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方松

卢礼阳与杨志华主编的《潘鉴宗与温州旅杭同乡会》一书，考证严密，资料充实，行文严谨，视野宽阔，对于还原民国时期温州旅杭人士的情况，研究民国时期的温州人社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研究历史人物，如果仅从一个角度去审视，不能从全面的多维度的视野去思考、判断，往往以偏概全。真正深入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往往要深入到人文的背景，拨开重重迷雾才能发现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潘鉴宗与温州旅杭同乡会》一书，正是以潘鉴宗一个人物的社会交往与经济状况、军政往来、人文现象诸多内容，带动了他人生经历背后的丰富的温州人文背景，也从中发现一个时代的缩影。

潘鉴宗作为温州旅杭同乡会会长发起人，历任第一届至第三届会长，第四、五届名誉会长，并且出资购置同乡会办公会馆等，除此之外，他还出资创办庙后小学，瓯海医院，修复景德寺，资助光绪《永嘉县志》补修本，以及修桥铺路、建设路亭等大量的公益事业，体现了一代乡贤的思想行藏与人文品格。编者还著写《潘鉴宗年谱》，为研究潘鉴宗做出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也给研究者提供许多方便。行文至此，我想起琦君在《杨梅》一文中写父亲潘鉴宗临终的情景：“父亲只以含泪的眼睛看着母亲与我，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未能启口即溘然而逝了。”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生命的终极什么也带不去，唯有善者留其名。

此著除了对以潘鉴宗为代表的温州旅杭人士资料的挖掘之外，还深入到那个时代温州旅杭的文化背景，并且还延伸到潘鉴宗与夏承焘、刘景晨诸多温州文化人活动的事迹，以及温州民国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事件，使得温州地域的乡贤文化成为地域文化精神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表征与文化慧命。一个地域没有乡贤文化的传承，也就没有地域人文精神的高地所在。

上世纪三十年代，潘鉴宗在温州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但他的历史行踪，原本一直处于迷茫的状况。《潘鉴宗与温州旅杭同乡会》一书，除了对潘鉴宗旅杭与一些军政活动的展现外，编者还从童保喧、杜隐园、蠡佣、瞿禅（夏承焘）与夏鼐的日记，深入考察与挖掘，发现了潘鉴宗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足迹，为进一步研究潘鉴宗与琦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在琦君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表述童年的散文或《桔子红了》的小说，都直接反映出潘鉴宗对她的影响。从研究琦君文学角度出发，对于潘鉴宗的历史人文精神的还原，以及与潘鉴宗交往的夏承焘、刘景晨、杨雨农对琦君的文学影响，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潜在性的作用。这些资料为了解琦君文学生成的背景与审美的成因，以及成就其文学创作的丰富文化意涵，提供了许多可思考性的资源。

海外著名文论家夏志清说：“琦君的散文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传统，但她的成就、她的境界都比二李高。”（《夏志清谈琦君》）琦君的文学以词学的造诣，蕴含着深厚的儒释学养和丰富的人生磨难的经历，铸就了灵秀滋润的唯美风采。她那灵性美感的散文，表述善良悲悯的心灵愿望，是人格性情的表达， 也是人性人道人情人伦的体现。特别是琦君的文学语言是深受祖国经典语言的文言文，以及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熏陶过后铸就的白话文，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受到潘鉴宗的深刻熏陶与影响。

今年是琦君诞辰100周年，从琦君的文学特点来认识，她是以童年的故乡作为情感的摇篮，展现故乡、童年、亲友的人文风采，走向回归家乡的路。从作家的文学情感理解，就是寻找作家人文思想的流程。琦君曾说“像树木花草一样，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若能忘掉故乡，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琦君文学创作之“根”，是指故乡、亲人师友、童年。诚然，琦君文学创作的三条根系的人文背景，都离不开潘鉴宗人文思想的滋润成长。人的情感与审美是多层次的，特别对于美识的认知更是多维度的。研究琦君的文学思想，就要结合她的故乡与身世、亲友，以及瞿溪人文历史的意涵，才能更加深化理解与阐释琦君文学的人文意涵。因此，从潘鉴宗的历史渊源出发，从琦君文学作品中会感悟到更多潜在性文化意味的感通。

琦君的文学作品大多创作于生活的台湾与旅居地美国，然而其文学作品所具有“乡愁”的文化根脉，却在故乡温州。因此，从琦君作品所蕴涵着丰赡的文化意味，可以发现瓯越文化历史的源流，寻找人文精神的印记。因此，仅从琦君文学研究出发，就会发现，《潘鉴宗与温州旅杭同乡会》此书的出版，将会给广大读者与研究者提供琦君文学的丰富人文背景，开辟另一个窗口。