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作斌

2010年9月，我参加了湖南省高级代表团出访欧洲四国，对德国境内的莱茵河进行了重点学习和考察。回国后，我曾对莱茵河和湘江进行过比较分析。近两年时间，因工作联系的需要，我又先后实地考察了广西兴安的湘江源头，以及潇水、蒸水、洣水、耒水、沩水、浏阳河等支流源头，搜集整理了有关湘江流域的史籍和资料，归纳梳理了上千年来湘江流域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湘江干流由南往北流淌上千里，全流域94660平方公里形成了以水为纽带，由水、土壤、大气、生物等自然要素和人口经济社会等人文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水文生态和人文系统。大河流域往往是文明的发源地，文明的进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与河流（湖泊）相互适应的历史，现代社会河流两岸仍然是人口、经济与城市集中分布的地区。河流不仅提供淡水、水能、水产、水景等资源，还是联系上下游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湘江作为7000万湖湘儿女的母亲河，千百年来，湖湘人民栖水而居、因水而兴。过去我们注意了治理和保护，但更多的是索取，特别是随着自然气候的变化，再加之主观因素，如城市化、工业化等，又如三峡截流、各种航电枢纽修建、滥采滥伐屡禁不止等因素交织，这一江水越来越让人忧虑，越来越使人揪心，保护母亲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紧迫。我把这些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母亲河，关注母亲河，更好地呵护和保护好母亲河。

一、湘江溯源

1、名考。“湘”与湖南结缘，始于汉代。《山海经·中山经》曾言湘水乃“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此时，“潇湘”单意指湘江。湘江为何取名为“湘”？经专家考证，有三种说法：一是水清宜烹说。《诗经·采萍》篇有：“于以湘之，维錡，及釜”，朱熹在《诗经集注》中解释说：“湘烹也……”宋代吴曾《湘水记》中记载，“泉可濯可湘，盖水之清洁可涤可烹煮也”。因此，湘江意指江水清冽，宜于烹饪。湘江水之清澈，清《湖南通志》有记载：上游的潇水和湘水（今永州段）“二水皆清泚，虽丈余可以见底”。哪怕到了下游的长沙，也是“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了了石子如樗蒲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总之，湘江之水清澈，可“湘”，宜“烹煮”，是以古人命名为湘江。二是众水相汇说。《说文解字》说：“湘，从水、从木、从目，为‘相水’之意”；《明一统志》载：“湘，犹相也，言有所合……会众流以达洞庭”；清光绪年间《善化县志》也载：“湘者，相也，以众水相汇也”。湘江流域宽广，水系丰富，支流众多，是名副其实的众水相汇，古人命名为“湘水”，实意为“相水”。三是湘漓分水说。历年来，人们认为漓湘源自一水，在兴安县东五里岭上始分南北。宋代柳开《湘漓二水说》云：“分水是相离水也……疑昔人因其水分相离乃命名之，曰湘水漓水也”。因此，两水同源，南北分流，就命名为相为离，在“相”、“离”二字旁加上水，乃为“湘”为“漓”。

2、源头。湘江源头的争论，由来已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漓湘同源说、漓湘异源说、白石河正源说，这三种观点都认为湘江源头在广西兴安海洋山（故湘江干流兴安以上段称海洋河）。最近，也有学者提出湘江源自潇水源头的蓝山县紫良瑶族乡的野猪山南。

漓湘同源说。这一观点犹如湘江之水一样，源远流长。《汉书·地理志》记载：“阳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又有漓水，东南至广信入郁林，行九百八十里”，明确指出漓湘同出一山。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地理名著《水经注》中更加明确指出：“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宋以后称海阳山，近代称海洋山）……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东北流”。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士记》也说海阳山是“漓、湘二水源也……北去为湘，南下为漓”。至近代，清光绪《湖南通志》记载：“湘水源出广西灵川县南海阳山，流经兴安县北太平堡至漾潭分左右二江，南流曰漓水，入桂林；北流曰湘水”。就连《辞源》“湘水”辞条也说：“湖南省最大河流，与漓水同发源于广西兴安县海洋山。”自汉代以降，类似记载不胜枚举，均认为漓湘“同山同源”。

漓湘异源说。这一观点对于湘江源自海洋山的说法，并无分歧，但认为漓湘“同山不同源”。南宋期间，诗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指出：“漓水南下兴安，地势高，与湘水远不相谋。”徐霞客在游记中也写道：“海洋山俱崆峒贮水，……水俱北流，惟为湘源也”。清朝中期，据《广西通志》记载：“猫儿山则于邑之西乡，源出而南流于灵川，下平梧，趋肇庆，循三水东南入海”。至此，漓江源头已正式确定为猫儿山，漓湘二流，同源变为异源。那么湘江源头究竟在哪里呢？解放后的《湖南省志》记载：“湘水发源于广西临桂县海洋圩的海洋坪，称海洋河”；1985年《湖南水利志》更明确地指出，“湘水发源于广西临桂县海洋坪的龙门界”。归纳起来，海洋山“惟为湘源”，湘江上游就是海洋河，而海洋河发源于海洋山龙门界，其源就是龙母岩溶洞。

白石河正源说。这一观点来自1985年广西水利水电厅湘江源流考察组的结论，目前被大多数专家认可。他们同样认同海洋河为湘江源头，但认为海洋河的真正源头并非龙母岩溶洞，而是白石河源头的近峰岭。海洋河在兴安县路西村分为东南两支，南支即为之前被认为湘江源头的海洋河，河长16.7公里，流域面积91平方公里，水量占海洋河总量的1/3；海洋河东支名白石河，发源于海洋山近峰岭，入龙王岩溶洞后与南支汇合，河长28公里，流域面积140平方公里，水量占2/3。根据国际通用的“河源唯远、水量唯大、主流唯正”的判定正源“三原则”，可以判断南支可为源流之一，但非正源；东支河长、流域面积均较南支大，故为正源。

