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肯堂

百度一下“周立波”，立马出现的一系列词条是当今大红大紫的主持周立波，而我要寻找的是作家周立波。作家周立波属于上个世纪，在如今显然有些冷落了。但在他的时代，其大红大紫的程度绝不亚于当今的主持。

社会的普遍功利、浮躁，文学没有不边缘，作家没有不冷落的。但益阳没有忘记周立波，没有冷落周立波。在周立波百年之际，益阳把周立波的故居修缮好，甚至把故居所在地清溪村都打造成可供人们游览、休闲之所。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对周立波最充分的肯定和怀念。自诩为文人的我，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过到周立波故居一访的愿望，今年5月2日得以成行。

记得第一次读周立波的作品是上个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是草也没有，苗也没有，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都十分匮乏。不知谁弄来一本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当时，周立波的作品还是“毒草”，我一把抢过来，如获至宝，如饥似渴，日夜连台，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不仅没有被毒害，心里倒有一种清香甜润之感。小说中的亭面糊似乎就是我身边的大伯、二伯们，如此平常的人物也可写进小说，还那么有滋有味，让我大开眼界。小说中的陈大春、盛淑君的男女之恋更是美妙得动人心魄。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一位中学老师，没想到他比我还痴迷，他能把其中《山里》一节完整地背下来。当时心灵的干涸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文学的功用不只是认知，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滋养。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不只是在于他能直立行走，能制造工具，能劳动，还在于他有文化。古老的文学，还有艺术，几乎同人类一路走来，一路给养着人类的心灵，以至于今天的人类整体上还不太坏。好的文学作品是上等的营养液。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选择。那是一个书荒的年代。为数不多的几部文学作品，诸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都磨破了皮，在课桌底下传阅。我很感念这些作品。说实在的，在我的精神血脉里至今还流淌着她们的因子。

如今不书荒了，而是走到了事物的另一端，书多得难以选择。据中国现代文学馆最近公布的2009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显示，2009年长篇小说实体书出版达3000余部，相比2008年出现成倍增长。据说网络文学长篇小说的数量更为庞大。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可害苦了评论家们，不全读完，或读完大部分就没有发言权，要读完几乎不可能。

第二次读周立波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当代文学课程，周立波的作品是必读的。这次阅读让我知道了“南周北赵”、“茶子花派”、“战争神笔”、“农村铁杆”、“斯大林文学奖”等，如此多的桂冠让我知道了周立波的高度。周立波的高度不是谁贬低就贬低得了的，也不是谁想超越就能随意超越的。

文革前夕，江青就几次点名批判周立波，周立波仍然是周立波。有一则故事很有意味。1967年周立波在益阳挨批斗时，中间休息20分钟。一个红卫兵小将拿了一本《周立波毒草选》，找到疲惫不堪、靠在汽车边休息的周立波，请他签名。周立波答应了，拿起递过来的钢笔，写下一个英语单词：liberty。红卫兵问：“你写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周立波回答说：“自由的意思，是我的名字。”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寝室的同学读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许多益阳方言，如：蛮攀五经、泪眼婆娑、逗耍方、叫炒烦、擦黑、席面等，他们不太懂，我就自然成了他们的“翻译”。说实在的，许多益阳方言我口头会说，但要用文字表达出来真不知所措。周立波的方言写作让我体会到了益阳方言的机智和幽默。

斗转星移，一晃30年过去了。我这次是去读周立波的故居。出益阳城不远，在前往桃江县的公路边，有一块木牌标示：周立波故居。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诞生于益阳县（现益阳市赫山区）谢林港镇邓石桥村清溪组。这是一个秀丽的小山村。山不高，却也绵延起伏，郁郁葱葱。进村的右侧不远处是立于资江边上的雪峰山余脉会龙山；左侧不远处是资江的一条支流志溪河。如此山清水秀，具有浓厚湖湘文化底蕴的益阳出个周立波不属偶然。

进得村来，首先是一个不大的广场。那意思是乡村的禾场，现在把它修成了休闲广场。广场边立有周立波及《山乡巨变》中的人物雕像。还有一幢建筑像是会堂，我没有进去。农舍错落在两侧的山麓，是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但装饰得有些风格。村中一条很平整的沥青公路，顺着村子蜿蜒蛇行。没拐几个弯就到了村子的尽头——周立波的故居。

这是村子里保留下来的唯一木结构农舍。原以为周立波是地主，有好大一个庄园。猜想在那个年代没有一定的家底读不起大学。原来周立波家只是一个中农家庭，祖上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亩田土。周立波的父亲周仙梯，自学成才，教过私塾，在县立第一高小当过庶务。周立波1928年去上海的路费都是其岳父天不亮起来杀一头猪，把肉挑到石码头，卖了现钱给周立波的。因此周立波还误了上船的时间，跑了好几公里路才赶上。

故居虽然不是大宅豪门，但收拾得很整洁，功能也很齐备，三进正屋与偏屋及一些其他杂屋合起来成一个小小的院落，是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现在农村很难找到这种真正晚清时期的木屋了。仅凭这一点都值得很好地保存下来。

参观故居时，朋友开玩笑说：“周立波在世的话会不会再写一部《山乡巨变》？”这话里有话，言下之意，合作化时期把土地集中起来，山乡巨变了；如今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山乡又巨变了，你周立波怎么写？这个问题值得玩味。

这个问题困扰的不是周立波，而是当代的文学评论家们。它涉及到如何评价新中国60年，更准确地说是新中国前17年文学。17年的文学早有评价，只是现在人们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有的“唱盛”，有的“唱衰”，有的说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有的要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此等等，纷纷扰扰，莫衷一是。说来说去，是如何看待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

在以政治正确为唯一尺度的年代，我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评价过高而忽视了非主流文学。近些年来，一些非主流文学得以发现、肯定、推崇，这是纠正过去政治偏见的好事。只是肯定了非主流又怀疑起主流来。

就拿与周立波同时代的湖南乡土作家沈从文来说吧。我读大学的时候文学史很少提及他。改革开放以后沈从文的研究从海外转移到国内，然后其温度一路攀升，沈从文得到了应有重视。相比之下，周立波就冷清多了。

如果抛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仅就乡土作品而言，周立波与沈从文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系列作品与周立波以洞庭湖为背景的系列作品都是美妙绝伦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作品中的人物都是那么勤劳、朴实、正直、憨厚，有情有义，敢爱敢恨。个个是那么个性鲜明，亲切自然。要说不同，沈从文的作品里更多一些热烈、粗犷的阳光之美；而周立波的作品更多的是阴柔之美。有人用清代文论家姚鼐之语——“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来评价周立波的风格。

当然，周立波的作品里有土改，有合作社，这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主流，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作家逃避他所处的社会。并且，若干年后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心路历程，还得找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来读。周立波是不可替代的。但愿重写文学史者，不要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不要以一种偏见来替代另一种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