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真 文

孙诒让（字仲容）先生与俞樾、黄以周并称为“清末三先生”，被誉为“三百年绝等双”（章太炎语）；“清末第一大师”，“殿有清一代，光芒万丈”，“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梁启超语）；“启后承先一巨儒”（郭沫若语）；“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师”（姜亮夫语）……这里举出的不过是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而已，如果再加勾稽，还可以举出很多。

曲高和寡，大师难免寂寞。先生巨大的成就和他与那些“热门”大师相比颇为寂寞的声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是历史的不完美，但这种不完美，又似乎显示了他的沉稳和深厚。

先生的人生是不可复制的传奇，但先生的人生需要历史的还原。

一

说起来，我和孙诒让先生也算有缘。我有幸和先生同为故乡人，敝宅到玉海楼不过二三公里，到砚下村孙氏故居也不过十数公里。在我还不知道“孙诒让”的时候，我先知道了玉海楼。后来，瑞安老城区中心最大的广场，被命名为玉海广场，再后来，玉海广场上树立起了先生的全身铜像。从孩童到少年，我无数次从玉海楼前走过，从玉海广场走过，从先生的铜像下走过。

后来我外出求学，毕业后到温州大学工作。温州大学由温州师范学院和原温州大学合并而成，而温州师范学院的前身就是先生创办的温州师范学堂，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先生为温州师范学堂题写的校碑，至今仍珍藏在温州大学校史博物馆。2008年5月9日，在仲容先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先生全身铜像在温州大学北校区（即原温州师范学院校址）落成，成为温州大学的精神地标。从入职到现在，我又无数次从先生的铜像下走过。从少儿时代到现在，我几乎走遍了塞北江南、西域东瀛；但从玉海广场到温州大学，我似乎还没离开过先生的铜像。

温州师范学堂是先生晚年心血铸就的，他去世之后的追悼会，就在温州师范学堂举行，学堂内还建有一座怀籀厅。先生的从妹婿、“东瓯三先生”之一宋恕曾有题温州师范学堂联曰：

秀绝江山，登惟一新台，当立志使永嘉学派复活；

壮哉堂室，愿此中多士，共勿忘是籀庼心血所成。

温州师范学堂诞生于急剧变革的清末，开浙江师范教育之先河，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最早创立的现代师范学校之一，对温州的近现代进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时温州师范学堂的教师，都是一时俊秀。国文、历史等虽属于传统学科，但在孙诒让先生的直接引领下，所选聘的教员或是具有开明的胸襟和眼界，其中不少人还有出洋考察、留学的经历，如曾亲赴日本考察学务并著有《东瀛观学记》的刘绍宽先生；或是毕业于新式学堂、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式人才，如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刘景晨先生；或虽属旧式文人，但对维新事业报以极大的兴趣并积极投身其中，如地方学究式乡绅张棡先生。温州师范学堂（1913年更名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有的后来还成为某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如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中西交流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陈竺同先生等，再如考古学界泰斗夏鼐先生，早年也毕业于十师附小。

二

孙诒让先生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学者，他既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终结，又在诸多领域开启了新学术的先声，是一位典型的承前启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他还是伟大的教育家和实业家，在他主持下，温、处两府先后创办新式学堂三百余所，其中不少专门性学堂开全省乃至全国教育之先河，直接推动了浙江、特别是浙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同时，他也是著名的藏书家，瑞安玉海楼与杭州文澜阁、湖州嘉业堂、宁波天一阁并称为浙江四大藏书楼。

孙诒让先生虽然给后人留下难以估量的精神遗产，但他在人世上却只走过了短暂的六十个春秋，而后人对他这短暂而不凡的六十年生命的了解和研究还很不足。就连许嘉璐先生也说：

“我从年轻时候读《周礼正义》等著作，到中年因工作的需要又翻译了《周礼正义》，但对孙诒让生平的了解，一直仅限于《清史稿》本传的那四百多字（原注：其中还大段引用了《周礼正义·序》上的话）和几位学者在论其学术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一点点史实。”

其实，《清史稿·孙诒让传》所记孙诒让先生的卒年还是错误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有缘人”的我，感觉到十分有必要对先生的生平做一番系统的梳理。至于形式，也曾考虑过小说，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年谱，因为这样可以具体到月份，甚至具体到日期，以期将先生的生平事迹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出来。

