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热心 曹辉 通讯员 刘征  

记者在雨湖公园杨度塑像后，浏览着最后一幅浮雕——“周恩来批准的中共秘密党员”，脑袋里不断地浮现杨度政治色彩被颠覆过程。

“帝制余孽”，从1915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是生前逝后杨度的政治帽子，而且上了历史教科书，也上过大型工具书《辞海》。可周恩来的一句话，让杨度政治帽子的色彩大变。

1.

 人民日报

公开杨度入党秘闻

1978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鞍前马后的人，怎么会跨越这么漫长的心路？

其实，王冶秋接到周恩来指示后也颇感疑惑。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也没有听说杨度入党之事。于是，王冶秋让人把周恩来指示传达到承担《辞海》修订任务的中华书局，却没有把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化，而是进行一种私人性质的历史求证。9个月后，王冶秋才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章，这一份被历史雪藏的真相才彻底公之于众。

2.

夏衍

曾是杨度单线联系人

1982年11月23日，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披露了半个世纪前的一些细节：一个晚上，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夏衍。见面之后，潘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夏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潘与这绅士似乎很熟络，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潘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潘指着夏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夏握了握手。潘又对夏说：“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潘与这老先生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夏衍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潘收下后连“谢谢”也没说。夏衍也猜想，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很可能是“情报盒”。出了门，潘才告诉夏：“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夏衍最初只知道他接手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姓杨，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这位老先生才坦然地告诉他：“我就是杨皙子（度）。”夏衍当时大吃一惊。

  3.

1949，叶圣陶等

“闻者皆惊诧”

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问起夏衍：杨度晚年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潘、夏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叶圣陶、曹禺、宋云彬等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辗转赴京。其间，宋云彬曾向众人转述说，杨度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叶圣陶也在日记中表示“前所未闻”。

杨度入党的事，最初仅有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以后逐渐在文化和政治圈子中流传开来，但是知道的人也并不多。杨度的后人说，杨度至死都未向人透露他的党员身份，包括他的家人。“甚至在他死后很多年，我们只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联系，有往来，真正确认他的党员身份，也是在1978年之后。”

确实，入党后的杨度在表面上极力掩饰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1930年，他的女儿、在光华大学念书的杨云慧参与主演田汉导演的进步话剧。演出后，上海的小报登载了一则新闻，说：“杨度的女公子杨云慧登台演左翼话剧，由田汉导演……”杨度看到后，大怒，把杨云慧叫回家训责了一顿，命令她即日退学。

多年后，徐粲楞向女儿解释了个中缘由，演进步话剧，又是田汉导演，亲共色彩未免太鲜明了，对杨度的工作会有影响。

4.

毛泽东：

“杨度是我们的人啊”

与叶圣陶等“前所未闻”不同，另一些人早就看出苗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在《<辞海>修订：为中共党员杨度正名》一文写道：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辞海》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为了寻找关于杨度的资料，他们找来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湖南人）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

除了陶菊隐，当事人外准确知道杨度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是章士钊。不过，那是杨度逝世18年后的1949年2月的事了。当时，身为民主人士的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两个湖南人谈起湖南还有什么名人的时候，章士钊说，数得上的应是杨度了。“毛泽东说，杨度是我们的人啊！章士钊很惊讶。毛泽东解释说，杨度是党员，在上海秘密入党。”

杨度家一些成员也早就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关系。杨度的孙子杨友麒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1949年4月，他的父亲、杨度的长子公庶忽然离开了上海的家。还在上中学的杨友麒和杨友龙询问母亲后得知，当时正在国共和谈，父亲随着国民党代表团去了北平。母亲还告诉他，是毛泽东让国民党一方的和谈代表章士钊把他父亲带去的。于是，杨公庶是以代表团“电报员”的身份去了北平。

杨云慧在其1987年出版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我父亲杨度》中回忆，1949年，她与一些文艺工作者一起，从欧洲集体回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走过来与她碰杯，还说：“让我们向杨皙子先生致敬！”走之前，周恩来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杨家人也受到冲击。红卫兵骂杨度是卖国贼。杨的二太太徐粲楞忍不住争辩说，杨度不是卖国贼，周总理都尊重他。因为“侮辱中央首长”，红卫兵当众批斗了她。

身在北京的杨云慧听说后，立刻拜访章士钊。章士钊与杨度在1900年就相识，与杨家来往密切。章士钊明确告诉她：“你父亲的确是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毛主席曾亲口和我讲过，不过对党外一向没有公开。”

后来红卫兵再次来扰，杨云慧写信向章士钊求助。几天后，章士钊来信，说周恩来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单位，叫他们放心。她家从此平静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5.

陈赓，

杨度入党发展人？

党史专家认为，杨度入党肯定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批准的。像杨度这种特殊身份的重要人物，他的入党，不经过最高层批准是不可想象的。可谁是杨度入党的发展人？

由于提起这个问题的时间太晚，当事人大多不在了，难以准确复原。现有文章已经提起的胡鄂公、陈赓、潘汉年都有可能。一般认为，陈赓的可能性很大。陈赓是湘乡人，湘乡与湘潭相邻，两个人算得上同乡。

上世纪20年代，陈赓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重要成员。在电视剧《陈赓大将》第五集中，就专门讲了陈赓发展杨度入党的故事。作为艺术作品，电视剧可以“合理想象”，但确有根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度夫人徐粲楞向女儿杨云慧讲起1929年那个特殊的夜晚时，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忐忑和忧心。那天晚饭后，上海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杨度家中，寂静无声，杨度正在看书。杨度的朋友、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王绍先带着一个人来访，杨云慧看到父亲连忙请他们上二楼，把门关上，密谈了很久。

徐粲楞后来告诉杨云慧，那天来访的正是陈赓。至于杨度和陈赓谈了些什么，外人当然无法知晓，一个事实是杨度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赓如何结识杨度的？是通过王绍先。王在上海滩是以画家身份为掩护的，齐白石的回忆中就多次出现过王绍先这位画友的名字。王时常来杨家聊天，还通过陈赓弄到一些进步书刊让杨度“关起门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