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0岁时，家住长沙县江背镇的彭国梁，帮父亲推板车，拖了一车的稻草，一路走到了长沙黄泥街。

6月3日，彭国梁在他的新书《民国名人在长沙》读书分享会上回忆起这个场景，念叨起黄泥街：“这是老长沙飘书香的地方。我后来在长沙一辈子写书出书，而且都是和长沙历史文化有关的书，是不是也和第一次来长沙就到了黄泥街有关呢？我搞不清。我只晓得现在我的胡子里都有长沙的味道。”

袁野没有胡子，还是青春逼格的小鲜肉，自称“生是长沙人死是长沙鬼”。他的新书《那些年华教我的事》，以自我为原型，写的是一位湘雅医学院学生成为新东方英语老师的逆袭史。诸如“动物活体实验”“从女尸体内取出胎儿”等新奇甚至惊悚的医学院实习经历，都透着越策越开心的长沙味儿。

一个慢慢从故纸堆里为长沙“淘宝”“讲古”，有点旧式文人派头；一个热爱美剧、网络游戏，推崇“从物质中解放自我，回归本身，追求快乐”。两人虽是殊途，却都在长沙城里用文字韵到了味。他们和长沙的故事，若干年后，会不会也被人“淘”出来晒一晒呢？

803路

长沙公交车

袁野

有朋友问我：写一本书需要什么。

我说：需要一趟有趣的公交车。

作为一个资深Changshanese，在地铁尚未开通，优步还没诞生，的士过于昂贵的年代，公交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9路，11路，202路，立珊专线……在老长沙们的耳朵里绝不是数字，而意味着上班，购物，回家，或者每周都会去拜访的一位老友。随便拉着个长沙人问路，他会滔滔不绝地给你介绍三种以上的公交路线，旁边素不相识的老口子也会唾沫星横飞地加入到底坐哪趟车更好的辩论。

我常坐803路。48站，绕城一周，新开铺，浦沅，黄土岭，侯家塘，白沙井，司门口，中山亭，烈士公园……每站都有故事，许多被我写进了书中。

第16站 定王台

相传“汉景帝子定王发分藩长沙，筑台望母……”如今的“定王台”和“马栏山”一样，乃长沙娱乐文化之名片。定王台出产两种商品，书和碟，它们滋养了我的事业。学医的改行教英语，导师不是韩梅梅，而是好莱坞大片。购碟亦有学问，土豪可选原版碟，小资就买打口碟（国外正版CD，作为废旧塑料销至中国。碟片上打有一个小破口，但不影响音质和画面），我等屌丝更爱压缩碟。课余，爱买书，看书，写书。家中的五千余本藏书，是十几年一本本从定王台给淘回来的。只可惜网购如同亚马逊的洪流，冲得实体店七零八落。几家大型书店，或是靠政府补贴，或是跨界卖起了咖啡。我也再难体会每月发薪日，冲到定王台挥霍掉一半工资的豪迈了。

第19站 贾谊故居

古香古色的文豪故里，与灯红酒绿的KTV为邻。这种布置，或许正体现了长沙的特色。极端的冷也极端的热，极端的朴实也极端的浮华——满街的保时捷、香奈儿，也可能让人错把五一路当成Fifth Avenue；极端的热闹亦极端的安静——乐和城，坡子街，魅力四射……长沙人崇尚的是娱乐至上，但不经意间，你也会偶遇这个城市的清幽和深沉。我家旁边有个文化公园，面积不大，然而有着苏州园林的匠心设计；形如缎带，几公里长，却只有几百米宽，且刚好坐落在长沙中轴线上。公园地处远郊，人迹罕至，我便把她当作了我的私家花园。清晨骑着黄色的小单车，带上几本书，一支笔，一呆就是一整天。可以坐在蔷薇花丛旁的木凳上，或是长满荷叶的池塘边，阳光太刺眼就躲进原木小凉亭，看书，写书。无聊了还可以在草地上打个滚，爬爬树，看蚂蚁打架。反正，没人见到。

