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热心

走了余诚格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就在革命党人和湖南乡绅的首领们进入巡抚衙门的时候，巡抚余诚格再也没有露面。

他逃走了。他与常治等谈话后，退入内室后，即从私衙后边围墙上新开的一个洞里，带着家属逃出了院子，躲进了小西门的一个外国洋行里。

革命党人并没有追击。他们没有时间追击，何况余诚格不是非杀不可的。余诚格在湘只有3个多月，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并没有与革命党人为难。其实，并不是他不想镇压革命，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就在武昌“首义”后，他也采取了几招应对措施。

第一招：严密封锁消息，报纸上不准刊登武昌“首义”的片言只语，怕那种消息将湖南人的革命热情鼓动起来。第二招：派出密探搜捕革命党人。第三招：将从四川提督任上回湘的黄忠浩安排为巡防营中路统领，镇守长沙，以防范革命党起事，同时，将满腔革命热情的新军调出长沙，结果到10月22日，新军步兵六个营中，留在长沙的只剩下一个营加一个队，其余的则分散到了各地，真可谓“釜底抽薪”，而将原驻在各地的巡防营源源不断地调来长沙。据湖南新军马队兵目熊先汉回忆，当时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共有3836人，共分为6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两个工兵队，一个马兵模范队，一个辎重模范队，平均每营不到500人。步兵营被调走近5个，留在长沙的步兵加上马、炮、工和辎重部队，能够参加起事的人员不过1000多，而在长沙的巡防营部队则近万人。第四招：在风声紧时，准备杀一批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他和其他地方官吏拟定一份捕杀名单。

余诚格在长沙反正前夕到底是什么心态？

有人说，此时的余诚格年过五旬，锐气早已不存，自然不想真枪真刀、你死我活地干一场。

也有说，余诚格才来长沙3个多月，毫无实力，虽然倚重黄忠浩，可黄忠浩能不能成为“长沙保障”，他心里也是没有把握的，因此，想干一场也无能为力。

有人说，余诚格其实也对清廷失去了信心，知道走向彻底垮台是必然的，也就不作困兽之斗，因此他面对复杂局面早就作了脱身的准备，不然为什么会在后边先挖一个逃命的洞，把老爷子和其他家属来了个事先转移。

有人说，余诚格当然不会摇身一变成为参赞革命者，是“忠君”思想渗入了骨髓还是心存侥幸？

反正他最终选择了逃跑，既然没有底气做忠臣，就更不敢麻起胆子做“反贼”。

 杀了黄忠浩

黄忠浩是湖南反正那天被杀的唯一一个高级官员。

他的被杀，说来也是咎由自取。他本是个立宪党人。按现在的说法，其本身是清廷官员中素质较高者，能文，能武，也能办实业；热心教育，担任过明德学堂校董，后又兼任明德小学总理，还一度担任湖南教育会会长；还是湖南“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当面斥责过清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因为后者是将铁路卖给外国人的操盘手。辛亥年六月，新任湖南巡抚余诚格邀黄出任中路巡防营统领，镇守长沙。

应该说，黄忠浩并不是顽固不化的人，只是他太自高自大了，平日自比曾国藩，视革命党人为“毛娃娃”。

武昌“首义”后，长沙起义已如箭在弦上。革命党、立宪党和清廷代表的巡抚余诚格都在行动。立宪党人的如意算盘是，即让新军发动进攻，然后从清廷势力里拉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作领袖，把巡抚衙门那面龙旗换下升上一面“汉”字旗，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换成都督府的名号，把前清那些官吏变成共和政府的官员。也算用心良苦，这可以减少革命的阻力，让革命少付出些代价。革命党人对于如何组织新政权，如何革命当然与立宪派不同，但是在策略上也认同立宪派人的思路。于是，两派派出了文斐、吴作霖，经绅士、与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都联系密切的龙璋作中介，与黄忠浩会面、摊牌。

这是一次令人尴尬的见面。文斐开门见山地说：“只要军门反正，革命党人愿意推你为司令。”

“你们好大的口气，就凭你们几个毛娃娃，还想造反，还想坐江山？”黄忠浩根本看不起两个年轻人。

“我们知道黄军门昔日也是赞同变法的，今日也赞成共和，现在正是时机。不可错过当开国元勋的机会啊！”文斐说。

“你们都是读书人，这‘忠君爱国’可是本分。我么，食君之禄，为君尽忠，是不会跟着你们瞎混的。”黄忠浩一副教训的口气。

吴作霖看到话不投机，就对黄忠浩说：“人各有志，不必相强，你不参加革命，是你的自由，还望莫与我们为难。”

就在文、吴二人走后，龙璋责怪黄忠浩出尔反尔，正是黄表示了“湖南可以自由行动”和他也愿意革命态度后，这才约了文、吴二人前来联络的，结果他却变了卦，弄得不欢而散，让自己得罪了朋友。

