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经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始终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条经验，就是发源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其基本内涵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枫桥经验”，凝结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

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与时代同行，“枫桥经验”焕发活力，成为社会治理的一棵常青树，成为新时代政法综治战线必须坚持发扬的一块“金字招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各地针对社会治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在继承中创新，在积累中深化，以实践作笔，书写新解，演绎了一个个动人故事，创造出一个个基层善治的样本，形成满园春色的可喜局面。

为在全省形成比学赶超、创新实干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态势，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省委政法委自2018年12月起，在全省开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江西实践展示交流活动。活动采取推荐申报、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25个优秀成果和5个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典型经验，今起在本报连续整版推出。 

社会治理新一轮创新的序幕正在拉开，我们期待，带着泥土芬芳，闪着智慧光芒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江西模板集群，能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进一步提高全省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护航人们的美好期盼和幸福生活！

联村共治

将司法深度融入乡村治理

寻乌县人民法院主动回应乡村治理新形势，围绕促进乡村平安和谐文明的目标，将基层司法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将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与便民利民深度融合、将审判职能与服务农村改革发展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联村共治、法润乡风”的“寻乌经验”。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写下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坚持寻乌调查的唯实求真精神，寻乌法院将司法深度融入乡村治理，探索出一条司法和乡风良性互动之路。

基层法院审理的都是婚姻家庭、劳务纠纷、农房纠纷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件，寻乌法院以自治为基，充分依靠群众，努力让“大家的事情大家办”。该院在全县60个较大村设立“五老”人员联系站，邀请“五老”人员共同处理矛盾纠纷。实施巡回审判模式，由一名员额法官联系1个乡镇、2个中心法庭、5个巡回审判法庭、60个巡回审判联系点，让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和监督司法。法官通过担任村民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顾问和列席会议等方式，建立与村民自治组织定期联系机制，共同化解纠纷。三年来诉前联合化解矛盾212起，委托调解案件69件。

坚持以法治为本，倡导规则意识。果业是寻乌县的支柱产业，因为柑橘黄龙病蔓延，涉果矛盾纠纷不断。法官们主动深入果园、果企和农户家中，起草果品销售样式合同，编写了涉果矛盾纠纷典型案例，涉果纠纷逐年减少。同时，适度诉前介入重大矛盾纠纷化解，对涉及脱贫攻坚、“三农”问题、“两违”整治等工作引发的矛盾纠纷，提前了解情况、提前现场处置、提前进行调解、提前释法析理，防止矛盾激化成诉。推行以“诉讼服务在一线、调查研究赴一线、巡回审判到一线、判后回访去一线”为内容的“一线工作法”，让案件当事人不出乡、不出村，就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服务。

寻乌是赣南客家人聚居区，该院搜集整理常用客家俗语，将客家民间习俗、家风家训、乡规民约吸纳到司法办案中。同时，充分利用祠堂文化中“和”的元素，以及宗族之间形成的血亲凝聚力，将发生在同宗同族之间的民事纠纷引入祠堂调解。此外，开展涉老年人案件专项治理，重拳整治不赡养老人等现象；针对寻乌县当地结婚彩礼过高的问题，向社会发布婚姻彩礼公约，倡导文明乡风。

联村共治、法润乡风。近三年来，全县已有16个村实现了无讼，73个村诉讼案件数在3件以内。

“访前法律工作室”

打通信访法治化“最后一公里”

如何提早将诉讼与信访分离，成为及时有效化解群众上访的重要环节。大余县改革信访流程，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法律团队，设立“访前法律工作室”，开展访前甄别指导、访中依法化解、访后跟踪评估，打通了信访法治化的“最后一公里”。

信访与司法的边界不清、缺乏专业人员，是基层信访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信访不信法”困局如何破？大余县对准“症结”，率先试行访前法律服务。

该县在信访大厅设立“访前法律工作室”，成员由签约律师团队律师、信访干部和从公检法司抽调的业务熟悉、热心群众工作的干部组成，工作室还聘请了心理咨询师，共同为来访群众提供信访、调解、维权、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全方位服务。

在顶层设计上，大余县紧紧抓住访前、访中、访后三个环节，再造信访流程。

访前精准识别——上访群众第一站先到“访前工作室”，由专业律师等人对信访事项进行分析和甄别，按照信访受理、法定途径、行政调处、民事纠纷、综合类事项这五个分流渠道进行疏导分流，为上访者找到最合适的诉求解决渠道。访中精准参与——信访事项受理后，接访律师参与信访事项的协调会商，为信访事项办理、复查以及审核认定办结工作提供法律意见。访后精准评估——律师团队对四类信访事项独立开展第三方评估，提出下一步意见和建议，出具评估意见书。