潇水为源说。与前三种观点不同，这一学说认为湘江并非起源于海洋河，而是源于潇水。2006年以来，一批地理学界的专家根据现代水文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成果，研究认为湘江源头为湖南蓝山县紫良瑶族乡的野猪山南。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接近古籍记载。据《山海经》记载：“湘水出舜葬东南陬(音邹，意为角落)，西环之”，意思是说湘江源于舜的葬地——九疑山的东南角，环绕流到山的西部。中国古代传说中，舜帝葬于九疑山。《读史方舆纪要》说：“九疑山，在永州府道州宁远县南六十里”，相当于今天湖南省宁远县的南部山区，其东南山麓下，正是潇水的源头所在。第二，符合国际原则。从潇水、海洋河两支流的实测数据看，潇水的长度为354公里，流域面积12099平方公里，比海洋河分别多出102公里和2857平方公里，而且多年平均降雨量、流量以及实测最大流量等数据全面高于海洋河（见表1）。根据国际公认的“三原则”，专家认为潇水源头才是湘江的正源。尽管这一观点仍属学术争论层面，但潇水是湘江的重要水源地，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3、“三湘”由来。湖南素有“三湘”之美誉，最早见于唐代宋之问的《晚泊湘江》：“五岭恓惶客，三湘憔悴颜”。柳宗元在《代韦永州谢上表》中说：“此州（指永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三湘”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上中下”之说，即湘阴为上湘、湘潭为中湘、湘乡为下湘，原因是这三县古代以来人才辈出，特别是近代曾出有曾国藩、左宗棠、郭嵩涛等众多湘军名将名宦。也有“北西南”之说，即将湖南作为湘北、湘西、湘南三地区的总称。但这两种说法都不足以概括湖南全境。最权威、最被认可也是最多争论的说法，依然与湘江密切相关。比较典型的有三种：

一说漓湘、潇湘、蒸湘。这一说的立论基础是“漓湘同源”论。因湘水发源于广西桂林的兴安县，有灵渠与漓水连接，称之“漓湘”。湘水蜿蜒流入湖南零陵，与发源于九疑山的潇水汇合后向北奔流，这一段为湘水中游，称“潇湘”。潇湘二水滚滚流到衡阳，与蒸水合流，为湘水的下游，称“蒸湘”。从而将漓湘、潇湘、蒸湘统称“三湘”，而且由于桂林的人文地理、语言风俗与永州相同，古代属零陵郡，习惯上被归入三湘范畴。但由于漓水并不流经湖南，且此“三湘”没有涵盖湘西北大片区域，不少专家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二说潇湘、蒸湘、沅湘。清乾隆年间《长沙府志》有载：“湘江，县西环城而下，源出广西兴安海阳山……由灵渠与永州潇水相汇曰‘潇湘’，至衡合蒸水曰‘蒸湘’，至沅合沅水曰‘沅湘’。”“潇湘”、“蒸湘”流域基本涵盖了湘西南、湘中和湘南地区。“沅水”流经湘西，注入湘东，而湘水流经长沙、湘阴后与沅水汇合，是湘水的下游，可以称之“沅湘”。且“沅湘”之说，古已有之：屈原在投江前作的《怀沙》里说：“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在《离骚》里也说：“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唐代戴叔伦也有“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的佳句流传在世。潇湘、蒸湘、沅湘的“三湘”说，基本涵盖了整个湖南，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湖南的地理特征。

三说潇湘、资湘、沅湘。这一说的代表人物为晚清著名湘籍政治家陶澍。他认为蒸水在湘江支流中的地位，不足以代表一“湘”，并在《资江耆旧集序》中写道：“而蒸湘之名亦不古。蒸本细流，湘水所纳如郴如渌如涟如浏如沩如汨不下数十水，何独言蒸？且古无是说也。”他主张以“资湘”代替“蒸湘”，进而提出“三湘”是指潇湘、资湘和沅湘。他说：“湘水出广西之全州，北至永州城外而潇水自东南来入之，谓之‘潇湘’，此旧说也。及至长沙过湘浦，而资水东流入之，谓之‘资湘’。……又北入湖与沅水合于湖中，谓之‘沅湘’。以潇湘、资湘、沅湘为三湘当为不易之论”。也就是说，湘江流至湘阴临资口，左岸有资水洪道汇合，故称“资湘”；再东北流至岳阳县西中洲，又与沅江主洪道汇合，故称“沅湘”。且沅水在汉寿目平湖纳澧水，而湘水、资水、沅水、澧水为湖南四大水系，所以这“三湘”说才真正是包括了“四水”的湖南代称，能更全面地代表湖南。

二、地形与地貌

整个湘江流域，东以湘赣边境幕阜山脉—罗霄山脉与鄱阳湖水系分界，南自江华以湘江、珠江分水岭与广西相接，西隔衡山山脉与资水毗邻，北接洞庭湖。区内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

1、总体地形地貌。整个湘江具有丘陵缓坡山溪河流特性。在地质构造和地貌上，湘江流域是一个长条形盆地，南高北低，地势起伏不平，由南向北逐渐倾斜呈马蹄形，向北呈倾注之势。上下游海拔高度相差不大，从源头到入湖口高差在450米左右。东、南、西三面高，以南面的南岭山地及东南面的武功山、八面山等山地较为高峻，海拔高度1300米～2000米，最高峰八面山达2042米，西面湘、资二水分水岭的海拔高度相对较低，在900～1200米之间。中部和北部相对低平，多为低山、丘陵、盆地和河谷平原。

