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原则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由此学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习、讨论。比如，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周立群指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系统性体系构建关键在于进行科学的理论抽象和建立有内在联系的范畴体系。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理论的清醒是最大的清醒，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发展完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本源出发，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理论思考，以期有所启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意

任何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活动过程，必然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活动本身，是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源。要注重研究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进规律。

（一）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领域

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生产过程都涉及人和人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着重是研究人与物关系背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论》一开始就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最普遍的现象，从庞大的商品堆积出发，剖析商品两重性到劳动两重性，发现商品价值背后是人们的劳动，商品生产交换背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要以价值为基础，遵循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基于这两个重要理论，阐释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人和人的经济关系受什么规律支配，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分析特定生产方式的制度结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既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说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经济制度体系。马克思关心的是经济制度，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制度决定人们行为活动的规则、规矩，人们生产生活都受各种制度激励和约束，制度规则体系影响人们一切选择、决策与行动。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都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态、特定的经济制度结构，没有制度体系就很难有人类共同劳动和分工合作生产，就很难把握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差异

社会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接的研究对象，是把制度作为研究的对象领域的具体化，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决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三个具体重大差异。

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交换制度、分配制度以及总的制度结构体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分工、经济交往和资源配置范围，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这些本质上是人们劳动创造的，是大规模雇佣劳动即无产阶级创造的，是人类社会分工协作的联合劳动的共同成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这些社会生产力、这么庞大的商品、财富却仿佛是资本带来的，是资本、商品本身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易形成劳动异化，工人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产生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西方政治经济学过度注重研究财富生产、要素配置，见物不见人。有意无意掩盖了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掩盖了产业工人或无产阶级是社会财富的真正生产者、创造者，把资本作为驱动生产的根本要素，资产阶级视为引领带动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不是永恒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是从封建社会经济关系演进发展的，不是一尘不变的，还要朝着更高形态演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资本主义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超越以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更适合生产力发展。但随着生产力发展，这种经济制度也要被新的更高形态的经济制度所取代。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社会自然秩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一直被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所传承尤其是被哈耶克所发展，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进一步深化将资本主义的这种秩序称为“拓展秩序”。法国重农学派代表魁奈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源于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秩序。尽管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矛盾和问题，他们认为这些矛盾和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可以自然而然解决。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是自然秩序，是永恒的。

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西方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资源配置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济学来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来自亚当·斯密等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是，马克思继承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紧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发展、变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结构及其运行表现。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而来，但他们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用主观效用价值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为对象取代对生产关系与制度结构的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或是研究单个市场的供给、需求、价格以及供求与价格弹性，分析边际效用、边际生产率、边际利润等变化；或者分析总需求、总供给、工资、利润、利率、价格总水平、货币供应量等变化以及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等杠杆效应。西方主流经济学专注分析微观和宏观经济变量，研究影响变量变化的因素或参数，强调用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数量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传承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进行了超越，尤其是从制度深处揭示社会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这对于偏重于技术层面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无法企及的。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主线长时间偏离生产关系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理论，而实际上我们长期偏离研究生产关系这条主线，不去研究制度层面的问题，却专注于西方经济学那种技术操作层面的研究。这是本末倒置。

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先天不足。我们初始的经济制度，虽立足中国实际有探索有创新，但主要是学习苏联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新中国建立以后，打碎旧世界不容易，创建新中国更难。建立什么样的新经济制度，怎样建立新经济制度，不可能凭空想象，马克思也没有对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经济制度作出科学系统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虽在苏区通过《井冈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以及抗战时期用“减租减息”等方法进行了有限的经济制度改革的尝试，在延安时期也对经济建设与制度创新进行可贵的探索，但这些毕竟是为革命和战争服务的经济制度，而且也不是全国性经济制度，对取得全国政权后，仅可作某些借鉴，不具有普遍意义。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没有政治、经济的治理经验，先天不足。我们看得见且实践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有苏联模式，最早可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本身缺乏自身特点，完整性、科学性是明显不够的。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探索经济制度改革之路，理论和实践准备不足。改革之初，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的分析、研究和认识都不足。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没有真正找到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没有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和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前30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保障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当长时期导致商品普遍短缺与国民经济周期性大的波动震荡。改革就是要改变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但是如何改，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系统完整的经济理论指导。我们曾学习研究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习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但仅此还不可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步一步闯出来、试出来的。尽管最初出现了许多争论，如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等争论，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基本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超大国家经济发展奇迹。但是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却滞后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理论滞后是客观现实。

