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热心 周勇军

盛夏的一个下午，当记者走进杜家小院时，脑袋里又浮起沅水边、诗墙下那个文雅而清癯的老人形象。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沅水边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个白衣青裤的老人，看着北去的沅水。常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记者：“别小看这位老人，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杜修经。”记者吃惊之余，脚步不由得移向他的身旁。他回过头来，脸上泛起友善的笑容。记者不敢造次，只是还以一个笑容，然后无言地离开了他。

记者之所以“不敢造次”，实在是“先入为主”作怪，也是被肤浅的历史知识制约，尽管听同事说过“杜修经现在有工作，就在常德师专”，但党内到底如何评价他的当年？他的名字可是5次出现在“毛选”里面啊！白纸黑字，谁能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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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5上“毛选”

杜修经其所以“大名鼎鼎”，自然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5处有他名字：

“红军大队7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7月17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7月24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湖南两方面的失败。”（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

“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

“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

“八月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毛泽东选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 

都是批评，而且收入“毛选”，发行几千万册，杜修经安能不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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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省委四上井冈

杜家的两位后代——儿子和侄儿都没有经历过那个“星星之火”的年代，杜修经也于2007年驾鹤西去。记者也只能打开历史的文字记载，弄清杜修经与井冈山、毛泽东“结缘”的由来：

1928年5月底的一天，井冈山茅坪，一位20出头、工人打扮的青年，兴奋地走进毛泽东住处，并递上一封信。 

他就是杜修经。这是他的第三次井冈山之旅。

原来，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共同组建为红四军。湖南省委非常关心这支革命军队，选派杜修经为代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等人联络。于是，杜修经这位21岁的醴陵县委书记、湘东特委委员兼主持安源市委工作的秘书投身到“井冈山斗争”中。第一次，杜修经和两位同志扮成商贩结伴而行，可途中遇到国民党的团防队，被迫折回安源待令。第二次，快到莲花了，却遇到国民党的“清乡”部队，他的慈利口音、他对路道的陌生，使他落入敌人手中。还好，趁敌人打死百姓鸡鸭发生混乱之际，他机智地脱身了，再次折回安源。第三次总算如愿以偿。 

当时，毛泽东接过杜修经送来的信，边看边点头，说：“是的，是的，应该这样！”原来，湖南省委在指示信中要求红四军建立一个根据地，而且要将其巩固好。次日，毛泽东和杜修经来到军部。朱德军长热情接待了杜修经。晚上，在军部召开了军委会议。杜修经传达省委指示精神，听取大家发言，也就是了解部队情况。 

回到安源，杜修经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若干年后，杜修经在《四上井冈》中对这次汇报作了反思：“……我只单纯地讲军事，没有汇报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问题”，“边区的成绩如何取得，对边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和经受的锻炼，对如何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等都很不理解，很不认识”，“这些汇报给省委当时作出错误的决定是有关系的。”杜修经当时还说：“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而毛又负军党代表责任，个人的精力有限，怎顾得这么多……需派得力的人去参加特委和县委工作是最重要的。”

杜修经的汇报引起了湖南省委的重视。省委认为湘南的群众基础好，适宜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便作出了红军转移到湘南的决定。还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毛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一名士兵代表和一名农民代表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同志前来担任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1928年6月底，杜修经带着省委的决定第四次上了井冈山，同行的还有杨开明——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堂弟。6月30日傍晚，杜修经来到永新毛泽东的驻地，里面正在召开军委、边区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修经同志，你来了，我们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了。”杜修经却忐忑不安地宣读了省委决定。

毛泽东脸色突变，沉默不语。冷场良久之后，毛泽东才宣布讨论省委决定。看到此时边区已形势大好的杜修经，大胆表态：“省委的决定已经不适宜了。”省委巡视员都如此，会议也就没有发生什么争论，顺利地通过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红四军仍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建设巩固根据地；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等地，前往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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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进湘南“八月失败” 

毛泽东其所以点名批评杜修经等，焦点是“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本来可以避免。因为此时敌情有变，当联席会议决定“全力经营永新”后，敌人却乘虚侵入宁冈。毛泽东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决定：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作为主力部队攻打宁冈，三十一团留在永新挡住敌人。杜修经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  

朱德亲自布置攻打宁冈的战斗，杜修经跟随朱德协助工作。就在发动进攻的那一天，敌人离开宁冈，逃往永新方向。第二天，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向西准备攻打茶陵。当晚，杜修经参加朱德、陈毅主持召开的干部会议。由于受二十九团强烈要求回湘南的影响，贸然做出了部队南行的决策。第二天，杜修经专程去茅坪找毛泽东说明，不料毛泽东已经去了永新。特委书记杨开明说：“既然决定了，你们就走吧！润之那里我跟他说。” 

7月17日，杜修经和主力部队向湘南进发。7月20日，杜修经在行军路上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要求主力部队回边界。在晚上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杜修经认为现在离边界不远，不如回井冈山。但会议最终决定：攻打郴州，再不动摇。 

7月24日中午，红军主力部队攻占郴州城。下午4时，敌人援军到了。因寡不敌众，红军主力部队只得撤走，损失惨重。8月上旬，敌人得知红军主力不在边界，于是大举进攻，红三十一团被迫退守。这样，永新、宁冈等地被敌人占领，湘赣边界弥漫着白色恐怖，史称“八月失败”。 