2、分段地形地貌。传统意义上，湘江分上中下游和尾闾四段，各河段地形迥异，水势多变，且水势与地形相互作用，进一步导致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上游：苹岛（潇水河口）以上段。源区海洋坪海拔高度约500米，山顶海拔500～1500米，河宽110～400米。两岸为中、低山地貌，山谷呈“V”字型，河床多岩石，滩多流急，河床平均坡降0.607‰。河水穿切岩层而过，形成峡谷。沿岸岩洞较多，地下水丰富，对河水补给量较大，具有山区河流的典型特性。中游：苹岛至衡阳段。山顶海拔100～500米，河宽250～630米。沿岸丘陵起伏，盆地错落其间，亦有峡谷。河谷开阔，河床多为卵石、礁石，滩多水浅，具有丘陵地区河流的特性，河床平均坡降0.129‰。下游：衡阳至乔口段。两岸丘岗、平原、盆地相间，并无明显的高山环绕。河道蜿蜓曲折，河谷宽阔，地形平坦，河宽500～1000米。河床多砂砾，间有部分礁石，浅滩较多，呈典型的河流堆积地貌。长沙以下河段两岸台地大都筑有堤防，河床稳定，滩槽分明，河床平均坡降0.0824‰。尾闾：乔口至芦林潭段。属洞庭湖平原，海拔50米以下，地势平坦，河水平稳，港汊纵横，平畴万顷，沿河沙洲断续可见。部分河段与洞庭湖融为一体，河床平均坡降0.037‰，具有“高水湖相，低水河相；水浸皆湖，水落为洲”的特征。

三、气候与水文

湘江流域属太平洋季风湿润气候，光、热、水资源丰富，冬季湿润寒冷，夏季潮湿酷热，春夏多雨，秋冬干旱。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湘江流域气候也随之发生变化：冬、春、秋三季气温明显升高；降水强度和密度增强；日照、风速、湿度明显减小，并对湘江流域水文条件带来了明显影响。

1、气温。湘江流域年历史平均气温在16℃～18℃之间。专家对湘江流域气温的监测结果显示，过去50年（1961～2010年），湘江流域年平均气温以每10年0.15℃的速率增暖，变化情况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气温呈现上升趋势；第二阶段，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气温呈微弱下降趋势；第三阶段，80年代气温没有明显变化；第四阶段，90年代气温呈现上升趋势；第五阶段，2001～2010年，气温呈显著升高趋势。特别是本世纪头10年（2001～2010），有8个年份位居1961年以来气温最高的11个年份之列。各季节中，冬季升温幅度最大（每10年上升0.24℃），春季次之（每10年上升0.18℃），夏季气温变化不明显。

2、降水。湘江流域年平均降雨量在1200～1700毫米。从历史过程看，整个湘江流域降水量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稳。从1952～2011年的60年间，共有18个年份降水量低于历年同期均值，16个年份高于均值，26个年份基本持平。21世纪以来，湘江流域年际雨量变化相对较大，年降雨量相对偏少。头11年，除2002、2005、2006、2010年较历年均值偏多以外，其余6个年份均偏少，其中2003、2007、2009和2011年是典型的少雨年份。

3、水系。湘江流域水系发达，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河网密布。5千米以上的大小支流有2157条，其中一级支流124条，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主要支流16条，其中潇水、耒水、洣水的流域面积大于1万平方公里，最大的为潇水，流域面积1.2万平方公里（见表2）。

二是左右岸水系不对称。右岸支流发达，潇水、舂陵水、耒水、洣水、渌水、浏阳河和捞刀河等大支流均来自南面与东面山区，由右岸汇入干流，流域面积约占全流域面积的2/3；左岸支流有祁水、蒸水、涓水、涟水和沩水等，均源于衡邵丘陵区，除涟水流域面积过5000平方公里以外（7155平方公里）外，其余多短小，水量也不及右岸支流丰富，从而使得湘江发育成为一个不对称的树枝状水系。

三是支流水库众多。湘江支流共已建成控制性枢纽工程11座，包括涔天河、双牌、欧阳海、洮水、东江、青山垅、酒埠江、水府庙、株树桥、官庄和黄材等大型水库，库容均在1亿立方米以上。其中最大的东江湖总库容达91.5亿立方米，水库集水面积之和达2.6万平方公里，占湘江面积的27.4％（见表3）。2012年8月开工改扩建的涔天河水库库容将达到15.1亿立方米。

4、流量。湘江水量充沛，径流主要来源于降雨。据出口控制站湘潭站监测，湘江多年平均径流量为791.6亿立方米，其中湖南境内696亿立方米，占全流域水资源量的88%。年平均流量2050m3/s，历史最大流量20800m3/s（1994年6月18日），最小流量100m3/s（1966年10月6日）。从时间分布看，3～7月径流量占全年的66.6%，其中5月占全年的17.3%；8月至翌年2月径流量占全年的33.4%，其中1月仅占全年流量的3.3%。这一趋势与流域降水周期变化基本一致。从空间分布看，边缘山地多于丘陵，丘陵区多于盆地与河谷平原，植被良好的山丘区径流明显增大。年最大流量为平均流量的10倍，年最大流量为最小流量的210倍之多。全流域径流量有东部、西南部和东南部三个高值区，分别是浏阳河上游山区、洣水上游罗霄山和潇水上游山区。从历史变化看，过去较长时期，湘江流域年径流量总体上没有明显升降趋势，除个别年份存在明显增大或降低趋势外，其余年份都仅有微弱变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径流量普遍较少，后期有回升趋势；70年代初期比较稳定，中期相对较高，出现了1975年的特大暴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径流量普遍比较稳定；90年代又持续上升，但局部有严重干旱现象；近10年径流量基本稳定。

