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了，涂作潮从“地下”回到了地上。

本来，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神工”，为新中国建设大展鸿图。可是，涂作潮那种一板一斧、锯锉分明的作风，心直口快、有啥说啥的品性，面对死亡、无所畏惧的精神，让他饱受摧残。

好在历史不是由人打扮的小姑娘，风雨过后，涂作潮的功绩格外清晰。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黄柏强  夏声朝 章庭杰    

1、一份报告留下“隐患”

当上无线电、有线电公司军代表的涂作潮，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恢复工作得以顺利及时的完成。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两公司在军品生产中作用尤大。他的另一招就是重视人才。他在一个月内查清了无线电公司研究所20多名工程师的技术状况并报告北京。至1980年，这20多人中成为国际宇航院、中科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蔡金涛、黄纬录（后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陈德仁和罗沛霖。

如果说，涂作潮在工作上高效率、技术上高水平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却“很低能”。那时，上级给他配备了汽车，但他不要，坚持买月票上下班。其时，他的3个孩子都在华东军政干部子弟小学上学，每天由他夫人接送。1952年的一天，涂作潮从市里开会回来路过小学校门口，忽然想去替妻子接一趟孩子。等到放学时间一到，涂作潮赫然看见有三四十辆小汽车进进出出，他奇怪地问大女儿，这些汽车是哪儿的？女儿略带委屈地告诉他，都是同学的爸爸妈妈派来接送子女的。涂作潮一听，马上掏出随身带的小本一一记下车牌号。回家后，他郑重地给上海市委写了份报告，并附上车牌号，报告说：“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用公家的汽车接送孩子，既浪费国家的汽油，也脱离工农群众。”

上海市委很快回信肯定了他的报告，但他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却注定了他的人生厄运。在无线电领域可以天马行空的“涂木匠”，哪里懂得政治领域的风云诡谲？    

2、一次不满说了苏联的不是

1952年秋，涂作潮调任一机部上海机电研究所的处长。

他遇事直抒胸臆、口无遮拦的脾气仍无改变。1954年，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着手建立原子能工业，并为此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急需的仪器，其中一种为铀矿探测仪。涂作潮对此竟评议道：“从苏联进口的探矿仪价格高过美国货，性能却比不上美国货，苏联不该卖我们这么高的价格。”

旁人听了惊得口都合不拢，涂作潮却泰然无事，反而向所领导请缨，让他选个助手，可以自己研制出铀矿探测仪。

他和助手黄渭渔夜以继日地工作，首先研制铀矿探测仪的心脏——盖革计数管。没有现成的机械，他们就手工操作，甚至自己动手烧拉计数管的玻壳。一年后，一台铀矿探测仪样机和全套工艺流程图纸交到所领导手里。研究所将正式生产的任务交给黄河理工仪器厂。这一成果，让涂作潮在1956年得到了三级工程师的职称。

3、一次发言被打成反党分子

1959年夏秋之交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直言招祸，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

远在庐山千里之外的上海，涂作潮则为彭德怀的遭遇直言，引“祸”上身。他以厂党委委员的身份出席厂里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会议，却“不识时务”地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从三个方面对庐山会议的批彭决议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一，彭德怀是为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不能打倒；第二，彭德怀反对浮夸风没错，“什么亩产10万斤，谁亲眼见过？我家世代种田，知道这10万斤粮食铺在一亩地上得好几寸深，什么样的庄稼秆能支撑得住？”第三，提出警告，“1936年斯大林曾在苏联搞肃反扩大化，结果冤杀了不少自己的同志，我们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再犯此类错误。”

涂作潮发言过后，会场仿佛凝固了似的，半晌没有人说话。涂作潮的命运是明了的：会议临时中断，他当即被厂保卫人员押走，随即被宣布开除出党。经过50多天的关押和反复检查，涂作潮以戴罪之身被允许回家，他的名字则被列入了1959年上海处理反党分子的名单之中。    

