发机迅速、命中致远”。他的另一个重大改革，就是成功地制造了水轮机，利用成都城内的金水河水力带动机器发电，减少军工生产成本。

光绪九年（1884）十月十日，曾昭吉升为知府衔候选同知（正五品）。他的“伯乐”丁宝桢在向朝廷的报告中称赞他：“心思灵敏……诚中国所不多见……”

也许受教于王闿运门下，曾昭吉走的是一条“半官半匠”的人生道路，但其成就主要在兵器制造上，被人誉为“出类拔萃的能工巧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