5、洪水。湘江是长江流域汛期最早的支流之一。长江三峡建成前，每年4月便可出现年最大洪峰，且汛期降水集中，多暴雨，连续3～4天的小范围暴雨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甚至持续4～7天的大范围高强度暴雨也经常发生，导致整个流域暴雨洪水频繁。主要特点有：一是多发高水位洪峰。受夏季风和流域地势起伏影响，持续性暴雨往往覆盖整个湘江流域。支流洪水呈山溪性河流特征，陡涨陡停，次峰历时1～3天。干流中下游洪水多为肥胖单峰型，次峰历时10天左右，且多发高水位洪峰：一方面由于支流持续暴雨使土壤含水量饱和，河床底水位较高，易形成洪峰；另一方面，中下游洪峰受长沙段和洞庭湖高水位的层层顶托，江水宣泄不畅，进一步抬升了洪峰水位。二是洪水传播速度变幅大。正常洪水年份，湘江从上游老埠头—归阳、归阳—衡阳，各需时17小时，从衡山—株洲、株洲—湘潭、湘潭—长沙，分别需时16小时、6小时和8小时。而高洪年份，洪峰抵达各站的时间均大幅缩短。如1994年6月特大洪水，洪水从老埠头到归阳再到衡阳分别需时3小时和9小时，比正常洪峰传播时间缩短14～8小时，而衡山、株洲、湘潭、长沙各站洪峰出现时间仅差1小时。三是洪水形态复杂。由于流域内支流和水库众多，洪水形态与发展过程复杂。上游由于有双牌水库下泄流量与干流汇合，再加上区间流量不断叠加，洪水呈复式双峰洪水过程；下游长沙段回水与株洲下泄洪量在湘潭站汇合，形成峰型矮胖洪水。

6、泥沙。湘江多年平均含沙量0.172kg/m3，年平均输沙量为1140万吨，在洞庭湖4大水系中，含沙量居第3位（排序依次为：澧、沅、湘、资），输沙量居第2位，属少沙型河流。受南北气候差异、地势起伏和下垫面因素的影响，湘江泥沙具有较为稳定的变化规律：一是含沙量和输沙量呈现“两个递增”趋势，即从边缘山地向流域内部递增，从上游向中下游递增：上游含沙量不大，以颗粒状的推移质为主；中游含沙量逐渐增加，达到0.1～0.2kg/m3，以微粒状的悬移质为主；下游泥沙相继淤积成为沙洲。二是输沙量多年变化与河川径流基本一致，即输沙量自上游向下游逐渐增大，流域面积较小的河流Cv值大于面积较大的河流。三是输沙量与流量的年内变化基本一致，4～7月暴雨冲刷地表，河水含沙量大，输沙量一般集中了全年总量的63.2%。近几年，湘江干流泥沙变化呈现出一正一反两个趋势：一方面，湘江干流含沙量不断增加，且河床淤积越来越严重。20世纪70年代与40年代相比，湘江含沙量增长了5倍，河床较50年代普遍淤高0.6米，河道行洪能力大大降低。三峡蓄洪后这种状况已经改变。另一方面，河道过度采砂，导致河床下切，危及供水安全和防洪安全。据水利部门统计，目前湘江干流年开采量约3000万吨，造成同流量条件下水位下降。据调查，湘江25米水位以下河床平均下切2.3米，与上世纪90年代平均水平相比，湘潭站500 m3/s流量情况下，水位降低1.1米以上，长沙站降低0.7米左右。

四、植被与生物

湘江流域优越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植被茂密，林木葱茏，水生生物种类繁多，自古以来，湘江就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生态之河、生命之河。

1、森林植被。湘江流域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植被区系丰富，地理成分复杂，起源古老，种类众多，植物分布广泛，无论纬向、经向及垂向地带方面，都反映出一定的分布规律。主要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灌草丛组成的次生植物类型、湿地植被以及竹林、竹丛等。在全国389种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中，湘江流域共有60种，其中木本植物54种、草本植物6种。从历史上看，湘江流域植被变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原始阶段（晋唐以前）。湘江流域人类居住较早，历史上森林曾被少量开发。东汉末年以后，由于中原大乱，流域人口锐减，人少地闲，天然次生林逐渐恢复和发展，沿岸呈现山清水秀的原始状态。晋恒元《南游衡山诗序》载：“涉湘千里，林阜相属，清川穷澄映之流……山径彻通，或垂柯跨谷，侠献交荫”，这是湘江衡山段两岸的景象。唐代诗人张九龄《将至岳阳有怀赵二》云：“湘岸多深林，青冥昼结阴”，记载了湘江尾闾岳阳沿岸，也是一片古树参天、遮天蔽日的景象。上游永州段，唐代李谅在《舟过浯溪怀古》写道：“湘江永州路，水碧山崪兀。古木暗鱼潭，请可鉴毛发。凝流绿可染，积翠浮堪撷”，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生态景象。

二是樵采阶段（唐宋年间）。唐朝后期，人口不断增加，农耕经济发展迅速，农垦从平地延伸到岗阜、山岳，“刀耕火种”随之发展。至宋朝，垦殖樵采日趋兴盛，“每欲播种时，则先砍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其间，如是则收必倍，所谓刀耕火种也”（宋·张昊《云谷杂记》卷四）。其结果是毁林开荒、水土流失。南宋范成大1173年途经零陵时，所看到的是“湘江岸小坡陀”，“略无峰峦秀丽之意，但荒凉相瞩耳”（《骖鸾录》），原生态的葱茏丛林已被人为开垦，栽培植物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原始丛林，森林植被渐显颓势。