三是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学理论主要侧重研究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财政金融学等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迅速成为最热门的学科，西方经济学以其理论体系完整、学科学派齐全、研究领域广泛而成为畅行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1992年以后，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弱化了，研究市场机制和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大为盛行。我们的经济学更多研究协调经济运行，发展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很少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体系发展的变化及其规律。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中国崛起的速度都出乎世人预料。因此，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更需要从理论上讲清楚要建立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需要完善我们的经济制度体系，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目前中国经济学理论最大的短板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滞后。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本意，聚焦生产关系，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根本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政治经济学要有明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原则，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以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原则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紧扣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核心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根本导向，构建符合国情与实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要求

不同的经济制度体系，有不同的行为规则体系，最基础最深层的是人们普遍坚守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原则的共识。任何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都有思想意识形态认同和价值共识的支撑，这些认同和共识，决定人们对某种制度规则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对与错的认知判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或制度结构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制度体系构建与制度功能的评价极其重要。

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之前，先写了《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价值观的基础，是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代封建经济制度内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重要依据，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产生与发展。斯密认为人类社会道德基础，是利己心和为他人的人类本性。社会人真的利己必然

损人，能为他人创造更大价值，反过来自己更受益。正是这种人人为自己利益的努力，推动了资本主义有分工协作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合作信任关系和市场交换秩序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当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在变，人们对制度背后深层次的思想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的认知、理解、解释也在变。思想和价值观的变化，对制度变革始终具有趋势性方向性决定性影响。中国长期以来的制度，很大程度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伦理观影响。我们讲的很多思想意识形态、观念、原则，本身就是制度的核心规则、行为的基本准则。观察任何国家的制度，不仅要客观分析其制度结构与体系，而且要明白人们都从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和视角评价制度优劣好坏。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分析，指出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背后不道德的实际状况。他写《资本论》首先是对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道德情感，因为资本主义异化了人。少数资本家获得充分自由发展、享有过去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权利，而大多数无产者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权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应该使“各种关系适应于‘人的全面’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基础，仍然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全面的，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本身发展，这种经济制度关系也必然失去普遍认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基础。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出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财富创造者在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下片面地单调地畸形发展，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财富在一极积累与贫困在另一极积累等。这种生产力大发展没有促进每个人全面自由充分发展，财富大规模创造也没有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马克思认为，这不是生产方式的问题，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不是物质生产能力的问题，是生产、交换、分配制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必须改变，未来社会经济制度必然建立在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念基础上。要创新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

（二）人的能力是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键性要素

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都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经济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决定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主要特征，区分不同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差异，是关键性生产要素不同。

首先，人类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不同的关键性要素对制度特征有决定性影响。最早的原始社会形态中，部落共同体内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受人本身自然特性主要是性别、年龄、身体强弱等决定。这个时期，人类刚刚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成为来自自然又不同于自然界万物的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本身发展，尤其是劳动工具的制造和进步以及劳动组织形式更有效率，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增多，原始社会部落间开疆扩土的战争不断，原始社会逐渐解体，战败部落的人变为战胜部落的奴隶。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如何组织分工协作生产和相互交换，由奴隶主贵族即自由人群体决定，奴隶只是会说话的生产工具。少数拥有土地、财富包括奴隶的自由人的民主政治，对多数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的专制暴力，是奴隶社会制度的典型特征。到了封建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形态，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领主、地主是统治阶级，是封建皇权的阶级基础。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仅有难以维持生计的小块土地，他们必须依附地主的土地，但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是资本主导、受资本驱使，工人只能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虽然自由得一无所有，但较之奴隶社会（奴隶）、封建社会（农奴）等，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劳动力所有权并有了独立的人身权利。这种独立的人身权利和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个人权利，使得人类近代追求的平等、自由，第一次在形式上成为可能。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驱动发展的经济制度，仍有其难以改变的时代和历史局限性。从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演进看，以资本这个决定性要素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自由与平等，仍然是不平等的，阻碍了广大劳动者全面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财富在一极积累和贫困在另一极积累（虽然贫困线不断提高）。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证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收入不平等在一个时期减少后紧接着在另一个时期有所增加，比如美国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甚至超过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水平。有数据显示，美国处于收入最顶端的0.1%人口，现在拥有的财富量首次与收入处于低端的90%的人相同，他们分别占国民财富的22%和22.8%。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最低端的90%人口拥有的财富，仍占美国财富总量1/3以上。因此必须冲破资本这一外在价值形态、冲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每个人的知识、能力、贡献、创造为依托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才能保障社会经济公平公正，解放生产力、解放人。马克思曾经设想，取代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新经济制度依然存在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默认