半个世纪后的1987年，杜修经在《八月失败》一文中写道：“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作为湖南省委的代表，携带着省委对边界红军的错误决定上井冈山，从而导致红军大队冒进湘南，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

“我那时思想水平低，只停留在承担责任的认识上，还简单地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造成‘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烧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 他在接受有关党史工作者访问时也说：“‘八月失败’仍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在我心头，我常常内疚和自责。”但他又说：“我看到近些年的一些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说在永新联席会议上我和毛泽东斗争激烈，这纯粹是胡编乱造，当时大家意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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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与党失去联系

然而“八月失败”并不是杜修经革命生涯最低潮。

与“朱毛红军”分手后，他和湘南特委的同志在资兴一带活动，可谓是腥风血雨中斗争，九死一生中坚持。1929年初，他受组织派遣，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见到了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和李立三。六届四中全会后，杜修经到湘鄂西根据地向贺龙部传达中央精神。结果因为交通被破坏，没有找到贺龙。此时，在慈利县老家的母亲和奶奶都被国民党给抓了起来，杜修经得找人解救。等他返回上海的时候，中央迁到了苏区。他第一次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流落在上海，他就参加左联活动；在香港干新闻工作，他同样参加地下活动。

抗战爆发，杜修经被地下党派到江西大余，联系项英和陈毅领导的地方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当时项英和陈毅到延安汇报去了，游击队负责人杨尚奎、陈丕显命杜修经以江南新四军的名义，去收编湘南游击队杨志雄部，将杨部400余人，接到大余。

自以为“归队”的杜修经没有想到，他的身份却没有着落了。项英从延安回来，杜修经和杨尚奎、陈丕显一起去迎接。项英没有见过杜修经，就问杨尚奎“那个人是谁？”杨回答是杜修经。项英问杜修经，这许多年你到哪儿去了？杜修经回答说：“我在左联，您的秘书可以证明。”因为，那一段时间项英的秘书也在上海。可是，秘书回答说，上海情况复杂，他不能为杜修经作证。委屈、失望的杜修经说：“那我就当一名士兵吧！”项英说，你的情况复杂，“当兵，也不能留你”。庆幸的是，被杜修经真挚之情感染的项英，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带给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由徐老给分配工作。杜修经虽然与党组织联系上了，可他的党员身份却没有着落了，只能重新入党。

第二次入党后，受湖南省委的派遣，31岁、做过省委特派员和特委书记的杜修经“从头再来”，以青年学生的身份，潜入国民党第70军——一支湖南地方色彩浓厚的部队，军长为李觉，是湖南军界的老资格。杜修经在这里做了“云干班”的一名学员，毕业后做了下级军官，直至解放战争爆发。解放战争开始后，杜修经就随李觉一起离开了70军，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的湖南省工委有一个文件，规定70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不能直接和湖南省工委发生关系，失散了也不准找党组织接头。而对这一次与党失去联系，杜修经应该是“被蒙在鼓里”，不然就无法解释他离开70军后的行动：回到慈利老家，为迎接湖南解放，发展地下组织。结果是他发展的成员，组织上承认，可是他本身“货真价实”的党员身份，却让地方党组织为难了：杜修经“大名鼎鼎”，他的事，湖南省内部解决不了，要等中央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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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入党再“到”井冈

1985年，杜修经再次提出入党申请。杜所工作的常德师专（现湖南省文理学院）党委和常德地委（现为市委）组织部经过多方面调查，证明杜修经在脱党期间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没有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在长期革命斗争考验中，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并上报到中共湖南省委，终被批准。这是他三次入党。

杜修经第一次入党是在1925年——当时他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火烧戴生昌轮船码头、启封铅印工会、打击敌对报馆……杜修经总是走在前头，党组织接纳了他。他记得：在曾公祠右侧湘江中学里，当他进去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了，很简单：一块红布，布上贴着‘CCP’三个剪纸的英文字母……入党仪式开始，谢觉哉是主誓人……”

1938年夏，在长沙一间小屋里，杜修经举手，庄严地向党宣誓。这是杜修经第二次入党。

离开70军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杜修经，尽管回到老家后一天也没有离开革命工作，在解放后担任了县政府秘书，后来还当上了慈利县副县长；1957年春还被省委书记黄克诚等请到长沙，做过省委观察员；尽管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周小舟也说“与杜老相比”，“自己还是年轻的”；尽管自1962年起担任常德师专副校长，一直工作到1976年退休，可他一直是个“党外同志”。

第三次入党，让杜修经实现了“心在党，人也在党”的心愿。

杜修经“出名”于井冈，“累名”也在井冈。21岁入井冈，年轻让他付出了年轻的代价。1986年7月，当杜修经以耄耋之身重上井冈时，他应该是百感交集，因为不管革命道路如何曲折，昔日的“星星之火”已经改变了中国，不管他的革命生涯如何坎坷，井冈最终认定他是这里的老战士。如今，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陈列着他1928年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的影印放大件；井冈山烈士陵园碑林里，专置一碑刻着他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