三是恶化阶段（明清至民国）。16世纪（明代末期）以来，湘江流域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大规模开垦、战乱、矿采等原因，“枫、杉、桧、楠之流，千章插霄，一望苍郁，近颇伤于樵采（王夫之）。”清潘耒《游南岳记》中说：“道中旧多古松，日影不到地。兵余剪伐殆尽，仅存数十株”。原始森林破坏严重，湘江自然环境和植被条件发生新的逆向演变。尤其到了清末和民国年间，湘江下游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连年战乱，使得垦殖更甚、樵采更重、破坏更深，原始常绿阔叶林加速退化，以至于“合抱之木，百不存一，常美之山，多突而童”，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四是恢复阶段（近20年）。建国初期，湘江流域又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砍伐，第一次是1958年前后“大炼钢铁”运动中的滥砍乱伐，第二次是“文革”时期的无序砍伐，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木材放开后有组织采伐，使森林植被进一步遭到破坏。进入90年代，一方面，农村能源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化石能源、沼气等新型能源逐步替代传统薪柴，另一方面，我省加强了湘江中上游水源涵养林和沿江生态林建设，湘江流域森林植被开始进入艰难恢复阶段。到2010年，湘江流域林地总面积达632万公顷，比1985年的596万公顷增长了6%，占流域国土总面积达到59.6%；森林覆盖率由1985年的38.8%增加到2010年的53.1%，25年提高了14.3个百分点；活立木总蓄积量由1985年的6985万立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17684万立方米，增长了153%。

2、水生动物。在生态地理动物区划上，湘江流域属亚热带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湿地动物种类较为丰富，共有哺乳动物35种、鸟类234种、鱼类128种、两栖类15种、爬行类32种。受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影响，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和无节制地捕捞，使湘江的水生动物生存环境日益恶化，鱼类资源日渐萎缩。有三个特点：

一是鱼类资源种类减少。1980年以前，共有鱼类147种，分属24科，其中鲤科鱼类最丰富，有87种，占60%。但鱼类种类日益减少，目前，5年内能收集到的鱼类标本只有128种，有6种鱼10年来收不到标本，鲥鱼、白鲟等3种鱼已有20多年未发现过1尾，基本处于绝迹状态。

二是渔获物结构不优。2006～2008年，年捕捞渔获量保持在3000吨左右，主要品种有青、草、鲢、鳙、鲤、鲫、鲶、鳜等品种，其中，定居鱼类占50%以上，半洄游性鱼类从湘江梯级开发以前的40%降至25%左右，且主要捕捞群体为小型野杂鱼，1～3龄鱼占80%以上，低龄化趋势明显。

三是繁殖情况堪忧。以“四大家鱼”为例，常宁张河铺至衡阳香炉山、云集潭长达88km的江段，曾是我国“四大家鱼”三大产卵场之一。1980年左右，湘江家鱼苗达5亿尾以上，占洞庭湖家鱼苗来源的20%。随着近尾洲、大源渡和株洲杭电枢纽相继建成，家鱼产卵场日趋萎缩，繁殖环境加速恶化。到2000年，湘江家鱼苗降至1亿尾左右，目前，进一步降到1000万尾以下。

五、经济与社会

1、经济概况。湘江流域是湖南省人口最稠密、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区域。2010年，湘江流域地区生产总值11253亿元，占全省的70.8%；地方财政收入648亿元；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16419元和7574元。湘江流域是湖南重要的农林牧渔生产基地。2010年粮食总产量1805万吨，占全省的56.5%；肉类产量376万吨，占全省的63.9%；水产品产量104万吨，占全省的50.9%。湘江流域是湖南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工业历史悠久，特别是有色金属工业已有上千年历史，目前已形成了以先进制造、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主的特色产业集群，2010年，湘江流域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78.5%，工业增加值5003亿元，建筑业增加值768亿元，分别占全省的79.4%和73.6%。湘江流域是湖南服务业的集聚地。2010年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3993亿元，占全省的68.4%。湘江流域还集中了优势科教文卫资源，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人数占全省79%，普通高校达到75所，公共图书馆59个，卫生机构床位数14.4万张，占全省的57.3%。

2、政区沿革。据史载，湘江流域的行政建制，始自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湖南政区设置的肇始。从此以后，历朝政府在湖南的行政建制，以湘江为脉络，自下游而上游，由干流及支流，在全省铺开。

春秋时期。楚文王时期，楚国军事政治势力进入洞庭湖南岸地区，湖南在这一时期被纳入楚国版图。《汉书·地理志》载：“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汉之罗县，即今汨罗、岳阳一带，并在这里建立了战略据点——罗子国城。《史记·楚世家》也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楚地千里”。这里的“越”，指的就是湘江流域的“杨越”，即湘东南和湘中地区。春秋晚期，楚人正式进入长沙地区，并继续沿湘江上溯，于春秋战国之交到达湘江流域上游及广大湘南地区。

秦汉时期。秦代在湖南地区设有黔中和长沙两郡，“秦灭楚，立长沙郡，统湘川”，“湘川”泛指湘江流域。据宋朝税安礼所撰《历代地理指掌图》载，秦长沙郡辖岳、潭、衡、郴、连、邵、永、道、桂阳等九州，湘江流域几乎全为长沙郡辖地。西汉时期，湖南地区共设一国三郡，即长沙国，并改秦黔中郡置武陵郡，分长沙郡别置桂阳、零陵二郡，湘江流域主要为长沙国、零陵郡及桂阳郡的一部分辖地。

三国时期。三国时期湘江流域属南荆州，一度长沙、桂阳二郡属孙吴，武陵、零陵二郡归刘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取荆州，武陵、零陵二郡亦转归于吴。至此，湘江流域乃至湖南全境均为孙吴所有。孙吴在湖南境内共置八郡，其中湘江流域所设长沙、衡阳、衡东、零陵、桂阳五郡。

唐宋时期。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依山河形势将天下分为十道，湘江流域位于江南西道之境，包括潭州长沙郡、衡州衡阳郡、岳州巴陵郡、郴州桂阳郡、永州零陵郡及道州江华郡。广德二年（764年），置湖南观察使，驻衡州，“湖南”之名由此始，仍辖潭、衡、邵、永、道5州，湘江流域为其所辖。宋初，地方行政管理沿袭唐制，仍实行道、州郡、县三级制，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改道为路，湘江流域隶属于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其中潭、衡、永、郴、道隶荆湖南路，岳州隶荆湖北路。