决心已下，我开始沿着先生的人生轨迹，追踪着先生曾到过、特别是长期生活或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如瑞安玉海楼、砚下孙氏故居、孙氏宗祠及孙衣言任江宁布政使时先生侍父寓居的南京瞻园等；先生晚年在温州办学的旧址遗迹，如温州师范学堂、温州府中学堂、瑞安学计馆、瑞安方言馆、瑞安普通学堂、瑞平化学学堂等旧址；先生逝世之后相关的纪念场所、研究机构，如籀园（温州教育史馆）、温州大学孙诒让研究所等；现存玉海楼藏书的主要藏书机构，如浙江大学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等。

经过将近一千个日夜的奋战，终于在2018年——先生诞辰170周年、逝世110周年、温大铜像落成10周年的特殊年份，草成年谱700页。说实话，做先生的年谱，是很寂寞的，寂寞到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在研究室窗口正好可以看见先生的铜像，既然没人可以说，那就和先生说说吧。有了这尊男神，无论从事看似艰深寂寞的学术研究，还是面对这浮光掠影的大千世界，我心里都有一个像先生那样稳如泰山般的坚守。我始终坚信，有些风流是雨打风吹不去的。

三

拙编年谱所要展现的孙诒让先生形象，不是一个置之何时何地皆可的纯粹的学者形象，而是只能出现在晚清温州这样一个特定时代和地区的、主导时代进程的、特殊而复杂的一代伟人，这是先生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学者的主要标志。努力克服前人多把先生仅作为学者的局限，将他置于晚清社会大变革中，特别是置于晚清温州这样一个既封闭落后却又开埠较早、地域特征极为明显的地区，将温州历史上的永嘉学派精神与他所处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力图呈现他由一位治传统学术的学者转向兴学兴业、救亡图存的时代先锋的全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他又不断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在甲骨文研究等方面开一代之先河。

拙编年谱虽然将先生的生平分为四个时期，但重点在第四时期（1894年至1908年，47-61岁），占全书比重的70%以上。此前，先生的主要角色是学者，此后，他的主要角色是教育家、实业家。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除《周礼政要》《契文举例》外，皆已初成，而中日海战之败、其父衣言之卒，又给了他家国两方面的双重打击，他决意不复应考，此后之重心乃在兴学及实业，身体力行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之神髓。先生在即将走到传统社会尽头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新时代的召唤，在他的最后四分之一的生命里，绽放出了最绚丽的光彩。

这种变化不是突兀的、刻意的，而是自然的、必然的，其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就是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永嘉学派在南宋曾显赫一时，但元、明以来渐趋暗淡，到晚清又开始复兴，而衣言、诒让父子就是晚清永嘉学派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因父子二人的经历、时代都有所不同，故他们在永嘉学派复兴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相对而言，衣言主要是永嘉学派文献的整理者和研究者，而诒让则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者和具体实践者。《周礼正义》是先生前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周礼》也正是南宋永嘉学派重点研究的典籍，通过对《周礼》的研究，目的在于当下的改革，不是复古，而是革新。而先生晚年用了几乎四分之一的生命，致力于兴办地方教育、实业，以期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这正是永嘉学派事功精神最好的诠释与实践。

先生不仅是学术大师，同时也是思想巨人。张舜徽先生在他的《清儒学记》中，将先生单列为“十记”中的“一记”，并在全文结尾处，有一段会心之论。先生治学之精审、著述之宏福，令后人望洋兴叹，所幸中华书局已整理出版《孙诒让全集》，台湾也相关的《孙籀庼先生集》问世，这对深入研究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此外，诸如《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其中数种已有整理本）的出版，也为研究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拙编年谱，既得益于这些资料，同时也和它们形成呼应。

在此基础上，我还将再做深化、细化，撰写一部比较有特色的《孙诒让评传》，形成先生生平研究的“三部曲”：年谱、生平事迹资料汇编、评传，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将结合先生的学术著作，从纵横两方面深入挖掘其学术思想：纵的方面，主要研究其学术及事功思想与南宋永嘉学派的关系；横的方面，主要研究其与清代乾嘉学者、晚清永嘉学派复兴时期的温州学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期形成系统的孙诒让研究。

孙诒让先生是寂寞的，但他同时又不寂寞。先生以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无论在生前，还是在身后；先生又以造福桑梓的大功德，赢得了故乡人的尊崇与膜拜，在温州乡贤中，先生的塑像、雕像大概是最多的。先生的人格魅力值得后人追思，特别是他的治学与救世相结合的精神，尤值得后人学习和仿效。斯人之逝，虽逾百年；斯人之光，将与斯文长存。

三百年绝等双！或许，还不止是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