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决定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内在结构的，主要是人们的能力差异，不是人类社会人本身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个人能力取代私人资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所在。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充分尊重人的才能、高度发挥人的能力的社会，它超越奴隶社会的暴力经济、封建社会的权力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经济制度，是更加有利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的经济制度，是促进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凭能力发展、凭本事吃饭的社会，应该是迄今为止对人们来讲最为公平合理的经济社会形态，是比以往社会都要更好的经济制度。

再次，中国政治社会制度中一直具有任人唯贤、尚贤重才的文化意识形态传统。中国文化不像欧洲，可以宗教信仰界定，如基督教世界，或者同东南亚、中东一样，是某种信仰的世界。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有多元空间并存，没有一神教的排他性，也没有婆罗门/印度教的种姓阶级隔裂。中国自秦汉以来虽有皇权统治，但人民并无贵贱等级阶级之分。一般百姓都是编户齐民，统治阶级中的文官，大都凭其知识、能力进入精英阶层，并且不能世袭。千百年来穷人只要认真勤奋读书学习，也能中状元升高官。历朝历代都有唯才是举、荐贤举能的传统，百姓拥护支持并信任好官。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与责任担当，并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格纪律约束和中国儒家思想严谨的道德标准约束。许多领导也都是一级一级升上去的，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实践中凭本事干出来的。中国老百姓看不起不敢担当作为、不愿为民服务的干部，但打心底佩服那些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使然。因此，中国制度规则与西方制度规则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中国制度要保证用贤能之人，让有才能有本事的人当领导，百姓就赞成、认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应是默认个人能力为天然特权的经济制度，这同中国文化伦理观念的任人唯贤、尚贤重才不谋而合、相当契合。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发展变化的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我们适应国情实际，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如何建立完善这样的经济制度，以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说到底，要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根本原则导向，研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高的经济制度体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第一，任何国家的制度体系，都在根本上受该国历史形成的共同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影响。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相信的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秩序准则，本身就是该国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要义和基本规则。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家，制度合适不合适、好不好，取决于大多数百姓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制度实施，只有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道德伦理观念认同、人民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一致，才能使制度性交易成本低、稀缺资源配置实际效果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体人民谋幸福。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它一切制度，就是要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利益最大化、人民共同福祉不断改善。一切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导向。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围绕发展为第一要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让所有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逐步走向富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不断充分全面发展，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行，不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不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放松经济发展，有时候也超越国情搞大跃进、大发展，但抓发展是制度主线总体没有变。以优先发展生产力为目标，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施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治理体系。尽管70多年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经验有教训，但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进步、水平提升总体上很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40年近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稳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四分之一。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制度变革旨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持续发展，经济制度体系适应国情实际，就能够创造增长奇迹、促进持续发展。下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完善经济制度体系，还是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放在重中之重。

第三，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准确认识人民利益的内涵、本质和特征，注重把握好人民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具体利益的关系。经济制度说到底是协调人们经济利益关系，引导人们经济行为选择和决策的一系列规则规矩的总和。政治经济学说到底就是研究人与人生产关系，研究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决策和相互关系受怎样的制度规则体系约束。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体系，从根本上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剥削阶级及其统治，虽然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等作为特定社会阶级及其集团早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使国民之间阶级分化、阶级利益根本对抗消失了，全体国民由一个没有阶级只有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共同构成。总体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超越世界历史上那些以阶级利益、阶级压迫为基础的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包容的为更广泛人民群众谋福祉的经济制度。与其他经济制度中阶级利益尤其是统治阶级利益决定制度规则、偏好、导向不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则、偏好、导向，必须注重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同时激励每一个人通过勤劳、奋斗、创造等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什么要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什么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什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什么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国际规则、标准和惯例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又要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等。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体系、制度机制，才能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切实维护、保障、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全体人民充分、自由、全面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植根中国大地，源自中国实践，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离开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没有实践价值、空洞无物的概念、范畴、模型堆砌；超越中国具体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乌托邦式天马行空的理论设想。

