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凌云

今年是“九叶”诗人唐湜先生诞辰100周年，温州市文联计划为唐湜先生编印文集，由我牵头。唐湜(1920年-2005年)，温州人，原名唐扬和，出版有诗集《骚动的城》《飞扬的歌》和历史叙事诗《海陵王》等，是九叶派在新时期创作产量最大的一位，在九叶诗派中的身份是双重的，不仅是诗人，而且是最重要的诗评家之一。

纵观唐湜先生的一生，是曲折、颠簸的一生，特别是他1952年赴北京教书，后入中国剧协参加《戏剧报》工作，是他人生大喜大悲的开始，他在北京与许多文化名家有过亲密交往，到1957年被定为右派押送到黑龙江劳改。旧历年前，我与唐湜先生的儿子唐彦中到北京拜访了几位他的诗友或诗友的子女，既为了寻找唐湜先生的文稿、书信等，也想借机听听他们记忆中的唐湜先生，从而对这位著名诗人的人生和成就有更明晰的认识。

郑敏（著名“九叶”诗人、评论家）：唐湜先生的诗歌有“新古典主义”的意味

金黄的树叶垂挂在红褐色的围墙上，在风中飒飒作声。我们来到清华大学荷清苑，拜访99岁高龄的诗人郑敏先生。唐湜与郑敏都属于“九叶”诗派，另外还有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九叶”诗派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代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郑敏先生是“九叶”派中唯一健在的、创作生命最长的诗人，是中国诗坛的一棵世纪之树。

老人家苍颜华发，身穿大红羽绒服，坐在沙发椅上慈祥地微笑。我送上一本《一叶的怀念——唐湜纪念文集》，她拿在手里看着封面说：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叫《一叶的怀念》，就很兴奋，我要先品读，我读完了，才能还给你。我们被老人家的话语逗笑了，连忙说：这书送给您。她突然一脸严肃地说：我觉得你们很难得，很佩服你们对于已故作家、诗人的注意与重视。

我们谈起了“九叶”与唐湜先生。1939年，19岁的郑敏考进了西南联大，写下了第一首诗歌《晚会》，便一直笔耕不辍。1949年5月，29岁的唐湜在温州为在美国留学的郑敏写下了评论《郑敏静夜里的祈祷》，他认为在联大的三大诗人中，“杜运燮比较清俊，穆旦比较雄健，而郑敏最浑厚，也最丰富，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丰富、跳跃，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

据郑敏先生回忆，1979年中国文学的空气开始暖和，使得诗人们也活跃起来，那一年，“九叶”诗人第一次聚会，地点选在曹辛之家中，那次是郑敏和唐湜第一次相见。1980年，九叶诗人第二次聚会，是在陈敬容家里，他们共同讨论出版一本诗歌合集，取什么书名？大家各抒己见，其中辛笛说：“我们九个人，总不能称自己为九朵花吧？”当时书名没有定下来，后来陈敬容、袁可嘉、郑敏等商定《九叶集》，唐湜、辛笛以通信方式同意了该意见。袁可嘉为诗集写序，唐湜和陈敬容对序言进行加工和补充。《九叶集》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

郑敏先生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歌落后于世界潮流，我们那时都还年轻，怀着一颗跳荡的诗心，大家都在写诗，也读彼此的诗，大家诗的风格和对诗的观点接近，又都比较了解外国文学，而且明显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大家的心愿都是好的，在创作中继承民族诗歌，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技法。当时创作的处境不很容易，我们慢慢地往前走，比较困难，但还是坚决地走下去，让我们的诗歌靠近或跟上世界潮流。唐湜先生的文字一向很考究，创作的经验比较多些，把西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合得好，有‘新古典主义’的意味。在十四行诗创作上，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十四行诗对韵律要求高。我在向他学习，也希望他发现我创作中有的问题，直接告诉我。我国文学评论上提意见的人少，文学批评落后了，唐湜能提意见，所以他很难得。我跟人接触不够多，也很少参加活动，我跟唐湜有过通信，但不认识他的家属。”