第21站 长沙轮渡

这里，长沙引以为傲的“山、水、洲、城”，尽收眼底。一边是如画的湘江和橘子洲，一边则有许多条歪歪扭扭的小巷子，带着自己故事，汇入这摩登时代。有一条巷子我走了12年，每天上学放学要走4遍，我却从不知道巷名。巷子极窄，感觉姚明伸开双臂就能触碰两边。巷子里有许多有趣的老人。有位老娭毑无论寒暑易节，整天都会坐在街口讷讷自语，说她痴，她却认得所有街坊；说她不痴，她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唠叨着儿时的故事。另一位老嗲嗲，30平方米的小破房被他塞满了各种捡来的废品，有些还舍不得卖掉。嗲嗲穷，却很会享受人生。傍晚从菜市场弄点卖剩下的肉皮或是鱼虾，放上许多辣椒，许多猪油，炒上一碗，配上三两散酒，坐在街边，一吃就是一两个钟头。如今，老人们大都作古，不知他们的在天之灵知道自己在我的书中留下了一丝影像，是否会会心一笑？

或许，人的一生就像一趟公交之旅，只愿：有座位，不堵车，沿途有风景，还能遇上几个聊得来的旅伴，一路平安。（作者系博凡教育创始人，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长沙，我固执地偏爱着

彭国梁

6月3日晚，《民国名人在长沙》一书的分享会在长沙建湘路的止间书店举行，作为该书的作者，我自然要对此书作些介绍，我为什么会对长沙的地域文化这么感兴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长沙这个城市，我得说出一点道道来。

确实，我爱长沙，爱得有些没有道理，不讲逻辑，甚至可以说是固执地偏爱着。究其原因，可能还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一个十足的乡里人，老家是距长沙城约五十公里的东边乡里江背。我五六岁的时候，一直住在外婆家。我记得当时玩的小伙伴里，有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是城里来的，我就特别喜欢和她玩。她穿什么都好看。她还把我的头发梳成辫子，我至今还记得，那是在外婆家屋后的竹山里。从那时开始，城里，或者说长沙，这两个词对我而言，就意味着神秘，我向往，我好奇。我何时能到长沙城里去看看呢？

我一直在盼望着，盼望着有一个机会能去长沙看看。这一盼便是好多年。好像是十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和一个叫亮山的叔叔说要拖稻草到长沙去。我一听，机会来了，便和亮山叔叔的女儿顺英商量，说我们也要去，保证不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去推板车。开始没获批准，后来我们说尽了好话，总算成行。长话短说，反正那次我是跟在父亲的板车后面，从浏阳的九鸡洞，经过跃龙、江背、株桥、永安、黄花、东屯渡、五里牌……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到长沙的。我记得那稻草是送到长沙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那亲戚住在长沙的黄泥街。长沙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黄泥街是神秘的，我兴奋莫名。我一点都不知道累。回家的时候，父亲让我躺在板车上。我的身上盖着草，草上盖着霜，霜上是梦和月光……

第二次进城，估计是1972年或是1973年了，我在江背中学读高中。我们的化学老师毕业于长沙师范，长沙来的，比我只大几岁，名叫彭明凯。他是著名的词学家彭靖的公子。我和他关系很好，经常躲在他的宿舍里抽烟。有一次，他说带我到城里去，城里就是长沙的代称。我一听，又是异常兴奋。我记得他家住在北正街。他们姊妹有七八个，最小的妹妹叫八妹子。我记得他们玩游戏，输了的要背化学元素周期表，什么一价氧钡镁，钙铔铁硫酸铜，硝酸盐酸铀，还有什么氯酸氢氧根……也许记错了，反正他们背得很顺溜，让我在一边羡慕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电影也是彭老师带我去的，在银宫电影院。在电影开映前，我和他还偷偷地吸了几口烟。

第三次是我和一个叫汪建科的同学，骑着单车，从江背到长沙，整整一天，在大街小巷中胡乱地穿梭。我记得那天回家的时候，差不多快半夜了。

这之后呢，我读大学、参加工作，然后从零陵冷水滩调到长沙县文化馆，再调到长沙市广播电视局，再调到长沙市文联至今。我是1986年进入长沙广电的，至今，我在长沙这个城市已整整工作和生活了30年，似乎也可以称得是一个老长沙了。在此，我不得不由衷地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恩师杨里昂老师。也许是机缘巧合吧，1976年，我因一篇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天津快板发表在杨老师主编的《长沙文艺》上，从而相识。是杨老师，写着纸条，告诉我如何去住旅社，我第一次住的旅社便是建湘南路旁的湖南旅社，好大的房子里住着好多的陌生人；是杨老师给我提供机会，让我在位于望麓园的《新创作》杂志实习；是杨老师，让我第一次参加笔会，那次去的地方是望城县的黄金乡；还是杨老师帮忙，让我从冷水滩调到长沙县文化馆，再调到长沙广电，再调到长沙市文联……大恩不言谢。杨老师于我：亦师亦父亦友也。

