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庭杰

他，是一部传奇。

他，是中华民国创建者之一——黄兴的遗腹子。

他，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开创一个更新的时代而奋斗成功迎来光明之际，不幸双目完全失明。从此，他便把自己的大半生，把自己的理想，交给了为千百万盲人带来光明的事业，成功研究出中国盲文，被誉为“中国盲文之父”。

为此，他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

他就是黄乃。

1 传奇采访

无意间，不是采访而成了间断20余年的采访。

笔者作为黄兴镇人，曾为凉塘黄兴故居的恢复和陈列，从家乡背了根大竹笋，上京登门拜访过黄乃同志，也在故居接待过他，不曾想在10年后又和他“接上关系”。1989年，我到北京毛岸青、邵华处工作。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老人和邵华住在一起，以后几年时间里，她也把我当秘书。闲暇时，我会将电话拨通，让这头的“张大姐”、那头的“黄乃同志”十分亲热地聊天。有时，他们一聊就是老半天。从中了解到，他们曾作为中国盲福会的领导，长期合作共事。他们一同出访莫斯科，一道瞻仰列宁墓，一并登上阿芙乐尔巡洋舰，一起访问东欧，一路由“张大姐”讲述沿途所见。通过他们愉快的回忆，也窥见到“张大姐”作为毛主席的亲家母，在外交部想调她任苏欧司司长之际，为什么会由中国银行去了盲福会，当了班子中唯一明眼人的“总干事”的秘密。

原来恰恰是，因为亲家毛泽东！

毛泽东知人善任，因为邵华的生父陈振亚，是个伤残老红军，从亲家母第二次爱情中，看到了张文秋的心性，便启发她：我们出来革命是为了什么？张文秋不假思索：那还不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亲家：对，天底下受苦受难最深的就是盲人，你不为了他们还为谁呢？亲家母便再也没有多说。

志同以道合，矢志而不渝，黄乃不光得到了这两位亲家风范的感染，甚至还得到他们的儿子和女婿毛岸英的鼓励。黄乃总结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日本问题，二是研究盲文，而他尤感自豪的是，这两件事全都得到了毛主席的由衷赞誉。而其第二次，则是因了张文秋的推介。

当然，人们总结，黄乃从小就想着将来要为国为民做点事，而始终不渝，也受着乃父黄兴家训和伟大人格的熏陶。他家客厅，沙发背后是黄兴手迹“笃实”两个大字，面前是父亲名联“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

然而，当笔者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采访黄兴长孙黄伟民时，才对他满叔传奇经历，有一个更为完整的了解。

2  传奇根脉

1916年，袁世凯在孙、黄、蔡等的一致讨伐下，一命呜呼，似乎作为代价，黄、蔡也积劳病故。黄、蔡同为湖南人，同年国葬岳麓山。在次年黄兴悲怆而隆重的葬礼上，四个月的黄乃，作为“背父生”，虽披麻戴孝，却被抱在手上，他的哇哇啼哭，似乎特有一种神秘的辩证和隐喻意义。

还在躁动于母腹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命运多舛的一生。贞良贤淑的廖淡如，深处中年丧夫的大悲大痛，导致早产，黄乃先天不足。刚出生就高烧不退，惊厥，足弓反张。幼时仍文弱，内向。高中时，体育课一次意外，右眼致伤失明。20岁留日期间，参加左派文化活动，被捕入狱，居然当着警署审讯他的敌人，将其搜来的用世界语写的同志住处，捏成纸团藏匿了下来。用黄乃自己的话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负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是从来没有变过的”。延安，他用南瓜、窝头、野菜充饥，在窑洞昏黄的捻子灯下挥毫，成为了党的文艺战士和日本问题专家。1949年进入北京，艰苦紧张工作，又导致左眼视网膜脱落，仍在黑暗世界里求索同人普照的光明。文革，他在干校劳动，一天要摸着剁五六百斤的猪菜，也一样无怨无悔，不改初衷。

正像孟子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这里要特别提到黄乃在延安的成就。他会日语、俄语、英语、世界语；诗词歌赋，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舞跳得很好，同时能吹两支口琴。老同志说，延安当时流传“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 