沙灵娜（著名“九叶”诗人、翻译家陈敬容大女儿）：唐湜先生与我母亲是“最亲密的挚友”

“九叶”诗人陈敬容先生的大女儿沙灵娜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们头顶暖暖的阳光，来到她位于海淀区西苑的寓所。现年78岁的沙灵娜脸色红润，一头银发，她的丈夫陈振寰也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陪同我们一起交谈起来。

陈敬容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抒情诗人，唐湜曾直言：“陈敬容先生是我最喜欢的女诗人。”谈起唐湜先生，沙灵娜在记忆库中搜索了一下说：“我跟唐湜先生好像见过一面，印象中，他年轻时长得非常周正。他不仅写诗，在诗歌理论上做得很多，写了许多诗评。他写作的那个年代，古典诗歌理论比较全面，新诗理论零零散散，没有系统，他的《意度集》，对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是有贡献的。同时，他在凝固‘九叶’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沙灵娜又说：“1979年我离开北京去读书了，后来也极少跟我妈妈生活在一起，她跟我妹妹住，我妈妈只留给我一个印有她照片的小瓷盆，还是我向她要的，其他所有财物，包括她创作的书籍、藏书、书信等，我都没有。我妈妈有跟我说起唐湜先生，说得不多，说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可有一点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们私交特好，是彼此最亲密的挚友，诗的友谊非常深厚，也很亲切，我妈妈喜欢叫唐先生‘唐胖子’，就像姐弟一样，我妈妈比唐先生大3岁。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应该很多，可惜我都没有见过。我知道唐先生特别看重我妈妈的诗歌，写过多篇评论，我妈妈的古典文学功底好，她的诗歌受古诗的影响大，讲究节律，注重用韵。”

据唐湜先生的书稿，他和陈敬容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的臧克家先生家中，那是1946年春天，同在的还有曹辛之。1978年的一个秋日，唐湜和唐祈、曹辛之相约到陈敬容位于北京宣武门西大街16号楼的寓所里相会，大家开心不已，照相留念，陈敬容请三位诗友到饭店就餐，畅谈别后情况。后来唐湜每次赴京，下了火车就坐地铁去她家，放下行囊后去找旅店。据唐彦中了解，唐湜与陈敬容在晚年时书信来往频繁，比如1988年1月16日，陈敬容曾给唐湜写信说：“但我近数月的情况，却不是一般的小病了……检查了心肺，说原先的冠心病已转为肺心病……看来，相当时期内无法做什么事了。” 她的信还常有孤茕凄凉之语，让唐湜心酸。而唐湜的信却带给她“温暖的老友情谊”，使她感动。1989年10月20日，她给唐湜的信中说：“精神极差，晚间很早就得上床睡觉，但经常失眠，生活兴趣似乎完全丧失了，当然更主要丧失了生活能力，常常顾此失彼，无一是处……”这也许是陈敬容写下的最后一封信，18天后的11月8日，她因患肺炎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2岁。唐湜先生听到消息后写下：“她这一生经历了不知多少个悲剧，尝过了不知多少爱与生命的苦果，经历过多少诗的艺术的悲剧。”

陈振寰教授分析：唐先生与陈先生的关系这么好，主要原因来自他们的人生遭遇。唐先生遭受那么多的磨难，一定饱受人情冷漠；陈先生1958年离婚后，即使与女儿住在一起，也基本上处在一个孤单的状态中，她的屋里挂着一幅字，是《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可见她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

沙灵娜说：唐湜先生在《怀敬容》一文中写道：“72岁了，心情凄凉，身心交瘁，竟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1991年6月，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感谢唐叔叔对我妈妈的关切与情谊，妈妈的离开过于突然，过于意外，但在她病逝之前的一周里，我与振寰日夜守在她身边，她去世时并不是非常孤零。唐先生没有回信。此事一晃过去28个年头，唐湜先生也墓木已拱，后生的我也白了头发。

