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基于中国农耕文明而发轫、发展和鼎盛的。当代中国已步入农耕文明、工商文明和生态文明共融的时代，湖湘文化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不仅要又好又快发展经济，更要把现代工商文明的功课做实做足。在此基础上，重构湖湘工商文化，使之成为实现湖南“小康梦”、“崛起梦”、“两型梦”和“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湖南人杰地灵，芙蓉国里尽朝晖。

有人称赞道，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三分之一是湖南人书写的。从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与太平军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如果要甄选出湖南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人文名片，至少有三张。

第一张名片是潇湘人物。

在湖湘文化影响下，近现代潇湘大地英雄辈出，名震天下。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百年来一直居各省之冠。光从清代而论，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著名军事家左宗棠、卓越政治家、“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在变法维新时期，湖南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等杰出的维新人士；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涌现了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焦达峰等一大批革命英雄人物；在民国抗日战争中，宋希濂、陈明仁、唐生智、廖耀湘等一批湖南籍国军将领浴血奋战，湘军参战的长沙会战成为抗战史上光辉一页，其中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诞生了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等革命领袖人物，为缔造新中国作出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举目当代中国政坛，深受国人爱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前总理朱镕基是湖南人，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籍贯也在湖南。

第二张名片是岳麓书院。

胡锦涛不久前造访岳麓书院，让这座“千年学府”再成新闻热点。作为湖湘学派重镇和湖湘文化中心，岳麓书院在历史上“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更有“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的盛况。当年朱张会讲，名声大噪。岳麓书院里的乾隆御笔“道南正脉”，果是理学道统。站立台下，可以尽想大师风釆，恨不早生千年，洗耳恭听朱熹、张栻会讲。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唯一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事实。纵观岳麓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南宋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吸引了大批士子前来听讲，“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明清至民国初期更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一批批日后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这里出发。学者余秋雨对此评价说：“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第三张名片是湖南卫视。

“如果把各省级卫视的台标蒙住，唯一能通过风格认定的就是湖南卫视。”这是十年前的观众评价。

从确立“娱乐立台”为核心开始，湖南卫视第一轮改革以编播分离为重点，以内容创新为主题，以文化多元化、国际化为立足点的制片导向，打造出质疑与喝彩最多的“超女快男”、大量娱乐综艺节目、自制独播剧等，高举平民娱乐大旗，缔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频道品牌，赢取巨大成功，湖南卫视的收视率、广告收入、频道综合竞争力等指标连续十年位居全国省级卫视前茅。“湖南卫视现象”、“湖南卫视模式”，成为中国传媒学者研讨的热点课题。 

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成为2005年中国头号娱乐风暴，其意义不仅仅在娱乐圈，可谓是一次民主意义的娱乐狂欢。人民网发表评论《超级女声——中国民主改革的试金石》。李宇春从2005年度《超级女声》总冠军出道，一炮走红，在整个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个人影响力已超出娱乐圈范畴，两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获评“亚洲英雄”和“中国流行文化代表”。

不管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收视率超过了当年“超女”，不管当下各省市卫视纷纷推出形形色色的平民选秀，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注定在当代中国传媒史乃至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踏痕，不可磨灭。湖南卫视的成功，也是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为精髓的湖湘文化在当代发扬光大。

相比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诸领域的辉煌成就，湖南人在工商领域的建树显得黯淡了许多。历史上如此，当今湖南人在工商思想、商业模式上的创新贡献，也乏善可陈。工商文明成了湖湘文化的一块短板。

文化往往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属性，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同样如此，在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秀品质，同时亦夹杂了封闭保守、崇官抑商等劣根性。尽管崇官性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特质，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湖湘文化这种崇官特性似乎尤为凸显，尤其在进入晚清社会以后，由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崛起，湖南人崇官意识得到了大大的强化。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年投身革命的大批湖南人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使湖南人骄傲不已，尤其是湖南作为毛主席的故乡，更使湖南人感到了莫大光荣，似乎湖南人善为官理政再次得到了历史印证。于是，深深根植于湖湘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新的形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固化。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工商致富的新浪潮时，曾经引领时代风骚、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似乎显得有点跟不上步伐，以至于湖南在改革开放最初年代里，在“工商强省”的第一轮战略竞争中，湖南人无意中失去了先机，以至于直到今天，解放思想，破除官本位意识，遵循市场经济法则，造就工商文明，进而实现“工商强省”战略，仍然是当代湖南人艰巨的任务。

湖南学者王国宇认为，湖湘文化中具有强烈的崇官尚政意识，缺乏发展现代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基因，缺乏江浙文化中那种深厚的工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尽管自近代以来，在民主的理智之光照耀下，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被大大冲淡，但阴霾并未散尽。学者李跃认为：“湖湘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责任传统，赋予其精英分子强烈的从政偏好，导致大量一流优秀人才脱离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造成人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即使一些在经济活动中叱咤风云的企业经营者，也往往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将企业经营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是当作步入仕途的跳板，把从政看成是自己事业的最终归宿。” 这番话道出了当代湖南不少企业家的复杂心态。

湖湘文化需要进行一次与工商文明融合的转基因工程。工商文明是一种与“官本位”完全对立的“商本位”文化。所谓商本位，是指按工商业的基本原则来管理社会事务，工商业者之间的竞争以契约和计算为基础，比的是技术、创新、成本、质量、价格、服务，而不是比谁的权力最大、谁离权力中心最近。工商从业者中间的矛盾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解决的，而不是“官本位社会”里常见的通过权力斗争解决问题，更不是竭力谋求权力寻租的机会与空间。平等、民主、法治、合作、敬业、信用、创新、责任诸“基因”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工商文明”的整体。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端赖于此。

湖湘文化是基于中国农耕文明而发轫、发展和鼎盛的。当代中国已步入农耕文明、工商文明和生态文明共融的时代，湖湘文化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不仅要又好又快发展经济，更要把现代工商文明的功课做实做足。在此基础上，重构湖湘工商文化，使之成为实现湖南“小康梦”、“崛起梦”、“两型梦”和“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