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松光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是37年前我退伍离队时部队首长给我的一句勉励话。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回想自己退伍回乡后所走过的奋斗之路，才算印证和理解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说此话的真谛。

我是个农村兵，1978年12月从鱼米之乡的温州来到“愚公移山”故乡——河南济源，成为了海军航空兵一员，服役4个春秋，从警卫连战士到政治处报道员、放映员。当报道员两年多，稿子上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等，被誉为“军营记者”，因此立过三等功，获过海航新闻奖二等奖。当放映员，获得了河南省三级放映员证书。这些应该可谓有“一技之长”。

1982年10月，我的四年服役期满，尽管有首长挽留之意，但那时全军正值提干和入党改革，战士留队成长余地很少，我选择了退伍。在机关退伍欢送会上，有首长勉励：“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有战友赠予“有志者事竟成”，成了我退伍回乡奋斗的励志方向标。当场我还“戏言”：“让大家在全国报纸上看我的新闻！”

当时，我虽有报道员、放映员的“一技之长”在身，但回乡后农村兵还是无处可施展，何况是求职无门。我在部队时报名参加三年的中国语言文学函授大学自学，回乡后继续参加温州函授站学习。那时，我家住乡下，离设在温州市区的夜学函授点20多里，一周三次夜学都得骑着自行车来回驰骑在乡间石子公路上，遇上下雨天，穿着雨衣迎着风雨骑行，每次回到家里都是夜里十点钟以后。此时，遇上了一位老兵“伯乐”，是仅有一面之交的县民政局局长老周既是函授学员，也是退役老兵，一次在课间闲聊时问我家住哪里、如何回家等，我诚实地一一告知。半年后，老周要破格让我到县民政局当月领30元临时生活费的带粮（不是城镇户口）“临时工”，我才一脚迈进了机关大门。若干年后，老周告诉他为何要我带粮去当“临时工”：正是一次无意闲聊，给他留下我好学、能吃苦、有上进心的深刻印象。

正是转业军人出身的老周这次无私“举荐”，我于1983年8月15日起骑着自行车到温州市区县后巷的瓯海县民政局报到，成了刚组建不久的县民政局编外“临时工”，当秘书使我的“一技之长”——写新闻有了用武之地。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虽写过稿，但办报是第一会，承担创办、主编全国第一张民政报纸——《瓯海民政报》任务。当时，我在单位没一张固定的办公桌，坐在局长旁边，一旦有人来访，我就得让座给来访者，一天让座十几次是常事。《瓯海民政报》虽是一张小小的报纸，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采访、编稿、画版样、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我干的。我从海岛到农村，从城镇到山区，全县的乡乡镇镇，也几乎跑遍了。为了办好报，我把许许多多个节假日和业余时间都搭上了。不管寒风料峭的严冬，或是酷暑炙人的盛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很少有空，同事们见到的我也是天天的忙忙碌碌，笑称我是“工作狂”。因为此次的“破天荒”，《瓯海民政报》成了当时全国民政系统颇有影响而独具一格的报纸，被列入了全国民政报刊序列。

唯有爬“格子”的人，才知道，“爬”格子的甘苦，我从忙忙碌碌的秘书到一个人办报的主编，并兼当新闻通讯员的“副业”，可谓走到哪写到哪。仅新闻稿每年被各级媒体采用上百篇，连人民日报“华东新闻”版时常有我写的新闻，新华社的消息也挂有我的名字。

干一行爱一行，是我追求事业的最低要求。有人问我，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难道就没有困难吗？其实，我也与其他人一样，也有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我家住远离机关20多里外的乡下，天天得骑车早出晚归。同时，我几年来的午休几乎是与办公桌连在一起的，几张凳或椅一拼就成了我午休的床，或伏在桌上合上一眼。我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后，繁多的家事接踵而来，还有家里有一亩责任田，收割播种也只是安排在节假日、星期天时间，这些都没有影响我的工作。由于我办报和写稿出了一点名，不少企事业单位以优惠待遇去聘我，如有媒体领导要聘任我去当记者、编辑，结果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有耕耘必有收获。1988年12月，单位推荐我参加首次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评选荣幸上榜，事迹被选入《当代孺子牛》和《中国民政人物》《中国社会百科全书》大型人物丛书。同时各种荣誉接踵而来。

时来运转。1989年3月，组织上关照我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从集体企业工人性质转为全民事业单位干部。后来，领导的信任更给了我工作动力，历练领导组织能力锻炼，让我先后担任瓯海区残联副理事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瓯海报总编等职务，出版了《话说温州人》《潮涌瓯海》等书籍。同时，我也从原来的业余新闻通讯员成为专业新闻报道工作者，既持有全国统一颁发的“新闻记者证”，还成为新闻单位“一把手”，今年初被晋升为副处级。40年来，我为各级媒体写稿刊用上万篇，直至退居二线仍不时有新闻稿披露报端。

参军已过40年，军营情怀总是难以忘怀，军人情结总是难以割舍。

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说：“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但是，是金子迟早会发光！”如今，年近六十的我在战友们的眼里算是个成功者、幸运者。

成功总是属于奋斗者。我最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