明清时期。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潭州府为长沙府，治长沙，隶属于湖广布政使司，辖长沙、善化、湘阴、湘潭、浏阳、醴陵、宁乡、益阳、湘乡、攸县、安化等十一县及茶陵州。清朝沿袭明制，仍实行省、府（州）、县（州）三级制，湖南隶属湖广总督和湖广布政使司管辖，总督、布政使均驻武昌。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右布政使司驻长沙，湖南成为一个单独的行政省，并以长沙为治所，下辖9府（长沙、宝庆、岳州、常德、辰州、沅州、永顺、衡州、永州）4直隶州（澧州、靖州、郴州、桂阳州）和5直隶厅（乾州、凤凰、永绥、晃州、南州）。至此，湖南已囊括湘江流域大部分区域。

3、人口变迁。人口变迁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自秦汉以来，湘江流域人口变化大幅震荡，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低位徘徊期（秦汉至宋初）。自秦汉以来，湘江流域一直是人口密度低、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人口总量一直在30～100万人的低位徘徊。盛唐时期曾有短暂的快速增长，至唐后期五代，随着北方人口南迁，湘江流域人口有所增加。但由于五代后期马氏诸子争夺政权等原因，湘江流域一度陷入混乱和凋敝。北宋太平年间（980），湖南总共有户约20.6万，居全国分区第11位；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9户，仅高于两广而居全国第13位。

二是较快增长期（宋元时期）。这一阶段，湘江流域人口增长较快，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981～1078）的百年间，户年均增长1.76%，高居全国各分区第一；户数达122余万，居全国第六。1073年，王安石对神宗说：“户口之盛无如今日”，并举荆湖南路为例说：“昨章勋定湖南保甲，究见户口之众，数倍前日，盖天下举皆此类”。至北宋中期，湖南路治所所在的潭州已被人为“土广民稠”。这一阶段湘江流域人口增长，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迅速，人口自然增长较快，另一方面是因为外来移民导致的机械增长。

三是人口锐减期（元末至清前期）。这一时期，由于沉重的人口赋税和刀兵杀戮，再加上水旱灾害、瘟疫流行等自然天灾，湘江流域人口乃至湖南人口锐减。《醴陵县志》记载，“（元时）因蒙古兵驻防内地，恣意杀戮，士民相率远扬”。然后，“崇祯十六年（1643）至顺治四年（1654），人民备历刀兵、饥荒、病殁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顺治四年，巡按御史张懋喜就官湖南，从岳州到长沙，记载下了当时的凄凉景象，因沿途没有人烟，只好“夜宿草中，昼食树下”。进入长沙后，“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据《清朝文献通考》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省人口总数约91万人，尚不及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570万的1/6。

四是高速增长期（清初以来）。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实行“地丁合一”、“ 摊丁入亩”，宣告了人口税历史的终结，这一方面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殖，另一方面，又使原先隐匿的人口大量登入户籍，使人口数量直线上升。章太炎在《论民数骤增》中说：“夫自元始以来，至于康熙，千七百年，民数不相越；及乾隆之季，相去才八十年，而民增十三倍，此何说也？”他进而解释道：“向之隐窜伏匿者多也”。据史载，湖南人口从1685年的91万，增加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2000万，一个半世纪，人口增长了20多倍，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4、城镇演化。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湘江流域既聚集形成了岳、长、潭、衡、永等大型城市，也有散布于整个流域的众多中小市镇，它们共同演绎并见证了湘江流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城市演进脉络。17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湘江沿岸城市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严重破坏阶段（明末崇祯至清初）。明末清初政权更替对湘江沿岸城市造成了巨大破坏，多数城市沦为废墟。清初时期，清军与吴三桂相峙长沙展开激烈争夺，据《长沙县志》记载，长沙“城内城外，尽皆瓦砾，房屋全无”，以至于“旷土漫衍，人星寥落”，一片凋敝破败景象。二是恢复重建阶段（康熙中前期）。随着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大幅回升，城市建设和功能得到极大发展，中心城市规模开始加速扩张。如当时的长沙府已有20余条街道、10多个卫星市镇，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网络。湘潭曾在明末清初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当地居民逃亡殆尽，后大量江西籍商贩移入，旧志称：“城总土著无几，豫章之商十室而九”。经过几十年恢复建设，湘潭城区已是“肆陈百货，江运千艘……城总市铺相连，百货皆聚于此，为湖南一大马头”。三是繁荣发展阶段（康熙后期至乾嘉时期）。随着商品流通日趋频繁，以及水运商路逐渐兴起，自湘江“涉洞庭而抵鄂汉者络绎不绝”，促使湘江沿岸形成了几大商业中心，如长沙、湘潭是全国著名的米市，岳阳是湘江水路重要的货运中转站，衡、永则以木材、矿产和食品交易为主，“衡州以上，则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湖南通志》载）。据《衡阳县志》载，至乾隆时，衡阳城区已是“商旅竞集，绕城而居，而湘江东岸，比屋而鳞列者，又不下数千户”。四是转型发展阶段（清道光至近代）。这种转型，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入侵和“开埠”的影响，一些旧城市逐步向现代化城市演变。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航运、铁路和公路等交通事业发展，兴起了一些新的交通枢纽城市，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市镇等各种等级规模城市共同发展的格局，到民国初期，长沙城市人口已达到20万人以上（见表4）。抗战时期，由于上海、南京、武汉工商业纷纷南迁，衡阳也由传统的农产品集散地转型成为大后方重要的金融商业中心，金融势力仅次于重庆和昆明，成为全国第三大金融市场。

六、水质与水源

1、水质。根据水利部门在湘江流域设立的77个水质监测站、3193公里河段监测情况，2011年，湘江II～III类水质河长3023公里，占总评河长的95%，其中汛期为3124公里，占97.8%；非汛期为2847公里，占89.2%，湘江干流总体水质较好，支流蒸水、郴水、渌水、涟水、浏阳河、捞刀河和沩水下游河段水质较差，主要污染物氨氮、石油类、总磷等。湘江水质情况主要有三个特点：