生活的艰苦，学习和工作的繁重使黄乃惟一一只眼的视力迅速下降，由原来的1200度攀升到1600度。而他却觉得能在一个月内读到从日本来的报纸是多么珍贵，无法顾忌自己的身体和眼睛。后来他还担任延安《解放日报》敌情副刊的主编，笔名傅弥。出自他手中的一篇篇时评无不切合敌我双方的情况。其中一篇《南进不是北进》准确地推断了日军下一步国际战略进攻计划，预测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经事实验证后曾经轰动一时。据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净（野坂参三）说：毛泽东对黄乃的文章是每篇必看。甚至到了延安整风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黄乃如此建树，得益于留学东洋，成就于奔赴延安。而其前提则有赖于家庭的支持。黄兴子女，人人海外留学，个个都有建树。当黄乃把重走父亲之路，前去日本留学之志，告诉母亲和兄长们，立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俗话说，娘疼满崽。母亲虽然舍不得这个出世前即失去父亲的孩子，但首要考虑的是儿子的前途；其次，日本还有一些黄兴的生前好友，再则求学花费与上海相比大抵相当，也就没有反对。赴日，二哥出资陪送；被捕，大哥立马亲去日本找友人相救。长兄当父。去延安前，黄乃虽未尽剖肝胆，但大哥已从小弟不去南京任用的决定中洞明弟之志向，说你愿去哪就去哪，家里能支持就支持。母亲更是未提一句挽留的话，似乎比儿子还要坚强。直到在陪都重庆，黄兴长子黄一欧遇上周恩来。周一句“你有个弟弟在我们那里”，黄一欧这才确知满弟去向。

3 传奇播火

正如黄乃所言，后天失明的人感觉不如先天或从小失明的人敏锐，因而，别说创造盲文，就是学习盲文，黄乃也比别人困难。黄乃是由明眼人步步恶化成为全盲的，因而，对盲人的痛苦体会尤深。同理，他也对毛主席为什么对盲人的痛苦那么深切理解，还将亲家派去筹组中国盲福会感慨尤深。

“我深受失明的痛苦，想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盲人减轻以至解除这种痛苦创造条件。”1950年赴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不果，于是，他便开始了播火者之路。 “学习凸字，会了俄、英、日、世界语四套字字母，中文字母……准备自己创造一套。”

凑巧的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宏愿萌生之际，他还得到一位后来在烈火中永生的同志同样的建议，他就是毛岸英。

归国途中的火车上，黄乃打开带回的盲文写字板、盲文笔和盲文字母表，开始学习小学一年级的功课。从此，凤凰涅槃，新中国盲人事业的领路人诞生了！

在他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火光一样折射出黄乃此时的心情：“我的胸怀更为广大，将我的信念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从最亲近的人处得到冷漠和漠不关心与讥嘲，但我却从毫不相识的人们当中得到最亲切的安慰与同情。这场病，好比一场大劫，我已经超脱，自由自在。今后再没有什么能拦住我，也再没有什么能使我烦恼。我年轻了许多。我痛快地跳舞，放声高歌，我将永远地愉快地活下去。”  

就这样，一个刚刚跌入黑暗，且又刚刚接触盲文的人，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设计出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盲文方案，谁能想到其中的艰难？

周恩来得知后，亲自接见，表示祝贺，并鼓励进一步完善。

毛泽东听了张文秋介绍“五老”之一谢老为首的盲福会的工作，看了她呈上的盲童小学课本，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虽然，当时还只能印单面，课本又大又厚。

“这是根据黄乃同志从国外引进改造的新盲字印刷的。”

“黄乃这个人我知道，我的同乡黄兴先生的公子，他是很有创造性的。”毛泽东高兴地接过盲文课本，看到上面的凸点字，非常好奇。他闭上眼睛，不住地用手触摸，兴趣盎然地说，“我这是第一次见到盲文。就靠这么几个凸点，怎么能组成那么多文字来代表中国汉字呢？”

见毛泽东不大了解，张文秋便简单介绍了六个凸点的变化特点。

毛泽东像个发蒙学生在听老师讲课一般，显得十分认真。听罢，仍有些不解，笑道：“在盲文面前，我也就变成了文盲，一个字也不认识。”

