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兴水,利在千秋。
“水利事业事关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改革开放40年了,池州复建也30年了,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池州水利事业发展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池州行署水电局局长包西枝感慨地说。
池州区位独特,长江岸线长,境内水系丰富,河网密布。在包西枝看来,历史上池州的农田基本水利设施非常薄弱,抗灾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旱涝频繁交替,可以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碰到水灾,一片汪洋,农民田地被淹;遇到旱灾,河底朝天,百姓流离失所。解放后,尽管当时经济条件有限,池州积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兴修活动,努力补齐防灾减灾和民生水利设施短板,但是还有一定差距。
包西枝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池州人,1978年任贵池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农村工作,1994年开始到池州行署水电局任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池州近400座水库有65%是病险水库,160多公里的长江大堤全部不达标。只要24小时连续降雨150毫米以上,圩区就会普遍遭大灾。
众所周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治水工作。包西枝说,地区复建以后,地委行署加快水利建设步伐,着力加快水利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当时,我们治水方针就是“挡得住、排的出、灌的上”,将水利与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项目是水利事业发展的核动力。当时,池州行署水电局坚持把项目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局主要负责人每个月要拿出三分之二的时间跑项目,局班子成员每周要研究一次项目工作,分管负责人和业务科室每周至少要向省市对口部门咨询一次项目信息。“池州的很多水利项目都是谋划出来的,靠双腿跑出来的。”包西枝感慨地说。当时池州财政非常困难,水利建设投入极少。98年以前,中央政策是保重点、保大圩口,资金项目向重点区域、重点圩口倾斜。比如铜马大堤保护上千万亩耕地,我们最大的乌沙大圩才保护18万亩耕地,“我们这里的圩口小、设施差,想讨钱比登天都难!”
“国家对水利真正的大规模投入是在98抗洪后,连续几年发行国债,从国债拿了一大块,用于长江的堤防建设、水库的除险加固。短短几年的投入,超过了解放以后到1998年期间的全部防洪投入。所以,现在见到的很多重大防洪工程是1998年以后建设的。”包西枝说。
包西枝回忆说,1998年,池州地区先后遭受“6·26”“7·22”“8·6”三次特大暴雨袭击。其中“6·26”暴雨过程量最大达400多毫米,境内秋浦河、尧渡河、龙泉河发生超历史记录的大洪水,黄湓河、九华河等河流同时发生大洪水。秋浦河水文站实测最高洪水位28.17米,比54年洪水位高出3米多,龙泉河流域上的大板水库水位上涨5.67米,溢洪深达2.3米,最高库水位达66.90米,为建库以来最高水位。尧渡河东至水文站26日洪峰水位24.53米,高出历史记录值0.52米。超历史的特大洪水使得水库沿河两岸大批水利工程严重受损毁坏。
“当时升金湖周边的村庄,许多农户家房屋顶都被淹掉了,可见受灾之严重。”包西枝说,我是1998年池州抗洪的参与者和组织者,1998年抗洪,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严防死守”。在当时堤防标准与安全性无法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只有依靠人力优势死保堤防安全,最大限度地发挥河道、湖泊行洪与蓄水能力,以尽可能减少水淹面积,减少水灾损失。
选择“严防死守”的根本原因,还是水利设施的薄弱。98年的暴雨洪水使池州桥涵、山塘等小型水利工程1200多处被毁,全区水利工程水毁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万元。包西枝说,1998年抗洪,从6月初到国庆节,他基本上周末都没有休息,除了开会就是到防汛抗灾第一线,地委行署把他称为池州的“活地图”,比如7月份石台章田水库出现险情后,他组织带领技术人员干了半个多月,才彻底脱险。
“98”洪灾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到池州视察灾情,看到黄湓圩湖堤溃破,村民家园被毁,住进安扎在江堤上的救灾帐篷里,感慨“老百姓连年遭灾,真是民穷财尽啊!”。很快,中央作出治理大江大河重大决策,池州水利建设也迎来了重要机遇,仅池州长江段便拨款十几个亿。包西枝回忆说,当时我们请来省水利设计院几十位专家坐镇池州3个月,专题开展水利基础设施设计规划。此外,得益于移民建镇工程的实施,我们争取了几十亿资金在张溪、香隅、梅龙、唐田等地陆续开展移民建镇工程,主要由水利部门规划,城建部门组织实施,仅升金湖周围就有几百户老百姓享受到了移民建镇的好政策,很多地势低洼地段的农户都喜迁新居,镇街盖起了一排排新房,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进入新世纪后,池州在治水思路上更加强调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防洪战略,形成更加现代的治水思路。包西枝说,这些年来,池州水利建设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这是历届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的结果,也是部门努力、全市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在包西枝看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快速发展,对水利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加快水利发展,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已成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最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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