从河段看，两头好，中间差。总体上看，湘江永州和岳阳河段水质相对较好，干流中衡阳、株洲、湘潭、长沙污染较为严重。水利部门对永州段21个断面监测结果显示，II类水质15个，占71%，III类水质6个，占29%；由于岳阳段流量大，且已进入洞庭湖水体，水质标准均在III类以上。中下游株洲、湘潭和衡阳段总体水质维持在III类到IV类，枯水期因为氨氮超标，大部分河段水质类别为IV类，衡阳部分河段由于粪大肠菌群超标，水质降低为劣IV类（目前水质评价统计体系，水利部门将粪大肠菌群纳入，而环保部门认为经自来水厂消毒处理，粪大肠菌可被杀灭，且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从时段看，春夏好，冬季差。受流量、流速等因素影响，湘江水质的年内变化与雨季汛期高度相关：汛期与丰水期水质较好，枯水期水质较差。2010年，据湘江流域40个省控水质监测断面监测，5—10月春夏丰水期，I～III类水质大约占90%左右，断面功能区达标率为95%～97.5%；2～4月，I～III类水质占80%，达标率为87.5%；1月和12月冬季枯水期，I～III类水质分别为72.5%和75%，达标率分别为72.5%和77.5%，出现轻度污染。

从趋势看，总体向好，局部恶化。据环保部门对1995～2010年湘江流域水质状况统计，16年来，湘江流域水质总体呈现好转趋势，整体上从轻度污染改善为良好，Ⅰ～III类水质断面比例稳定上升。“九五”期间（1996—2000年），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但略有改善，Ⅰ～III类水质断面比例从30%小幅上升至40%；“十五”期间（2001-2005年），进一步从45%迅速上升至90%；“十一五”期间，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保持了良好的水质条件，特别是“十一五”后期，Ⅰ～III类断面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90%左右。2010年，湘江水质大部分地区已恢复到III类，但局部区域V类或劣V类水质断面有所增加，特别是流经城镇和工业区江段水质污染严重，局部河段水质呈恶化态势（见表5）。

2、饮用水源。湘江是我省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其中以湘江干流为水源地的供水厂有31座，以支流为水源地的供水厂有9座。湘江干流及其一级、二级支流上，共有饮用水源保护区162个，其中一级保护区106个，二级保护区56个，河段总长约590公里。从目前看，河流水源虽然基本能满足城市正常供水需求，但从长远看，湘江流域饮用水安全存在一定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是水质不佳。湘江流域普遍存在“上游排污，下游取水”的现象。据统计，长沙市饮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分别有4个和5个排污口；衡阳分别有1个和3个排污口。且多数自来水厂上游1公里范围内有排污口，如常宁松柏镇老自来水厂上游500米处，就是水口山有色金属冶炼四厂的排污口；长沙取水口上游，有湘潭竹埠港数十家化工厂排放的大量污水。2011年，湘江中下游4个城市饮用水均未完全达标（见表6）。此外，长沙航电枢纽建成后，长沙、湘潭段水速将减缓，水体自净能力减弱，特别是湘江沿线污水排放口未截流外排至航电枢纽以下，水质保护形势更加严峻。

二是水量不足。湘江流域水资源相对充沛，但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丰枯相差高达200多倍，且降水量高度集中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年径流量有将近2/3以洪水形式迅速消失，只有1/3成为常年饮用水、灌溉用水和工业用水的可靠来源。同时，湘江流域水资源调控能力有限，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难以常年保障用水需求，一到枯水季节，湘江经常出现无法满足城市供水要求的低水位和小流量。如2009年，湘江长沙站水位降至25.04米，直逼25米的取水“警戒线”，对饮水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三是水源单一。湘江干流沿线城市的水源地大多为单一的河流型水源地，长沙城区6个水厂，株洲、湘潭、衡阳各有4个水厂取水全部来自湘江。单一水源的供给方式，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有限，应对突发性水危机能力不强。尤其是湘江沿线存在大量污染企业，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点多、面广、量大，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风险很大。再加上近百年来，湘江河床底泥中沉淀大量重金属，遇采砂等外力搅动重新进入水体，极易造成二次污染，为饮水安全带来新的隐患。

七、污染与成因

1、污染类型。湘江流域集中了全省60%的人口、70%的经济总量，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主要有以下污染：

工业污染。湘江流域内的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岳塘、竹埠港、长沙坪塘等工业矿区排污是湘江干流主要工业污染源。2010年，湘江流域工业废水排放的5种重金属达103.5吨，占全省的95%，全国的30%，其中汞、镉、铅、砷的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55.5%、37.9%、15.4%、35.45%；部分河段镉、汞、锌最高超标分别达82倍、189倍和55倍；同时还遗留了1000多个尾矿库，堆存了近10亿吨尾砂、废渣，通过雨水冲刷和渗漏，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巨大污染。

生活污染。根据对2010年湘江流域内长沙、湘潭、娄底、株洲、衡阳、郴州、岳阳、永州等8市的统计，年生活用水总量约为12亿吨，污水排放总量为10.2亿吨。生活污水中，COD排放为38万吨，氨氮排放为3.5万吨。按照目前8市29.98%的生活污水处理率计算，有约70%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湘江。8市年产生生活垃圾468万吨，年处理量为466万吨，处理率为99.74%；生活垃圾渗滤液年产生量共计57.77万吨，处理量为45.845万吨。

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主要为农田化肥、农药施用流失所致。据有关专家调查，湘江流域自1956年开始施用农药，累积施用量已接近100万吨。目前，湘江流域每年施用农药4万吨，化肥220万吨，每年经雨水冲洗带入径流，辗转汇入湘江的农药、化肥量分别为700吨和2.2万吨。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畜禽养殖污染比重也不断上升。此外，湘江流域渔业发达，部分河段发展网箱养鱼，饲料、激素直接投入湘江，造成水体污染。