“蒙童”的俏皮话，把“先生”也说笑了。

毛泽东仍很感慨：“中国汉字多得很，也复杂得很。用这六个凸点就能包括全部汉字，这凸点可真是变化无穷啊！黄乃同志能把这种凸点运用到中国来，使盲人有了学文化求进步的机会，这真是给盲人带来的福音。你们这些做盲人工作的同志，都应当向他学习！”

 4  续写传奇

刚刚推广不久，黄乃就发现了这套盲字的缺陷。首先是标调问题，把“旗上大书”读成“骑上大树”，这是黄乃在自己的阅读实践中闹出的笑话，所以创制新盲字，首要解决的就是汉字的声调问题。其次，现行盲字没有妥善解决拼音文字和汉字之间的矛盾。

于是黄乃大胆而决然地否定和颠覆了自己创制的现行盲字，到1975年五一节，一套后来被命名为“汉语双拼盲字方案”的基本设计就显出了雏形，其后不断完善，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试验。黄乃后来说：“为了求得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汉语盲文方案，我经历了长达40年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才最终找到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这个方案巧妙地将国际公认、最便利于盲人摸读的盲文形式同汉语的民族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它最大限度、综合平衡地实现了‘词形清晰、音义准确、少方少点、好学好用’四条设计标准。”上个世纪90年代得到国家有关部委批准开始推广，但推广的力度一直不够，人们先入为主，用黄乃创制的第一套盲字的优点，来阻碍汉语双拼盲文的普及。黄乃自己可以放弃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能放弃呢？试验新盲文，教师要从头学习，教材要重新编写，再加上试验周期长，不但要花费不少资金，而且困难不少。不久有的学校停止了试验，同时，国家文字改革委员对这套方案也有不同意见。当试验正面临着停止之时，黄乃亲自找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盲文的试验终于在胡乔木亲自干预下得以继续。

黄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媒体上陆续发表《请允许盲字改革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别再让我们后代盲人“猜谜”了》、《把我国的拼音盲字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走中国特色的盲文发展之路》等等旗帜鲜明的文章，彻底颠覆自己1953年创制的现行盲文。

想当年，黄乃为“汉语双拼盲文”受到的阻力而苦恼，万家团圆庆佳节的时刻，还奋笔上书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写道：“文改会把非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汉语双拼盲字》视为‘异端’，有人竟解释为违法和违背国家方针的，喊叫盲字改革的方向是‘汉语拼音化’，其实，他们忘记了盲字改革的目的应为提高其使用价值，提倡其社会效能。这种明盲不分，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实在有损于盲人利益……我也进入了晚年，还有点冠心病，如不能在有生之年为我国盲文奠定坚实的基础，有愧于前辈对我的期望，有负于广大盲人群众之重托，死不瞑目！”

《盲人月刊》主编朱淑英说，论地位，在盲文界没有谁在黄乃之上了，即使坐吃老本，黄乃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他为了捍卫“汉语双拼盲文”的科学性，依旧在不遗余力地拼搏。他是一个有学者风范的工作者，在这个领域，非常难得。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盲文之父”。

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中国盲文出版社社长李伟洪激动地说：因为黄乃发明了盲文，“所以才有了中国盲文出版社。一个出版社使用一个人创制的文字，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黄乃创制的两种文字都在使用，每年出版近300种盲文书籍，建社60年来，出版几千种盲文教材、读物……”

 5  传奇离世

今年3月下旬的一天，笔者和黄伟民聊起他的黄乃满叔。他回忆，改革开放之初，满叔飞抵日本，与任立法委员的台湾大姑相见，也开两岸关系先河。他还关注台湾盲文发展。去世前几个月，黄伟民去欧洲，经过北京住在满叔家，午夜听见他摸摸索索起床，黑暗中不知干了些什么，第二天便问安琳满婶。满婶说，他历来都是这样，想到什么，生怕忘记，立马解决。笔者也清楚记得，晚年与他通话，每每都要介绍他的新方案。

黄乃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是享受此项殊荣的惟一的一个残疾人。他使近1000万中国的盲人重有了明亮的“眼睛”。

2004年1月30日，黄乃走完了他整整88岁的人生。那天，有人打电话告诉他，他创造的盲文被称为世界最好的文字。老人过于激动，脑血管爆裂。

为了理想，因之而狂，终之以死。情之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