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木匠”是周恩来对涂作潮的昵称。他在中共隐秘战线的代号就是“木匠”。

一个和斧子、锯子打交道的人，成长为“党内最早的修理专家”，又以他的天赋和事业性，成为党内不可或缺的特殊人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记者拨通了涂作潮小儿子涂胜华的电话。可以说，目前最全面掌握涂作潮情况的就算他了。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45公里处建立了“涂作潮陈列室”，10间满满当当的展室里，收集了他20年来在大陆各地以及远赴俄罗斯、台湾等地搜集的资料，甚至有来自旧货市场、拆迁现场的旧物，共1400余件。感谢他提供资料，让我们大致了解涂作潮的隐秘生涯轨迹。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黄柏强 夏声朝  章庭杰

张国焘：你改学无线电通信

1928年六七月间，正在参加中共“六大”旁听的涂作潮，被中央负责人张国焘找去谈话。

张说：“现在国内红军急需的是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战斗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组织上不同意你学习爆破技术，你改学无线电通信吧！”

原来，涂作潮1924年告别故乡长沙，到上海纱厂谋生后，很快就成了工人运动的骨干。这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谈话人就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第二年，涂作潮到广州出席全国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回到上海后，又成了“五卅”运动骨干。“五卅”运动后，他被党组织送往苏联共产主义东方劳动大学“深造”。不久，他向组织连续三次提出学习爆破技术的申请。于是，就有了张国焘与他的这场谈话。

涂作潮自己当时也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一个点头答应，从此进入风险万分的“谍海”生涯。

“通联校”：克格勃的培训基地

1928年10月，涂作潮进入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这是克格勃的培训基地。

涂作潮在《木匠的回忆》中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们主要学习放狗、放鸽、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木工和锻工等等。”

在这段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涂作潮的教员却给他做了个语气委婉的不合格判定：“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有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不过，学校政委给涂作潮指了另一条路：专攻机务。机务是组装、维修电台，算是“电工”，虽然与涂作潮精通的木匠活相差十万八千里，但都讲究“心灵手巧”。涂作潮也真是触类旁通，学起机务来顺风顺水。

正是这一“转行”成就了涂作潮，“不合格”的报务员倒成了专家级的机务员。也就有了他“谍海神工”的美称。

 在特科：两次机智的脱险

1930年4月，回到上海的涂作潮，来到中央特科的无线电修理所干上了机务技术活。

这年秋天，特科办起了党的第一所地下无线电学校，涂作潮成了学校的机务技术教员。

不久，学校被警方破坏了，抓走了20多名教师和学生，可涂作潮仍然蒙在鼓里。他按照领导的要求，在午饭后去学校油漆夕钢片，他一身“打工仔”装束，提着一桶油漆，来敲学校后门。他回忆这一幕时说：“屋子里半天没有回音，顿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但是又不能跑，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神色。那样，就可能被埋伏在四周的暗探发现，后果就非常糟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半天出来一个外国人。他先对我叽里哇啦说外国话。我听不懂，也不敢走。这个外国人又拿出一张工作证样的东西给我看，意思是这里已不是原来的学校了，但我仍然装着要进去，并且口里说着半通不通的英语，表示是来要账的。”外国人狠命地踢了他一脚，把他推出门外……他立即乘机离开，确信没有人盯梢之后，便连换两次电车，来到地下党领导机关，向上级汇报。

1930年12月底，涂作潮和李祥吾被派往南昌，作为特使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国民党方面谈判释放张辉瓒的条件。到达南昌的当天下午，涂作潮和李祥吾上街买了份报纸，“一看吓了一跳”，报纸上登的消息是，“张辉瓒的头放在门板上顺水流到了吉安”。

谈判之事黄了。对方如果把气洒在他们身上，随时可以割下两人的脑袋。只有赶快走人！

涂作潮后来回忆说：“我们两人立即离开旅馆，经飞机场向东走去。当时，我们真是慌不择路……走着走着，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我们摸进一个村子”。“在这里，我们遇上一个好人叫魏朝鹏。”他们在魏家躲了近一个月时间后，由魏护送，几经辗转才回到上海。