（一）理论构建能否超越阶段

在关于社会制度能否超越阶段的问题上，马克思也非常谨慎，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社会科学的理论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实际，高于现实存在，应当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和规律，适度超前。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理论不能超越国情实际、超越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发展变化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很难科学分析中国经济实践，也不可能科学指导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实践，超越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情况总是更多。这种过度理想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偏好，反映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急于生产关系革命和经济制度变革，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基础上搞生产关系的“穷过渡”。比如，农村农业所有制改造，狠批尊重客观规律的人是“小脚女人”，极短的时间强制实行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大一统的“三级跳”，大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再比如，“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英超美，不顾发展基础、发展条件，跑步奔向共产主义，导致国民经济巨大震荡。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中国长期以来超越国情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认识和行动表现，就是很多人特别是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总是喜好“宁左勿右”。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做任何事，当然要警惕“右”，但更主要是防“左”。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看，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不能科学地令人信服地分析解释丰富生动多样的中国实践，理论明显滞后于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发展进程。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存在“食洋不化”、“食古不化”，没有深入根植中国具体国情和发展实际，没有搞清楚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实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或经济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二）理论构建必须符合国情实际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越是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越要把握历史方位，保持战略定力，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走对的路。

一是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关于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至少要100年不变，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中国国情，深刻认识发展环境、发展历史、发展水平、发展状况，谋发展、促改革、出政策、定战略等，都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强调初级阶段至少要100年，就是提醒我们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不断发展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会变化，发展阶段内涵特征会变化，但都是在初级阶段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生的变化，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动摇，就是要告诉全党全国人民，更高阶段的大同社会是我们伟大理想，确立的改革开放目标更需要好多代人脚踏实地接续奋斗，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不会变，市场经济体制只会更加成熟、完善和规范，让人民有更长远稳定的制度性预期。

二是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定制度自信、推进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分析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结构或经济制度体系运行规律，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治理体系创新。中国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关键要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经济制度，坚持立足初级阶段国情实际，推进经济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相互融合、依法保障，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公有制经济不行，走私有化也不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不是绝对对立的，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越大越公的纯公有制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激发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促进生产性投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强化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并抑制单一所有制的弊端，从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既缺乏激励效率的效应，又缺少公平分配的结果，导致“大锅饭”和低水平极端平均主义盛行。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除按劳分配外，还根据经济活动中投入的资本、技术、管理、企业家才能、信息、知识等各种要素，按照实际贡献率进行收入分配。从而充分激活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潜能，极大调动了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的积极性，保持了国民经济四十年近两位数增长，城乡人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总体上同GDP增速保持同步。

在资源配置体制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认为计划配置资源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存在。计划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摒弃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以每个人切身利益激励约束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的功能，又有力发挥政府调控纠正经济周期波动、结构性失衡和市场负外部性等一系列问题。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创举，也是中国创造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奇迹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国家不仅没有抑制、废除市场，而是培育、支持市场成长，并寻求务实、智慧、有效的监管，使市场更加有序高效运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和巩固这些经济制度，并继续完善创新相关经济制度和治理体系。

围绕交易范畴重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体系的社会科学，但是生产关系和制度结构在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中才能把握。当今世界的经济活动是空前的，经济活动范围从一个国家延伸到全球，经济活动的方式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各种体验经济等，经济活动形式越来越多种多样。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经济、全球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现在的交易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交易，而是全球交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也逐步进入全球交易体系。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变化，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因素都在流动、交易、交换、重置，都在优化配置。那么决定这些变化背后的是制度和经济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将交易过程作为起点，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从交易过程出发，能够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系具体而深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交换关系、交易关系呈现空前复杂的景象。交易的内容越来越多，资源、劳动、产品、服务、资本、货币，现在都是交易的要素，还有技术、信息、知识也进入了交易体系。交易本质即各种资源、资本、知识等要素的流动，因此交易带来了全球要素、资本、产品、技术的迅速便捷地流动。交易越来越多，就要求制度创新要致力于降低交易成本，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更好地融入更广泛的交易体系。然后随着交易的发展，现在交易的方式、交易的体系、交易的市场也越来越多，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到虚拟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这些市场的交易方式、交易结构越来越复杂。但是再复杂，还是要有规则，其背后还是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劳动的交换、人和人之间的权利的交换、人和人之间对物的占有的交换、人和人之间的资产和财富的交换。所以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应该从交易环节入手，这符合现实经济运转。