我喜欢长沙，我固执地偏爱着长沙，与我从小就对城市文明的好奇与向往有关，与杨里昂老师对我的培养、关怀与照顾有关，更与我想在这个城市生根、开花、结果有关。我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城市来的。我是一条街一条街慢慢熟悉这个城市的。我习惯这个城市的民情风俗，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与生活琐碎，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我一个放大了的家。我曾经单身着的时候写过这么几句话：大街上有我的厨房，宾馆里有我的茅房，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天地，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天堂。我固执地偏爱着这个城市，自然也就想探秘她的过去。于是，有了我的《长沙沙水水无沙》，有了我和杨里昂老师合著的《消逝的长沙风景》，有了我和杨里昂、陈先枢二位老师合编的《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民国报刊上的长沙》等等，当然，也有了现在这本我颇为满意的著作《民国名人在长沙》。

我还会继续探秘下去的，因为长沙有着太多的宝藏。为什么我的胡子有着长沙的味道，因为我对长沙充满深情。

（作者系作家、画家。《民国名人在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生是长沙人，死是长沙鬼

袁野

高考结束，怀着期待的心，我填报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以医学生的身份走进湘雅的那一天。

那是初秋的一个早晨，我收拾好行囊，准备离开生活了18年的家。尽管心中恋恋不舍，但，翅膀长硬的小鹰会离巢高飞，牙齿长硬的小狮会独自狩猎。总会有远离父母一个人闯天下的时刻！我背上行囊，爸妈把我送到楼下。我对他们说：“就送到这儿，你们回去吧。”

我怕看到他们哭，更怕他们看到我哭；我毅然转身，迈步走向远在3000米外的未来五年的大学生涯。老妈在背后喊我：“晚饭红烧肉里面是放土豆还是放蘑菇？”我头也不回：“土豆。”

等等！你是不是写错数字了？“3000米外”？是“3000千米”吧？还有，你老妈做红烧肉放土豆还是蘑菇，干吗要请示你？ OK，我坦白：湘雅医学院离我家就3000米，步行半小时，单车一刻钟，的士五分钟。要老妈放土豆是因为我会回来吃晚饭，我喜欢吃土豆。

有个哥们，高考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黑龙江的学校，第二志愿填的是海南的学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填，他咬牙切齿地说：“离我爸妈越远越好！”也难怪他，高三的时候，他老妈时不时会偷偷地溜进学校，站在教室外隔着玻璃看他是不是在认真听课。后来班主任都看不下去了，给他妈下达了“隔离令”。估计此君今后的遗嘱上会写着：“葬我高山之巅，深海之渊，切勿埋于父母身边。”

我和他是反的，第一志愿是湘雅，第二志愿是湘雅，第三志愿，必须填个三本，我填了长沙大学——总之，生是长沙人，死是长沙鬼。

时间还早，坐公交吧。晃荡了几站路，下车，到了。背着不怎么沉重的行囊（报到证、户口本、一个本子、一支笔、一瓶水），走入来过无数次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的湘雅，根本没有成为大学生的感觉。正在我感叹难道大学生涯将会是电影续集《中学II》的时候，一个提着行李看上去还挺清秀的女孩子走过来问我：“请问第二寝室楼在哪里？”

我心中一喜，觉得这可能是大学的第一次艳遇，滔滔不绝地用长沙话给她指了半分钟路，她突然怯生生地打断我：“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这才第一次有了“大学生”的感觉！大学的同学不是楼下的小胖，隔壁的花花，住在800米远另外一栋楼的每天上学路过他家楼下大喊一声“还没起床啊，要迟到了”然后见他口中叼着个包子衣冠不整匆匆出门一起去上学的大毛，而是来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各个角落的有志青年。

看那女孩的表情，恐怕是被我的长沙话给吓了一跳。湘方言素以生硬著称，加上湖南人泼辣火爆的性格，小情人恋爱的甜言蜜语听上去也像在吵架。从前到北京旅游，在天坛公园见到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拿着半米长的大毛笔沾着清水在地上写字。我和同学一边拍照，一边用长沙话赞赏。老者突然回头瞪眼。我赶忙用普通话解释，说自己是“长沙人”。老者微笑点头：“长沙，革命的摇篮啊。”

（《那些年华教我的事》 袁野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