此外，大余县将访前法律服务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每年设立专款，作为“政府购买社会化解疑难信访案件基金”，足额保障信访业务经费。同时，出台登记接谈制度、会商制度、例会制度、跟进制度、衔接制度和考评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促进法治信访在大余落地生根。

运行环节的创新，服务的专业性，不仅提高了个体访、初信初访的办理效率，有效推进了诉访分离，更缓减了群众与政府直接“对立”冲突，提高了信访案件的化解效率。通过访前法律服务工作，呈现出信访工作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信访出口从“单一”向“多元”转变、信访人从“信访”到“信法”观念转变、信访秩序由“乱”向“治”转变的可喜变化。

改革先锋邱娥国

把扎根群众当作工作“法宝”

“枫桥经验”的本质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邱娥国工作法的核心是服务群众、真情为民、一心爱民。两者一脉相承、内在相通，凸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走街串小巷，和蔼态度亲，婆婆如在家，坐下拉拉呱，见人多询问，见事多观察，热心办民事，温暖送到家。”邱娥国自编的这些顺口溜，已口口相传20余年。这是他践行“枫桥经验”的生动写照。

1979年，邱娥国从部队转业，成为一名普通的派出所民警。他主动跟老民警当“学徒”。“我对一次人口普查深有体会，问得清就写得清，问不清就写不清，这就必须做到‘四勤’，即嘴勤、手勤、脚勤、脑勤。”长年累月，风雨无阻，辖区的一条条街巷、一幢幢房舍，没有邱娥国不熟悉的。街坊们也慢慢记住了这位身高一米八三、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民警，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群众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强烈，对警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邱娥国不断尝试创新勤务模式，摸索出户籍民警“一图、二诀、三本、四勤”工作法，推广“警民联系卡”“警民联系牌”等便民措施。

邱娥国还结合曾经当过炮兵的经历，借鉴应用方位图工作法，为辖区内每栋楼、每处院都画了方位图，记载每户的具体位置、户主姓名、家庭住址、居住楼层、面积、结构。他设计了10多种本子，如特征本、工作记录本、暂住人口登记本等，分门别类记载着辖区人口的姓名、年龄、体貌特征、经济状况。邱娥国如同一台“活电脑”，他的本本就像是“大数据”，哪户群众有什么困难需求，他都“耳聪目明”。 

从警20多年，邱娥国串百家门、知百家情、办百家事、暖百家心。“当户籍民警就要姓‘户’，要把百姓当亲人。”邱娥国说，“群众基础好了，公安工作就好开展了，群众就更有安全感了。”

邱娥国先后奉养过10余个不沾亲不带故的孤寡老人，并为他们送终。辖区居民许汉宝去世后，邱娥国不仅帮助办理后事，而且把他两个年幼的女儿许珍、许凤接回家照顾，帮助她们完成了大学学业。在许珍结婚的大喜之日，邱娥国站在新娘父亲的位置上，郑重地把许珍交托给新郎。

如今，邱娥国已退休10年有余，但服务人民群众的心没有退休，每天坚持到辖区里转一转。“唯有走进百姓中间，才能把工作做到百姓心坎儿上，才能保一方平安、暖一方民心，扎根群众始终是基层民警的工作‘法宝’！”邱娥国说。

依法办理、释法说理、矛盾处理“三融合”

“枫桥经验”的检察智慧

面对新时代新变化，鹰潭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办理、释法说理、矛盾处理“三融合”，积极摸排并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实现专业化力量和社会化力量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同向发力，确保矛盾纠纷不上交、不下移、“不出检”。

转隶背景下，“枫桥经验”检察版如何打造？鹰潭市人民检察院给出了答案。

坚持“三融合”。该院把握依法办理原则，依法少捕慎诉少监禁，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居中”环节的黏合功能，在监督中促进化解矛盾纠纷；把握释法说理原则，统筹考虑法理和情理最佳融合之道，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把握矛盾处理原则，加强与各方沟通协调，实现平息矛盾纠纷、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的“三赢”效果。

实行“三看三听三公开”。该院聚焦群体访、缠访闹访、串联访、涉检信访等案件类型和舆情影响，制定信访安全稳控实施办法；坚持听取当事人诉求、社会化建议和专业型意见，打造爱群心理咨询、爱群释法说理、爱群矛盾调处团队，审慎处置矛盾纠纷；实行“公开审查、公开宣告、公开回访”，深化第三方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工作，有效汇聚矛盾化解合力。

夯实“三大平台”。夯实派驻检察室暨法治教育基地平台，该院积极打造派驻龙虎山生态检察室暨生态廉政教育基地和“农林水工”检察室，推动派驻检察室成为践行“枫桥经验”的前沿哨所；夯实12309流动服务中心平台，发放法治宣传资料2000余份，精选23个“活案例”进行现场教育，将优质检察产品快递到老百姓家门口；夯实“预防邮路+”平台，让全市53个邮政网点、115名邮政投递员和148名邮政便民服务点工作人员成为检察宣传阵地和宣传员。