4、一次申诉摘下被扣5年的“帽子”

196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总理得知了涂作潮的境况。听罢，周恩来长叹一声道：“这个涂木匠，顶多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暴躁，他怎么可能反党呢？”

涂作潮得知这一情况后也喟然长叹：“还是周总理了解我！”正是周恩来的这一态度，促使涂作潮写了一封申诉信，并于1963年辗转交到了邓颖超手中。1964年夏，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涂作潮摘掉戴了5年之久的反党分子帽子，恢复了原行政11级的级别和待遇，并被调到北京四机部休养，这一年他61岁。

不管头上有无“帽子”，也不管国家在“困难时期”导致全家吃饭都成问题，涂作潮也没有放弃技术钻研。在全家人只靠他一人工资“搞饭吃”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自费几百元购买零件仪器，在家中研制一种特殊用途的小型手摇发电机。    

5、一场浩劫再受冲击

1967年暮春时节，文革烈火也烧到了涂作潮所在的四机部。涂作潮红军时代的战友、时任四机部部长王诤和副部长刘寅随即被打倒。涂作潮是个享受司局级待遇的赋闲者，本来火烧不到他身上。但是，他对这种“打倒”、“火烧”之类很不理解。这段时间里，他常常清晨来到玉渊潭河边撒网捕鱼，有了收获就叫小儿子胜华送到正在挨批受审的刘鼎、曾三、伍云甫、刘寅等人的家中，“慰劳”这些老战友。这种“逆流”而动，自然是惹火烧身，厄运也很快降临到他头上。

1967年夏，四机部几个专案人员找到他，让他证明：王诤、刘寅当年是红军花大价钱，从国民党张辉瓒部队买过来的。涂作潮听完，压抑已久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放屁！他们是红军买来的？你们有本事问毛主席去！”专案人员悻悻而去。涂作潮余怒未息，愤怒地指着门外，大声对妻子说：“这些人在我们革命时，他们在哪儿呢？现在倒好像他们比谁都革命，谁都想打倒。连打倒朱总司令的大标语都有了，这还有好人吗？”本来已经戒酒的涂作潮，这时又喝上了7分钱一两的廉价烧酒，还时常大口大口抽着闷烟，脾气也大得出奇。

就在涂作潮“撅”走专案人员后没几天，“打倒”、“火烧”他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了他所居住的家属区内外。

当造反派对涂作潮抄家以攫取“黑材料”时，他宁折不弯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手持一根木棍纵身跳上自家的后阳台，扬言谁抓他，他就和谁拼命。其结果可想而知：涂作潮很快就被造反派打倒在地。涂家被抄了8次，涂作潮也8次挨棒打。

1968年4月30日，涂作潮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被关押起来。在那段日子里，“提审”没完没了，他身上老伤未好又添新伤。1969年春，他被放出来，回到全家的“新居”——一间终年不见阳光、阴冷潮湿的小平房。他这才知道，儿子中华被造反派迫害致死。放回的第7天，他就瘫痪了……    

6、一生奋斗安息八宝山

在涂作潮身处逆境的日子里，许多善良的人们，包括素未谋面的乒坛名将孙梅英都向他伸出过救助之手，孔少华、胡庚辰、张希增等名医更是坚持到他家送医送药，使他的病体逐渐好转。

1972年12月11日，一封沉甸甸的挂号信送到涂作潮手中，它发自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信中所附的当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部分人员名单中，赫然列着“涂作潮同志”。望着“同志”这两个亲切的字眼，他自言自语地说：“大家还想得起我来……天快亮了！”

而对于涂作潮来说，“天亮”却在9年后。1982年1月，四机部为涂作潮作出了平反的结论。最令他欣慰的是结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时，在残酷的刑讯中，拒不透露党的机密，拒不提供伤害同志的材料……”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病逝在电子部402医院。1985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逝世的讣告，评价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无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优秀党员”。同时，中组部批示，涂作潮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一室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