底泥污染。湘江流域底泥污染分为两个区段，即上游（零陵以上）属轻微污染段，中下游（零陵以下）属严重污染段。根据环保部门2008年监测调查，湘江底泥污染指数排序依次为镉、汞、锌、铜、砷、铅、铬，其中镉最高超标达422倍。污染断面排序依次为株洲、衡阳、湘潭、长沙、岳阳、永州。

土壤污染。据湖南省土壤污染调查结果，2010年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土壤总面积4820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5%，其中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级的面积为264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177平方公里，占流域耕地面积的12.5%。土壤污染的主要重金属为镉、砷、铅、汞和铬，其中镉最高超标390倍，砷最高超标275倍，铅最高超标50倍。特别是在化工、有色冶炼、钢铁厂500米至1000米周围的土壤，重金属均超标。

大气污染。流域内众多重工业区锅炉、窑炉排放大量二氧化硫和粉尘，由于湘江流域四面环山的盆地地形，空气污染不易扩散，导致区域空气长期恶劣，酸雨频率高，空气质量达不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2、污染成因。湘江污染主要原因有：

一是排污因素。据环保部门调查统计，目前每年向湘江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18亿吨，占全省总排放的69%。全省境内湘江流域8个市共有272个主要排污口。其中，湘潭54个、株洲9个、娄底13个、长沙38个、岳阳7个、衡阳39个、永州32个、郴州78个。272个排污口中，有124个位于湘江干流，148个位于湘江各支流。

二是地质因素。湘江流域在地质构造和地貌上属于盆地，流域上游地区（零陵以上）以砂页岩和石灰岩为主，中下游地区（零陵至株洲）主要分布着花岗岩和中新生代紫色砂岩，湘江谷地（株洲以北）分布着较厚的第四纪沉积物，主要为网纹红土，整个流域属于明显富集多种有色金属元素的地球化学异常区。而湘江水系属重碳酸盐型，再加上流域处于亚热带，降水量丰富，河水稀释度高，含盐量低，冲刷淋溶强度大，河水矿化过程短，这种地质和自然环境有利于重金属元素在流域沉积物中聚积。

三是矿采因素。湖南大多数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矿藏的开采和冶炼集中分布在湘江流域，流域内146个重点污染源年排污量高达8.4亿立方米，矿采和冶炼加工过程排出大量废水，其中金属含量高达5013吨，悬浮物高达18.8万吨。据统计，湘江水系的污染主要集中在郴州、常宁—衡阳、株洲江段。且有色金属矿平均开采回收率仅50%左右，伴生矿综合回收利用仅占25%，资源总回收率低于发达国家同行业20个百分点。

四是流量因素。近几年，随着湘江流域降水偏少，江河水位降低，流量偏枯，水体纳污能力和自净能力不断降低,环境容量不断变小。据测算，湘江干流湘潭站的城市供水安全流量为200m3/s，若要维护水域的纳污能力和河流健康，安全流量应保持在495m3/s以上。但2007年10月，该站点实测最小流量近100m3/s，河流自净能力严重弱化，造成河段严重污染。

八、发展与展望

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湘江流域的治理与发展。2003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建立“湘江生态经济带”。2008年6月，在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首次提出：以湘江治理作为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突破口，建设美丽繁荣的湘江经济带，打造“东方莱茵河”。

为科学谋划湘江流域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省政府启动了《湘江流域科学发展总体规划》，对湘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进行“顶层设计”，湘江流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在湘江的综合治理上，要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更加注重全流域治理。湘江流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推进湘江流域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特点和需求, 不能顾此失彼。要统筹考虑上游与下游、城市与乡村、干流与支流、河道与堤岸之间的联系。改变过去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治理作法，打破市、县行政区划界限，协调沿线8个地级市67个县市区，建立全流域统一治理管理的模式，形成区域、部门、行业合力。

二是要更加注重生态保护。坚持保护优先，发展服从保护，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大力发展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为目的的防护林、以净化空气和释氧排碳为目的的环境保护林、以及以提升视觉审美效果和提供旅游观光场所为目的的景观游憩林，增加植物群落的多样性。建立湘江鱼类资源增殖放流体系，疏通鱼类洄游通道，促进渔业生态环境恢复，实现流域生态水平的整体提升。合理划定沿岸其他城市核心区、缓冲区界限，加强湿地、风景名胜区保护，强力推进森林公园建设，构筑生态隔离、绿色屏障。突出昭山“绿心”保护，对长株潭三市连接中心500平方公里生态区域实行保护利用，120平方公里原生态实行禁止开发。

三是要更加注重污染治理。坚持不欠新账，还清老账。不仅要做好截污工作，确保没有新的污染流入湘江，还要抓好治理，加大历史污染治理力度，还清历史欠账。以重金属污染治理为核心，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落实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规划，全面推进湘江污染综合整治，争取在短期内能够遏制湘江水质恶化，保障人民群众安全饮水。要以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长沙七宝山等7大工矿区为重点，进一步削减工业区主要污染物，进一步深度处理含重金属废水，促进重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

四是要更加注重产业转型。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名在治江、实为转型。从长远看，要实现湘江流域的彻底治理，必须着力改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多元发展。针对电力、冶金、化学、石化、煤化、建材、纺织、森林、食品、造纸等资源型产业，通过积极发展和利用新能源，提高产品的科技附加值，逐步使流域中资源型产业实现低污染、低能耗、低消耗产业转型，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对重点企业化工企业，要通过异地搬迁改造的方式从湘江沿岸转移出来。对冶金、水泥、化工、焦化、铁合金和造纸等行业，要限制和淘汰耗能高、污染大、技术低、规模不经济的生产能力，执行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确保不再新增落后生产能力。           (作者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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