章燕（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屠岸女儿）：我爸提出了“唐湜现象”的终极含义

拜访章燕教授之前，我读过她主编的《郑敏文集》和关于辛笛、穆旦诗歌的论文。她的父亲屠岸先生是唐湜先生的好友，她受父亲影响，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方面的研究，她还是郑敏先生的学生，与她聊唐湜，容易走进内心深处。

章燕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一见面，我们没有铺垫，直奔主题。她说：我爸在《生不逢时——屠岸自述》一书中，有专门一个章节写他与唐湜先生的交往，2003年，唐湜先生的两卷本诗歌集经我爸的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爸还写了一个序，引用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小精灵丽儿的歌：“他的一切都没有腐朽，只是遭受了大海的变易，化成了富丽新奇的东西。”用这首歌象征唐湜的诗歌创作，并提出这是“唐湜现象”的终极含义。2003年11月，我爸赴温州参加唐湜先生诗歌创作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的当晚，他到了唐湜先生家里，与唐先生及夫人深谈。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

章燕教授还知道他父亲是通过作家李诃介绍，认识唐湜先生的。年轻时的唐湜血气方刚，向往革命，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西安的监狱里，与李诃成了狱友，后来都获得释放。1954年，唐湜经李诃介绍到《戏剧报》工作。章燕说：从1954年到1957年，我爸与唐湜先生是同事、诗友，又同住在北京芳草地，成了邻居，特别谈得来，对诗很有话题。我爸还因为唐湜先生被打成右派而特别内疚，因为唐先生被定为“极右”的三篇文章，都是我爸给发表的。我上中学时，我爸跟我讲过唐先生的遭遇，劳改结束被遣返回温州，还长期没有工作，我爸一直很担心、很牵挂，说这是一件很严酷的事情，一家老少，怎么生活呢？

唐彦中接了话题说：我父亲1961年像一只倦飞的鸟儿回到温州，靠变卖家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翌年经人介绍，到“永昆”任临时编剧，开始“江湖生涯”，1966年“文革”开始，我父亲在剧团也不能呆了，又经人介绍到温州房管局下面的建筑公司做粗活，拌水泥、搬东西、拉板车等。1977年他的“问题”得到了改正，终于迎来了夕阳一般的日子。

章燕说：是啊，我爸每次说到唐湜先生就会激动，说他很不容易，在如此逆境中一直没有放下诗笔，在极其严酷的环境里写出那么美好的诗歌，他大量的重要诗歌都完成在困厄之中，他用自己悲苦的经历去献祭美，他的诗没有悲情的元素，深沉的忧患意识化为对生活热爱的灵光。我爸说唐先生不大会诉苦，总用平常心对待一切苦难，抱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一点让我爸敬佩，我爸说自己挺不住严酷的打击，更不可能在人生逆境中这样大量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爸给我唐先生的《幻美之旅》《海陵王》等书，我读得很专心。那时，我家已从芳草地搬到和平里，我正在上大学，住校，偶尔回家，有时见到来北京开会的唐先生到我家来，还给我们带来温州的豆腐干，是南方的小豆腐干，薄薄的，香香的，留给我挺深的印象。他进屋就跟我爸到房间里聊天，具体聊些什么我不知道。我爸年轻时就对那种纯粹的美特别上心，如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歌就很能打动我爸的心，他翻译了大量济慈诗歌，济慈也是用悲情的经历去歌颂美，去世时年仅25岁。所以，我爸撰文道：“他（指唐湜）的所有的痛苦，悲凄，怨愤，焦虑和郁结，都经过了过滤，发生了嬗变，实现了纯化，因而升华为欢乐，温煦，缱绻，梦幻，宏伟和壮烈！”这就是“唐湜现象”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