没想到黄忠浩作古正经地说：“我是会看相的，而且很准确。今天这两个人，品貌平常，气色灰暗，我看他们是决不能成什么大事的。”

“是么？”龙璋不懂得什么相面术，又不好反驳他，只好含糊其辞。

“你也要谨慎点。”黄忠浩认真地说。

就在新军包围巡抚衙门之际，余诚格一逃了之，黄忠浩只好带着随同骑马匆忙走出巡抚衙门，准备调兵与新军一搏。没想到，黄忠浩这一去就命赴黄泉。

他刚出门，与包围巡抚衙门的新军相遇。可新军都是些士兵和下级军官，谁也不认识“黄军门”，只是想上前去盘查一下。这一查就让黄露了真相。

黄之死虽然有几种说法，但基本事实是：是黄的护兵有意向新军指认了自己的主人，黄当即被新军刺伤，后在小吴门被砍了头。

有人曾感叹地说：“黄忠浩这个自比曾国藩的大汉奸，如果当时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不拿出老前辈的牌子，对文斐诸人发一阵湖南人所谓的‘朽气’，表现得灵活些，则长沙光复那天，决不会‘人头落地’，而是‘革命功臣’，都督、总司令或镇统的头衔都可能戴上了。”

  来了焦达峰

让湖南绅士们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军政府的都督落在了一个25岁青年——焦达峰的头上。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规定，如果哪个省光复了，政权机构名称为“中华民国某某省军政府”，军政府的最高长官为都督，也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且说10月22日傍晚，就在长沙市一片庆祝“湖南光复了”、“革命成功了”的鞭炮声中，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齐集湖南省谘议局开会，讨论湖南军政府组成和推举军政府负责人的事宜。大会临时主席为文斐。

当时的省谘议局，就是现在的蔡锷北路民主东街24号，即省总工会院子。省谘议局大院的前身是长沙县学宫明伦堂。不过现在的建筑是1913年后才开始兴建的，当时这里还很“传统”。

据担任现场保卫的余韶回忆：“过了一会，会议厅（省谘议局礼堂）到了六七十人，穿长褂子的最多，有的交谈，有的私语。随即开会。”所谓“穿长袍子的”就是指立宪党人的绅士们。

革命党在起义前的三月武昌联席会议上就确定了焦达峰为湖南都督。当会议一开始，革命党人自然就提出焦达峰为都督人选，而焦达峰却认为自己年轻，就把此时已来长沙的同盟会中部统筹会总务会长谭人凤推了出来。谭人凤虽然是湖南人，一把胡子飘飘，可是因为他的革命活动主要不在湖南，下面的革命党人对他并不熟悉，还是提议焦达峰。起义前负责联络新军的陈作新对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

陈作新本是性情中人，毛遂自荐当副都督也有他的道理，因为长沙起义的主力是新军，他可是兵运的负责人，与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兵目关系融洽，既有功劳又有实力，难道不能做副都督？

一个折中方案产生了……于是，绅士常治就高声喊道：“公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绅士常治怎么代替了革命党人文斐？

顿时，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新政权的负责人选出。

担任现场保卫的余韶在回忆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后见一个人拿着一张大红纸铺在桌上，另一个人执笔写，有些人围着看。写完，墨汁未干就贴在墙上，上面写着：‘公举焦达峰为正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冷了巡抚衙

辛亥九月初一（10月22日）的长沙夜晚，是一个热闹的夜，处处鞭炮声，到处是“革命成功了”的欢呼声。更有谘议局通晚的灯火、街头新军巡逻的脚步声，还有一些市民被久久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后的开怀大笑声，酒馆里呼朋邀客的劝酒声。

而只有一个地方顿时冷落，那就是巡抚衙门。

没有灯光，因为人都走光了。自从“守土有责”的余诚格逃命后，那些幕僚师爷笔帖式们“公事也办完了”，一个个离开衙门“躲难”去了；那些卫兵们也无人可卫，一个个换上便装，悄悄地走出衙门各奔东西了。

衙门渐渐地寂静下来，最后变得像一座没有香火的古庙。

这就是清朝在湖南统治的最后一幕。

不，应该是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在湖南的最后一幕。

■专家点评

不仅仅是降下龙旗

王国宇

清廷政权在湖南的象征——又一村巡抚署那面龙旗降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面白底“汉”字旗，后来又是一面铁血十八星旗。

降下的不仅仅是一面龙旗，而是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在湖南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进入共和。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换了一面旗，但禁锢这个社会发展的锁链已被砸断，思想解放的闸门已经打开，国人所蕴藏的创造性潜能与积极性被开启。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栏目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