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解决交易成本问题。生产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变迁，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关系或制度结构改进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强调制度创新的根本性作用，一定要想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让商品、要素、资本、技术可以更迅捷、更便宜、更安全地流动。比如，明确产权是交易的前提，降低交易成本就要保护产权，因此就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产权。再比如，现在很多生产需要跨国合作、共同生产，很多生产类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的制度管理就很重要，不同国家、企业的标准要符合国际通行规则，才能更好地推进合作。所以一定要研究交易背后的制度结构，要研究制度创新，解决怎样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制度不断向有利于交易合作，扩大生产链的方向发展。

以交易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既符合实践发展又具有理论可行。对交易方式、交易规则的分析涉及“人与人关系”，改进交易成本的各种努力就是制度创新，可以借用新古典理论各种基本技术分析方法和工具加以解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讲，围绕交易活动等展开分析，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原理，又能够有效借用新制度学派创造、积累的积极成果，运用现代经济学规范的技术分析手段和一般理论范式，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通行范式。

（二）以交易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基本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交易为中心紧扣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展开分析，要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按照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有机结合的路线构建。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源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或制度体系的基础性、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价值观念、基本原则、主要范畴等。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揭示其核心要义和基本特征及其客观必然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归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从制度层面深刻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进规律。

二是以交易为中心，逐步展开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易方式、交易机制、交易内涵、交易主体的变化，通过对丰富具体的交易过程的理性分析，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内生性变化及其规律和特点。研究重点包括所有制与产权制度、现代企业运营管理制度、各类市场的监管制度等，如何推进建立公平、统一、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参与者在交易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交易越复杂，越要有制度保证，制度要能有效促进企业优胜劣汰，让好的企业进入市场，坏的企业有序退出。比如，中国金融空转厉害，金融企业利润过高，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关键就是金融制度创新不足，金融结构固化，要强化制度改革，真正推动资金流向创新企业、流向中小微企业，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

三是深入到交易活动之中，聚焦交易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分析研究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的经济活动、行为决策和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关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财产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制度、政府管理体制等制度的形成与演进规律。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和小国不一样，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再到市、县、乡镇、村等，各类交易主体数量多、内部关系复杂，宏观管理要从实际出发，既强有力，又能落地、能落实。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采取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的管理制度，对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确保基数不变、增长按比例分成、一定几年不变。既保证了中央的集中统一，又赋予了地方极大的灵活性，地方政府之间放开放活经济、拼命招商引资的兄弟竞争非常激烈，不仅有力推动了分权型市场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有效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财力不足问题。因此，只有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演进的过程内部，系统分析政府、企业、机构、个人等交易关系主体的行为特征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制度创新渐进式变迁规律。

四是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经济交往扩展过程中，跨国交易活动、交易制度与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形成超越单个国家，形成世界性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制度既要以每一个国家经济制度为基础，也必须有不完全等同于每个国家经济制度的统一的国际经济制度。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之间经济制度的博弈竞争、互动交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要相应调整改变，反过来中国经济制度也会拉动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发生深刻变化。当今世界的经济制度，总体上是市场经济制度，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规则惯例和通行制度，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更加积极主动适应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利用全球化。中国的企业制度、交易规则等只有与国际规则接轨，才能更高效便捷地走出去、引进来，优化配置全球资源、要素，推动国际分工合作深化、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中国融入世界的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好大国应有的责任。

结  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有不少研究从不同侧面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本文认为必须紧扣生产关系研究经济制度体系，而生产关系通过交易过程得以实现、拓展，因此以交易为中心才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际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围绕交易范畴构建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