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凡

习近平同志日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学习讲话，我想到了《湖南九章》，它是由湖南大学文学院倡议，携手红网，通过广大网友和专家投票评选出来的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湖南、代表湖湘文化、适合现代读者阅读的九篇经典美文。它们不只是湖湘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高尔基有句名言：“文学即人学”。从古至今，无论“缘情”，还是“言志”，离开了人便没有文学。文学，是人在审美的意义上对于自身与外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再现和表现。它牵涉到人的哲学本质，即人的三重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存在产生生存困境，为了摆脱这些困境，净化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人们需要文学以满足其精神寄托和精神追求，获得精神皈依的启示。所以，我们视文学与艺术为“心灵的家园”。

自古以来，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往往具有更鲜明的人文色彩，更深刻的家国情怀和更强烈的理性精神，即在丰富多彩的感性的、意象的审美表现之中，蕴含着关于人性人情、人生价值、苍生命运、社会进步和民族繁荣发展，乃至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等种种问题的叩问、求索、思考和认识。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它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是一切经典美文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

回头看《湖南九章》，它们究竟蕴含着哪些重要的思想文化信息乃至哲学的“密码”呢？它们能给今天的读者以什么样的精神滋养呢？我看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进行探索：

 一、怎样看待和处理好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摇篮的关系。

贾谊《鹏鸟赋》的宏大命题，就是立足于身遭贬谪的现实人生，对穷通、祸福、命运、生死问题的一种理性思考。他用道家祸福相依、齐生死、等荣辱的“二元论”哲学观来自我宽解，提出了“小智自私”、“达人大观”的观点，强调人生在世贵在乐天知命，不为物欲所累，自然也用不着为猫头鹰闯入室内这等芥蒂小事而忧心忡忡。有学者认为，这篇赋“开启了此后湖湘文化建构过程中的理性之门”，是不无道理的。

锦绣山河，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私馈赠。北宋书画大家米芾的《潇湘八景图诗序》，把原作（八景图为宋迪所绘）富于天趣的自然景观，与自己览景会心的人文情怀融为一体，诗解画意，序明诗旨，诗序对“洞庭南来，浩淼沉碧，叠嶂层岩，锦衍千里”的潇湘风光，表示由衷的赞美。它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和三湘人民对这片神奇、美丽土地的无限热爱和自豪。今天，我们要建设“美丽中国”、“美丽湖南”，仍然需要这种沉潜自然、亲和自然、关爱自然的人文情怀。

二、怎样看待和处理好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忠诚于爱情，是中外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屈原的《湘君》取材于上古舜帝及其二位妃子哀艳动人的爱情传说，真切地描写和歌咏了湘夫人对湘君临风企盼、久候不至、怨慕交加的复杂感情：“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意指吹奏舜帝所造的一种排箫）兮谁思？”声情并茂地演绎了一幕悱恻缠绵的千古爱情悲剧。它讴歌了湖南人——特别是湘女对爱情的忠贞不二。这种美好感情，正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和确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象征。

理学大师周敦颐的《爱莲说》，则将性理之学的精神注入对人的品格修养和要求之中。他用菊、牡丹、莲三种花比拟三种人，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君子”的标杆。它告诉人们，面对物欲的诱惑，应当像莲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始终保持“灵魂”的纯洁性。这是中国士大夫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同样，王船山的《船山记》，也是一篇以山——顽石自喻，抒发自己特立独行，甘于清贫寂寞的高尚情怀的美文。“船山者即吾山也，奚为而不可也！”“吾终于此而已矣。”朴实刚顽、默默无闻的石船山，正是这位先哲的化身，他那种坚守节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硬骨头精神，为湖南人的文化性格做了最好的注释。

 三、怎样看待和处理好“小我”与“大我”（国家、民族、人民、阶级、集团……）之间的关系。

人活着，怀抱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如何由修身、齐家进而做到治国、平天下，这是先哲前贤所思考和践行的一个更重要的精神追求问题。由于作者处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因而他们对这个问题就有着不同的体验和认识，并得出不同的答案。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既是寓言，也可看作一篇很有美感的古代小说。作品出色地描绘了山水景物之美，人情风俗之淳，而所有这些，都是作家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外化的产物，正如梁启超所言，他描写的是一个“东方的乌托邦”。这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无君臣、无赋税、无伤乱的“小国寡民”式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却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曲折反映和批判，寄寓着作家不满现实政治，希望看到一种“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一篇意高旨远、具有巨大感染力的千古雄文。它将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熔于一炉，通过人们对洞庭景色的不同观感，在鲜明对比中，表达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恬淡人生观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伟抱负。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把它奉为终身“座右铭！”

到了近代和现代，文化精英和革命先驱们对社会政治问题和自身使命的思考，就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杨度于1903年留学东京时写的《湖南少年歌》，歌颂了自屈、贾以来湖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迎难而进的无畏精神，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将近代湖湘儿女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有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在广大爱国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激励、鼓舞作用。到1925年，毛泽东的杰作《沁园春·长沙》，更抒发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青年毛泽东“改选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旧地重游，独立寒秋，任江风吹动满头长发，他纵览长沙的壮丽秋光，回忆学生时代的峥嵘岁月，预见到工农革命运动必将蓬勃兴起，不禁豪情满怀，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叩问，表达了中国的命运要由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自己做主的伟大理想和坚强信念。

总之，“文以载道”，像《湖南九章》这样的经典美文，传承的正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体系中一些重要的乃至重大的命题。它们是历史的文献，但始终无法割断与当代人的精神联系，人们总是能从其中看到自己心灵的影子，找到共振共鸣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交汇点。因此，我们需要准确、深刻地把握而又力求通俗地解读“九章”中蕴含的思想文化信息和哲学的“密码”，继承和发扬其中所体现的中华文化——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精神，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成分，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