 在苏区：“神工”上演好戏一幕幕

1931年4月，涂作潮辗转来到中央苏区。他的电台机务“神工”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

他和同志们根据国民党军队电台的波长参数，运用红军缴获的电台，搞起了对敌台的监听，把敌方的行动、部署以及意图摸得八九不离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准确情报，因而电台也成了红军总部首长来得最多的地方。在福建建宁，电台收到了中央苏区的一份电报，但因天气不好，只记下了零零星星几个字码，他就和同志们根据平日规律推测。发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作战指示：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即将开始，红军应在三天内从福建返回，在江西兴国的高兴圩集结待机。毛泽东和朱德按“计”而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奏凯。

至于经涂作潮之手修理过的电台、改装过的收发报机，究竟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就连红军的第一部X光机，也是他鼓捣修好的。

真正让涂作潮露脸的，是他1931年11月为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安电灯。电灯好安，他除了领着大家安装几盏大点的灯泡外，还在两边安装了好几串12伏的小灯泡，可当时瑞金没有发电厂，怎么办？涂作潮就把无线电材料处的直流充电机，拉到会场下面的地窖里发电，向会场供电。

会场一片光明，代表欢呼雀跃。

 在西安：让延安得到“西安事变”消息

1936年夏，周恩来两次署名发电，令上海地下党设法使“涂木匠6月12日随董（健吾）牧师等到达西安”，于“7月20日进入苏区”。   

1936年中秋节前后，涂作潮来到西安，与党派到张学良身边担任联络工作的刘鼎接上了关系。刘鼎叫他装一台能同延安通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他立即动手，先是用15块大洋买来一台日本收音机，再用了两天时间就将其改装成一部5瓦“哈特莱”式电台。两天后，刘鼎告诉他，和延安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接着，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这部电台小巧灵便，便于保密和机动，可避开国民党当局分区停电的测向侦察。此后，他又用二三十元制作了一部交直流两用的5瓦电台。“西安事变”当天，西安停电，捉蒋的消息由这部两用电台的直流部分发出。

涂作潮成了党的宝贝。这时，在延安的党中央几度电令涂作潮去延安，参与中央的电讯工作。但刘鼎深感涂作潮在西安责任重大，因而几度“抗旨”。10月12日，刘鼎电告中央说，“目前（木匠）尚不能来苏区。只待此地的小家伙（电台）造好……即可来家（延安）做事……”10月14日，毛泽东亲自电告刘鼎“……木匠工作如完毕，望告来苏区一行……”11月1日，叶剑英、刘鼎再次“抗旨”，理由是“木匠此间工作未完，要留较长时间”。11月15日，刘鼎又报告中央“（木匠）目前尚不能来……可留在我处，我有多方用途”。

幸亏刘鼎等“抗旨”，不然涂作潮就没机会组装出那台能和全国通报、功率达100瓦的电台。没有这部电台，在“西安事变”中，中共代表团就会有“话”说不出——向全国各方通报中共和红军的主张。

离沪前：他将真名告诉妻子

“西安事变”后，涂作潮被派回上海，也就有了他和李白之间的故事。

1942年中秋节时，涂作潮得知李白被捕的消息。他当即把消息告诉了妻子和交通员刘老头，并嘱咐他们要格外小心。自己则白天躲在店里，晚上躲出去住，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露宿在赫脱花园里。一个星期后，他接到上级撤离的通知。

在踏上撤离之路前，他才告诉已结婚几年的妻子张小梅：“我的真名字是涂作潮，不是蒋贵庭。如果我以后回不来了，如果那时候又是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去找党询问我的下落。”

真是令人惊讶，结婚几年，孩子都生了3个，涂作潮却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妻子。

这就是隐秘战线的残酷，也是“木匠”守口如瓶原则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