做优“三篇结合文章”。该院将“枫桥经验”发动群众和促进社会修复等理念融入生态检察实践，延伸检察监督触角，聘请91名检察联络员成为发现线索的“千里眼”；将“枫桥经验”以人民为中心、就地解决问题等精神融入民生检察，开展“保护千家万户舌尖上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积极服务精准脱贫攻坚战，打造党建连心、敬老爱心基地；将“枫桥经验”促进有效改造等理念深度融入未检工作，建立“护燕工作室”“向日葵课堂”“起航”观护基地等，护航未成人成长。

《金牌调解》

人民调解走上荧屏

《金牌调解》是江西省司法厅与江西电视台联合打造、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电视调解平台。从2011年3月份开播至2018年11月底，累计播出2564期，现场调解矛盾纠纷2361件，成功率91.5%；场外调解1048件，成功率99.8%，取得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调解一案、化解一类矛盾的效果，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组织。

人民调解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电视调解”既可做到形象、直观、有吸引力，又能体现依法、严谨、务实等鲜明的特色，还能达到传播快、宣传广、公信力强的良好效果。《金牌调解》主要体现了“三个创新”： 

合作模式的创新。省电视台承担了大量节目采编、策划工作，省司法厅重点加强人民调解行业指导，协助《金牌调解》打造调委会、做好案例推选、典型宣传等工作，变过去“单打独斗式”的调解为现在“强强联合式”的调解。

调解模式的创新。传统式的“老娘舅”式人民调解模式宣传教育面有限，《金牌调解》节目的调解过程注重“法、理、情”并用，邀请一对或多个有矛盾纠纷的当事人进入演播室，调解过程充分融合了辩论元素，互动性、教育性的氛围浓厚，变过去“闭门”式调解为现在的“开门”式调解。

宣传模式的创新。运用电视这一新闻媒介，将真实的调解案件与电视综艺手段相结合，为观众展示矛盾纠纷调解的全过程，形式新颖独特，变过去“纯理论”宣传为现在“活案例”宣传。

自开播以来，节目成功为全国3400多个家庭化解矛盾纠纷，特别是化解了580多起长期未解决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节目更起到了教化社会大众的作用。通过《金牌调解》这个直观平台，由人民调解员在电视荧屏前，以案释法，为观众展示矛盾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使全省乃至全国上亿的电视观众，从活生生的调解案例中受到法治教育。

此外，节目把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的全过程，通过电视节目呈现给观众，充分展示了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精神风貌、调解艺术和辛勤劳动，加深了社会各界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了解，在省内外形成了有纠纷找《金牌调解》的品牌效应。

“综治银行”

储蓄文明收获和谐

安义县针对农村青壮年多外出打工，村内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居多的实际情况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力量相对薄弱的短板，在农村设立综治银行, 通过党政搭台、群众“唱戏”，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的生动局面。

说起银行，大家都不陌生。安义县借鉴银行储蓄和支取的经营模式，将所在自然村村民以户为单位进行划分，每户开设一个“综治银行”账户并发放一本储蓄存折。每天根据村民在德治、法治、自治等方面表现给予加减分；每月对村民账户积分进行汇总，张榜公示；每季对积分超出50分的村民，给予相应奖励，并在年终开展表彰。截至目前，全县已设立“综治银行”215家，覆盖全县20%的自然村。

在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指导下，相关自然村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推选能吃苦、吃得亏、威信高的村民组成理事会，具体负责“综治银行”的日常事务。通过“镇村投入一点、社会赞助一点、村民捐献一点”的办法筹集综治基金，用于保障积分兑换奖励和村庄安防建设。建立健全“综治银行”章程、村民综治积分评分细则、“综治银行”业务指引、运作体系等规章制度，让“综治银行”运转规范，高效透明。

依托“综治银行”这个载体，理事会吸纳有能力有威望的“村贤”建立村议事微信群， 制定了统一征收建房用地、统一红白喜事标准、统一规划墓地墓碑、统一规范婚姻彩礼、统一禁止各类赌博、春节过年统一聚餐的“村策”，从源头预防了矛盾纠纷。

“综治银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和平安创建的积极性，开创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良好局面。

存进的是互助协作精神，取出的是平安和谐氛围。“综治银行”推广以来，安义乡村出现了治安零发案、群众零上访、矛盾零上交和村容村貌变靓、房前屋后变净、村民心情变好的巨大变化。2016年，该县公众安全感测评首次迈入全省前十位，2017年再进位列全省第四位，先后荣获“全省平安县”“全省信访‘三无’县”和“全国社会治理创新县”等荣誉。

（杨 静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